第二篇 古村漫话

印象里的村落

传统村寨是揭阳农村聚落特色的载体，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维系乡愁的码头，理性地认识并保护古村落，就是本真地抒发乡愁。

一

我们所称的传统村寨，在相关的学术领域称为传统村落。因此在本文的行文中，我们将参差互用。

传统村落是乡愁和民性的摇篮与载体，从大处而言，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情，也就是爱国之情。

什么样的村落可以叫作传统村落？简单而言，保留了较大的历史沿革，而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没有大的变动，保持着独特的民风民俗，虽经历久远年代，却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就是传统村落。再具体点说，有一定历史和人文内涵的村落，就是古村落，而古村落中人文内涵丰富的就是传统村落。2012年9月之前，学术界只使用“古村落”的叫法，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把习惯称谓“古村落”改成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这就是“传统村落”即本文所称“传统村寨”的由来。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家，中国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是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叠印着文明进步的脚印。传统村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

在揭阳，习惯于把村落称为村寨。这是因为，到了清朝咸丰以后，由于政局动荡，强盗蜂起，社会治安日益恶劣，各乡村为了自保，纷纷修筑仿似城墙的寨墙，圈围起乡村的主体部分，并派人轮流把守，以提高乡村的安全指数。从此，“寨”成为村的普遍现象，甚至取而代之。这是潮汕地区在村落方面的一大特色。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本土的特色，采用“传统村寨”这个概念来对现存的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表述。

二

揭阳已有5 000年的文明史，2 200多年的建制史，是岭南古邑之一。秦并岭南，设三郡，“揭阳”为其中南海郡的四个属县之一。

汉元鼎六年（前111），汉朝平定南越国，岭南重归汉朝版图，揭阳县得到重新确认。根据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揭阳县，已有一些乡村形态的聚落出现，其分布从近江的低坡、低丘逐步向平原地区推进。

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而且漫长的，这是因为一直以来，作为濒临南海的地区，揭阳的兵燹战乱从未停息过。以台风为主，水灾、旱灾、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的侵袭不绝如缕，加上地处边陲，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人口繁衍速度迟缓，因此乡村发展也相应迟滞，致使建设水平也一直在低层次上徘徊。乃至到了清朝前期，除了部分经济较好从而有了一定数量的真正意义的建筑物外，大部分乡村的住宅都还是简易的草木构筑物。正因为这样，许多村庄都以“寮”为名。这是翻开地方志就可以一目了然的。“寮”可以说是康熙以前许多乡村的形象写照。由于康乾时期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以及近代以后手工业发达的推波助澜，乡村建设才真正进入“全盛”，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质变，也才有了“乡里”与“寨”的频繁出现，而且有些还发展为聚落众多、人口众多的片村——即“龙”，如“邹堂龙”“桃山龙”一类的大型乡村，成了今人认识的传统村寨形象。村落规模扩展与人口数量的飞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现存古村落存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建筑遗物。而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包括揭阳乡村在内的潮汕历史乡村，是嘉靖版《潮州府志》，其卷八《杂记》专门置有“村名”一目，是本境已知关于村落最早的完整信息。那些以“都”为单位记录的揭阳县、惠来县以及潮阳县水都、黄坑都（即今普宁市境）的乡村，就是今日揭阳最早见之记载的古村落。其数量远远不及现有乡村的十分之一。好像在这个“名单”里面，属于今普宁境乡村的，有属水都的安田、莲塘、旱塘、果塘、尖陇五村，属黄坑都的昆头山、棉湖（后割入今揭西）、安仁、竹浦、赤窖、洪山六村。现在没有资料可以证明当时那些“村”有行政村、自然村之分，但从其现状推测，所记录的或即类似今日所称的“行政村”。这一历史信息显示：迟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揭阳实际成“村”的村落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至于“寨”更是难得一见，属于凤毛麟角。

到了乾隆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推动垦荒，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蔗糖、夏布生产的发展等，揭阳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急剧上升，村的数量也多起来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编的《揭阳县志·都图》中，渔湖都已“为村六十有七”，桃山都“为村一百零四”，地美都“为村五十五”。其中有些村，其实已是“龙”，即片村的形态了。然而这些见载县志的村，有不少在咸丰以后由于匪患、疫病而荒废了，像地美都（即今地都镇和炮台镇东部西溪以东地区）沿桑浦山部分的铁场、洋中、陈鹅、金厝寮、碑头、下埔、坑员、翁厝寮等，就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消亡了，仅仅留下一些残址。当时“记录在案”而存下至今，乃至发育成大村的，大概占其记录的三分之二。然而此消彼长的情况也有，即咸丰之后，虽然处于山内防护力量薄弱的部分乡村急剧消亡，但是平原经济发达地区的新村却也迅速增建。如光绪十六年（1891）所修《揭阳县志·都图》中，就记载了棋盘乡、新桐坑乡、梧岗里以及墟埔、刘厝寮、张厝围、店前围、溪南山村、月山村，“都嘉庆以后续建者”。此外，还有甲东里“邑绅郭升裕于同治十年新建”等。这些光绪以前所建的村落，也都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和乡情，也都可以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传统村落”。其中有的，如甲东里，甚至已被评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

乾隆以前的村落，大凡以厝、寮、里、乡、村命名，至乾隆以后，“围”“寨”——建有防护功能围墙的村子，由于治安需要迅速出现，其中“围”以蓝田都（今北河东岸地区）为多；“寨”以霖田都（今揭西县）为多，几乎占三分之一的数量。因此村称围、寨的也就多了起来。这是特定时期社情在村落建设上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村落除了少数因为水库、机场建设等大型工程需拆除外，再也没有“自然流失”的情况发生，但是新增乡村数量也很有限，大部分是在原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而已。故此，现在揭阳全市2 000多个村（行政村）中，大部分是传统村寨。只是其中因为部分旧屋的改建，以及空隙地新屋的增建，改变了原来的风貌；有的则因居民大量搬出成为“空壳村”后，缺乏养护正加速荒废。所以揭阳传统村寨虽然存量不小，但是很大部分的“质量”正迅速下降，加以有效保护和利用，可谓迫在眉睫。

三

揭阳的传统村寨，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表现于选址、环境、生态、格局、民居造型以及风俗等各个方面。诚然，这一切又都围绕建筑这一主题而展开。

传统村落的建筑，也就是学界所定性的“乡土建筑”。它具有自身的某些特色，但也具备普通建筑的文化意义。

在哲学家的眼里，建筑是民族心灵的物态化和结晶体，可以给人一种旋律般的审美感受，是凝固的音乐；给人一种恢弘的历史感，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蕴，是石头的史书。

不管生活在哪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建筑空间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和建筑含蓄的各种美趣。所以天南地北的乡村，都是“乡愁”的客体。

正因为包括村落乡土建筑在内的各类建筑，与人类生活和心灵有着如此重要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有众多学者或作家，各以自己的睿智和优美的语言，表达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感受。

我国著名现代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

而法国伟大作家雨果也有相似的观点：“人民的思想就像宗教的一切法则一样，也有它们自己的纪念碑，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人类的全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

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载体在农村，这是因为中国5 000年历史，基本上是农耕的社会史与文明史。农耕的家园是村落。中华民族不但生于斯、长于斯，也创造于斯、传承于斯。由于地域位置的不同，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建筑取材、建筑工艺、建筑风格以及特产、风俗等自然相应有别，故此中国的村落多姿多彩，中国的乡土建筑各有千秋。但有一点绝对一致，即乡村是地域人群的“根”。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根性和多样性都在村落里。中国的民性发端于村落里。

村落以特色民居为主体而组成，谈论村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讨论民居。在揭阳，则是指那些源远流长的成为“四点金”“下山虎”之类的潮式老厝。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潮州属地的揭阳地区的先人，创造和积累了一套包括选址、生态、布局、造型等要素在内的完整的村落建设观念与制度，并蜕变为一种地域特色的物象，在这里哺育了揭阳人的思想、感情与艺术、审美观，因而成为一种色彩浓烈的地方文化。

从发掘的分布于低坡、滨河的汉、唐各代村落遗址可以看到，揭阳传统村寨的本质意义，基于先人一次又一次“寻找家园”的冲动。人从自然中来，却又本能地向往一切便利和舒适，“我想有个家”是普遍的追求。我们已经先后在新亨九肚村发现了汉晋的木屋遗址，在新亨落水金狮等处发现了唐代乡村遗址，在玉寮头、曲溪路篦、桂岭南畲等处发现了宋代村落遗址，在埔田镇、车田、竹山发现了元代村落遗址。

家园是人类立足于时空中的一个有效的避难所，但人类不断寻求与天的合一、和谐，家园也就是他们试图与宇宙交流的实体方式之一。首先用墙围合自身的人，人类发现了一个有利于生存的空间——“墙内”，而有利于一群人生存的空间，则是“围内”“村内”或“寨内”。那些斑驳的古老建筑，就成了沉默于天地宇宙间的恢弘化石——石头的史书诉说着先人生存的矛盾和痛苦。

宇宙间的进化促成了人的自觉能力——思维、自我意识，先人也以特殊的方式使自身适应自然，这种特殊的方式——建筑包括生态营造，最根本的意义是保护人类自身。正因如此，村落里的建筑物，是具有一定视觉形象的围合实体和可供使用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别于自然的空间，因为它朝着有利于人的居住的方向经营。它可以抵御风霜雨雪，可以抵御毒蛇猛兽，甚至可以抵御人为的侵袭，无论是干栏棚寮，还是四合围院，它们给人类提供了持久乃至永恒的保护。

而村落里的乡土民居，作为建筑的一类，民俗建筑直接而又不自觉地把文化——它的需求和价值、人民的欲望、梦想和情感——转化为现实的形式。可以说，它是缩小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溯其本源，是从此时此地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建筑，没有设计家和艺术家插手其中。正因如此，乡土民居就是形成和维系社会环境不可或缺的角色。

四

传统村寨体现着一个地域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和村镇空间格局，反映着村寨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可以说，每一座蕴含传统文化的村落，都是活着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和空间记忆。

揭阳有5 000平方公里土地，地形丰富，山地、丘陵、平原兼而有之。营造于不同地形区间的村落，在选址上就有不同的需求，努力寻求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也适合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结合点。总体而言，山村建设重视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丘陵村落建设重视倚山临水，兼山水之利；平原村落建设重视溪河环绕，良田满眼；海边村落建设则重视背山临海，风慢港深。这些选址的理念经历很长时间的传承和探索，包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顺应和选择，既有利于与周边自然要素的巧妙融合，也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相适应的生活，寄托着天人合一、舒适和乐等美好愿望。

简而言之，揭阳村寨的平面布局大体采用“三街六巷”的方式，也有以寨心为中心的“莲叶”方式，此外则是“龙船”“鼎盖”等特殊象形布局，大多数则呈随意组合的散点方式。无论哪一种布局，都是在一定的风水意念支配下营造的，以表现“喝形（以形命名）组象”的特点，好像“稳涂蟹”“水中鱼”“百鸟朝凰”“飞凤含书”等，无一不是这样。各种布局当然是用地的自然现状起决定作用，然后以实体建筑附会相应的平面图形，实际上也是天人合一的结晶。

这种选址兼顾生态、环境，注重周围，也着眼于周边的观念与实践，形成了诸如“邹堂后壁，西淇面堂”一类的经典，形成系统的价值认定，只是许多通过风水理论来表述，降低了科学性，有待新的解读以提振原有的文化品质。

揭阳传统村寨的基本建筑主体是用于村民日常起居的民居，也包括用于教育的私塾书斋，用于祭祀活动的祠堂神庙等。与相邻的闽南地区一样，揭阳习惯于把起居性民居，即住宅叫做“厝”；把家叫做“内”。建筑住宅叫“起厝”，购买住宅叫“买厝”。姓氏聚落叫“×厝（以姓而定）”，如“许厝”“张厝”，规模大的宅院叫“大厝”。村中不同方位的住宅区也以方位命名为“×厝”，如“南厝”“北厝”，残败的住宅叫“破厝”，刚建的住宅叫“新厝”等。

从明朝末年以后，揭阳的民居建筑完成了以“四点金”为基本格式的厝局，缩小或扩大而有“下山虎”“驷马拖车”等格局体系。

揭阳这些乡土建筑的特征主要为：

一是以厅堂为中心的对称布局。不论哪一种“厝局”，典型的“四点金”，简式的“下山虎”，复式的“驷马拖车”“百鸟朝凰”等，都有明确的中轴线，以厅堂为中心组织空间，左右对称，主从分明。规模大时则纵向延伸或横向发展；规模更大时，则多厅堂组合，或并列数条轴线，形成多院落组成的大型宅第（如“十八天井”之类）。因为揭阳大小组群式民居都带有祭祀祖先的功能，因而把厅堂放于中心地位显得很重要，厅堂也就成为宅第的表征，这是很多院落称为“××公厅”“××公室”的原因所在。

二是外部墙体以贝灰三合土夯筑为主。这种以海产贝（蚝）壳为原材料烧制的贝灰为本地所特有，因此坚固可达几百年而不倒塌的贝灰三合土墙，是揭阳乡土建筑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此外，近海地区也有以蚝壳直接叠砌墙壁而成“蚝壳厝”，花岗岩山区和惠来海滨也以花岗岩石块砌成石墙，还有部分丘陵地区习惯以“土角”砌成“土角墙”。只有部分明朝或清初遗存的府第式民居，用灰色“清水砖”构砌。内部分隔结构材料则以木材为主。如厅堂与两侧房间以木板分隔，厢房上方以木结构搭建。普通“公厅”只有一间，直接架楹于山墙上，形成硬山式屋顶。只有祠堂、神庙等高级别建筑，才采用梁架支撑屋顶。抬梁、穿斗混合式的“三载五木瓜”是潮式建筑最典型的梁架结构。

三是丰富生动的屋顶轮廓。由于建筑内部空间起伏较大，双坡式顶上覆以青瓦屋面，形成层层叠叠、高低错落的屋顶轮廓；或屋脊由舒展、平缓的曲线向燕尾自然过渡。屋顶一般有高啄的檐身，长龙似的凌空欲飞的雕甍；略为弯曲的屋脊与飞翘的屋角组成优美的曲线，特别是“四垂”与“假四垂”屋面，屋脊飞翘，首尾相接，交错叠映。雍容稳动而又洒脱灵动，别具一种美学趣味。

四是精巧的木石雕饰。揭阳村寨建筑特别是祠堂、神庙、楼阁等高级别的纪念、祈福场所，都会在前壁饰以精美石雕，在前檐、前厅、中堂的梁架上饰以通雕或圆雕的精美木雕，在屋脊饰以灰塑、嵌瓷和彩绘。此类建筑总体呈现富丽堂皇、色彩纷呈的风格，在全国同类建筑中自成体系。

揭阳典型村寨民居建筑主要有三个类型。府第式是常见的类型之一。因为乡村出生的人在考中进士后，大都乐意把政府奖建的“进士第”建在村寨；他们出仕做官，或致富捐官以后，以官衔、官阶为名的府第，如儒林第、大夫第等，也通常建设在原来出生的乡村里，用以耀祖光宗，福荫亲人与宗人，鼓励、培养教育后一代。像被评为传统村寨的朱里洋村里有进士第，评为文化名村的港畔村里有大夫第等，就都是这一类型的遗存。这些府第式大院气势宏伟，平面呈中心对称，是多进深、多空间的纵向组合形式，由下厅、天井、前厅、后轩组成中心序列。进入大门后就是下厅，下厅两旁有两间下房，前面就是天井，天井两旁有厢房，过天井就是主屋。中间是厅堂，厅一般为面向天井的半开敞式。前厅为祭祖、敬神兼作会客的地方，后厅是内眷起居的地方。厅的左右各有前后两房共四间，俗称大房、后房，作为住室和起居间。一般还加后院或两侧火巷，作为厨房、杂间、住房等。

“大厝式”即四点金（或扩大式五间过等），是揭阳传统村寨最常见的民居类型。是最基本、最标准的“大厝”格局。这类乡土建筑虽然不如府第式那样气派，但也是由历史上较有经济实力的人们建的。这种建筑格局通常除了中轴建筑之外，还有双包巷与后包，可以容纳相当数量的人口聚居。“四点金”的简缩版则是“下山虎”“爬狮”之类。

还有相当数量的近代洋楼，大抵为近代华侨住宅。通常以传统“四点金”等格局为基础，加盖钢筋水泥混凝的后楼，或两巷头加盖这类新材料造成的阳台、晒台。登岗朱里洋村等处都有这类建筑存在。

五

揭阳传统村寨乡土建筑的建构与装饰，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对于全国乃至“近缘”的闽南建筑有着某些互相借鉴的地方，但又不是对哪一类型的复制与模仿，而是有着丰富的本质性的原创。由于这种原创以华丽为风格，所以“潮汕厝，皇宫起”闻名远近。

表现于以祠堂为中心的组群式建筑，基本上属于高台基类型，等级较高。而且许多还采用石条为地伏，为台阶，这是出于提升祠堂品位和造型上高峻的需要，同时也是防涝防湿的需要。

表现于墙壁构造上的就地取材。丘陵地区采用生土夯筑，凝结成土角，或采集碎片性石角砌垒，海滨用蚝壳或石块砌垒，平原地区则基本采用贝灰、红土和河沙混合而后版筑的三合土夯筑。以贝灰三合土版筑而成的墙壁，凝结风干后，经历几百年风雨冲刷而不脱落风化，坚固性可以媲美石块。为了防止渗漏和不影响墙壁的耐用性，在版筑成墙之后，还要在内外两侧先批上沙灰，再合上灰泥，使其光滑“收水”，保持内墙的干燥，经久不沙化。

表现于就连普通平房，也都要从自然条件出发，覆以一定宽度的“淋檐”，即前檐。而大厝（包括祠堂、大厝和神庙等）则无一例外地都要采取“凹肚门楼”的做法。“凹肚门楼”的设计用于避免雨水、阳光对门扇的直接冲洗、暴晒、侵袭，更用于使出入门户者免遭日晒雨淋，同时通过平面变化丰富造型，提升美感。

表现于“凹肚门楼”都有数种不同题材的石雕、彩绘图案，这些以吉祥物或具有吉祥意义的花木（梅兰竹菊之类），或诗文书法作品，或传统戏剧、故事题材的“壁画”，是道德价值观的物化，于美化之外，还有教化的功能。因为书法、美术大都出于名家之手，所以是整个建筑组群的文化展示区之一。

表现于宗祠、神庙通常采用三山门，公厅则限定单门。三山门是较高级别纪念建筑的象征，宗族喜欢借三山门来炫示家族建筑的级别，而且通过三山门下方附加的木板来显示“门槛”之高，这与设置石鼓、石墩、石狮等一样，都是炫耀心理的物化。这是潮汕特色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

表现于“凹肚门楼”外面的檐架，习惯采用层递支持式或“方草分担”式，以阶梯和方格的造型，在三角形的梁区营造稳固的视觉效果，寄托步步高升的祈福理念，环环相连的缅怀情愫，具有较大的联想空间和较高审美情趣。此外也有部分采取叠斗云昂的方式，则于直线与曲线的有序交织中，显示出尊严与生动的融合，也是一种民性的曲折表现。

表现于正堂梁架的自成系统，即定型于清朝雍乾时期的“三载五木瓜”。具体说，就是由三根横梁由下到上渐次缩短，在最下一根横梁之上，分别有两根童柱支撑上梁，最后一根横梁上有一根童柱支撑栋梁的结构。因为自乾隆时期以后，这些童柱（短柱）都做成夸张的三棱南瓜造型，所以称为木瓜。而这个由三根横梁（潮汕称“载”）和五段木瓜组成的梁架结构就叫“三载五木瓜”。这个结构是潮式大堂区别于别处同类结构的关键所在，它横直有序、收放自然、组合匀称，其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也相当丰富深奥，是潮式乡土建筑贡献于中国建筑史的经典成果。

表现于它的筒瓦、板瓦结合的屋面，这也就是构成“皇宫起”的表征。还有纵横交织、软硬兼施、弯平互济的屋脊，以及以“五星”（金、木、水、火、土，俗称五行）取象的山墙顶端（“厝角头”）装饰。这个结构与建筑物所处的“风水”有关，由风水理论取象，但也有通过改变造型以丰富视觉效果的艺术追求，它与徽派建筑的台阶型防火墙、广府建筑的矱形山墙、闽南建筑的大归山墙异曲同工，各逞其妙。

表现于潮式建筑木雕都要彩绘，极少素式或一式，偶然有些以黑漆描金，有凝厚庄重的特色，大多数以五彩配合金黄渲染，这样的装饰世俗性较强，符合农耕文明时代世俗审美者的欣赏爱好与趣味。而这种以浓墨重彩彰显华丽的做法，也是潮式民居与徽派、苏州民居相区别的地方。

表现于屋脊色彩艳丽的灰塑嵌瓷，通常称为“扣饶”“贴饶”。因为过去瓷片来源于饶州（今江西景德镇），故名。嵌瓷是以瓷片剪成特定形状之后，粘贴于灰塑物象之上的工艺。这种工艺发源于明末，至乾隆时成熟，其特点是富于立体感、色彩艳丽，不易褪色。在闽南和台湾地区，也都有这种建筑装饰，但以艺术性而论，应以潮式为佳。其中台湾的嵌瓷，更是由揭阳传播发展而来的。

揭阳的民居装饰，如彩绘、嵌瓷等已经分别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说明它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公认。而在揭阳，这些特有的建筑工艺非但是广大民众的集体美术记忆，更是家乡文化的认同载体。它的娟美与灵秀，哺育着潮人的民性，在今日，则成为一份厚重的乡愁。

六

传统村寨的传统，既物化于建筑上，同时也存在并传承于包括风俗在内的社会生活方式上、审美取向上。

这体现于独特的食俗中。独特的食材、独特的烹调方法以及独特的风味嗜好，都以其长期的熏陶培养而深深根植于潮汕人的印象底片上。在揭阳，几乎每个传统村寨都有自己的特产食材与食品，尽管不一定是美味佳肴，有的甚至是价格低廉的咸菜、菜脯而已，但以其“特有”，却也让人难忘。不但令久离故乡的游子魂牵梦绕，而且就连长居本土的村民，也眷恋情深。乡间日常的工夫茶、时年八节的菜粿饭粿、清淡鲜美的饭菜小吃，这些都深镌于每一个由其哺育的村民情感的深层之处而无法抹去。

地域色彩浓烈的民艺以及民俗，如赛龙舟、游标旗、听潮乐、看潮剧、拜祖宗、拜“老爷”、游神赛会……它的乐趣与近乎信仰的神圣，都深深烙印在乡人记忆上，养成特有的欣赏取向、习惯与嗜好。有时甚至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谁不说俺家乡美”，正是基于这种乡愁的社会心理，不会更改，也不会褪色。每年正月是四乡六里游神赛会的旺季，参与者不见得都有神明崇拜的理念，但是那种万人空巷的气氛，那种参与所获得的特有的愉悦与乡情，却让人欲罢不能。因此不管离家多远，都会不辞路途困顿赶来参与。每年一定时间的祭祖或扫墓活动，汇集而来的族人济济一堂，既缅怀感恩祖先的功德，又互诉生活的酸甜苦辣、事业的状况与计划，也都有着无法言喻的情境趣味。

每个乡村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一本自己的风景画册，一道人文的影像长廊，它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一个家族的精神家园。它不一定用文字或者画像、视频表现，但它镌铸在家园的土地上、巷陌里与聚落间，行走在那熟悉的土地上，以心灵与之对话，收获由之安抚的慰藉，这就是“乡愁”。不一定是远离家乡的人才会拥护，生于斯、长于斯、定居于斯的乡人，一样不能没有这样的情怀。这就是所谓的“乡土感情”，于乡愁上不断融入时代元素，就会转化成一种新的时代精神。所以“乡愁”不是固化的，它也会不断发酵。它会因为记忆中形象的退化而生忧愁，也会因旧象的激活而生热情。

七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传统村寨是“乡愁”的重要物质载体，是物质形态的根，更是精神层面的根。中华文明最遥远绵长的根就在村寨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可以说，失落了传统村寨，无异于失落了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

然而事实是，由于人们对于历史建筑价值了解的程度不够，加上资金的限制，造成其中不少年久失修，或者废弃不用，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商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许多以历史建筑作为主要支撑的传统村寨正在不断消亡。至于因为旅游开发而被破坏的，虽然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损坏的严重程度一样引人忧虑。

诚然，传统村寨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第一是强化保护意识，采取措施，解决“空巢化”和“自然性颓废”现象，制止不断以新代旧、以洋代土、以今代古的无序改造所导致的“建设性破坏”。第二是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和专业人才培养，使历史建筑保护有配套的资金和技术。第三是做好传统村寨历史建筑与“非遗”的调查评估、建立名录制度、实行分类保护与分级管理。第四是尽快制订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把传统村寨保护纳入城镇化、城乡统筹、文化发展总体规划中管理。实行多方式、多渠道、多形式的资金筹取与投入，激发自主保护意识，增强保护积极性，形成良性保护利用机制。第五是有效保护利用要与“合理整治、适度开发、充分利用”相结合，通过适当的运作，使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得到村民与社会的共享，使历史馈赠的丰富的优秀文化生态和良好自然生态造福今人，也惠及后代。

“息之缓生”——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都应考虑并实施给传统村寨多一些生存空间的措施。让更多人能够记住“乡愁”，让人们更好地发扬传统，弘扬我们的文化精神，乃至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如此，传统文化才能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