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命运的紫罗兰 - 紫檀木狮子——关于处世的随想

紫檀木狮子

——关于处世的随想

香港友人赠我一书法作品，上面写着：

登天难，求人比登天更难。

黄连苦，贫穷比黄连更苦。

春冰薄，人情比春冰更薄。

江湖险，人心比江湖更险。

知其难，甘其苦，耐其薄，测其险——可以处世矣！

可以应变矣！

这自然是友人几十年人生体验的结晶，赠我以做参考。

来我家的客人，见到这幅书法作品，颇有大感警动，掏笔抄录的。

说实在，我原来所欣赏的，主要是这位香港友人书法的洒脱遒劲；所感念的，主要是他对我的一片善意；对他那几句话，倒没怎么下工夫琢磨。我觉得自己与这友人所处的人文环境，差异太多，所以各自的人生经验，可供对方作为殷鉴的恐怕有限。

然而，从来我家的客人对这幅书法作品的浓厚兴趣上，是不是也说明，香港友人的这段“偈语”，也蕴含着某些不同人文环境下相通的东西，因而，颇可作些讨论呢？

“黄连苦，贫穷比黄连更苦。”诚然！

可是，“甘其苦”，就值得商量了。

甘于贫穷，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德性。作为个人，“一箪食，一瓢饮”，“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已非一种良性生存状态，作为群体，若不能温饱，或仅免饥寒，更非合理处境，所以，作为个人，通过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改变贫苦的生存状态，而达到一种有尊严有教养的富裕生活，当称好事；作为群体，群策群力，团结奋斗，脱贫致富，起码首先达到小康，再争取更佳的共同富裕状态，应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美好追求。

倘若世人都堕入“甘于贫苦”的精神境界，那么，世上也就不会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革命了，也就不会有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科技革命了，也就不会有反对法西斯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存在了，整个人类社会也怕难走向繁荣昌明了。

我想，我那位香港朋友的意思，大概是说，当一个人仍处在贫穷状态时，应能咬牙挺住那贫苦的处境，振作精神，去诚实奋斗，切不可违反社会公德乃至法律秩序胡来，也不可心存侥幸希图陡中彩票或他人馈赠而暴发；摆脱黄连般苦涩的贫穷，必须靠自己扎扎实实兢兢业业一点一滴地做起。这个意义上的“甘其苦”，我当然是赞同的。

“登天难，求人比登天更难。”

确实，求人不如求己。

有时候，求己也难。

必须克服灵魂中的惰性，“己”才能挺直脊柱，从而可求、可依、可靠——可成！

有的事，到头来还得求人。

中国社会，从传统上看，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织成网络的笼状社会。“万事不求人”，在中国几乎不可能。

既求人，就不能不顺人、从人、悦人、予人。顺人，搞不好就成了丧失原则；从人，搞不好就成了依附关系；悦人，搞不好就成了献媚取宠；予人，搞不好就成了行贿受贿。

但许多中国人练就了一身精巧的求人术。能做到顺人而不卑，从人而不污，悦人而不谄，予人而不贿，在“交个朋友”的心理态势和相关气氛中，跨越“求人比登天更难”的高度。

哪个中国人敢说，自己从不求人？

中国人夫妻打架，最后很可能是先找邻居来评理。

西方人夫妻打架，最后很可能是各自打电话找自己的律师。

中国人遇事喜欢“私了”。

西方人惯于“对簿公堂”。

“私了”的传统，似不必摒弃。“私了”中往往浸润着人情味。

“对簿公堂”的做法，在我们的法制渐趋细密的进程中，可望成为年轻一代公民解决他们之间民事纠纷的新习惯。

一位年轻朋友来我家看了香港友人那幅书法作品上的“偈语”后，自信地说：“如果求法律易，那我就不怕求人难。因为那时候我根本不必企求于哪一个个人！”

我听了只是微笑。我那香港友人可是生活于所谓“法制社会”之中，然而恰恰是他，依然发出了“求人比登天更难”的喟叹啊！

“春冰薄，人情比春冰更薄。”

要“耐其薄”。

我想这是对的。我们对人情的希求，有时实在过奢。除了蔼然的微笑、亲切的握手、温存的寒暄、诚挚的邀请、丰盛的款待，我们往往还期盼着物质上的支持、人际关系上的攀附。

一位短期出国的中国公务人员，用朋友提供的电话号码给那朋友在美国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转达了朋友对那洋人的问候，那洋人倒也高兴，但问了问中国朋友的近况后，只撂下句“请你回国后代我向他问好吧！”便挂断了电话。打电话的中国公务人员握着冷然的话筒，心里感到空空落落，别别扭扭。“人情比春冰更薄”！

一位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的外国工程师，被中方的一位工程师热情地请到家中，中国夫妇弄出了一桌子大盘小碟大钵小碗的喷香饭菜，使洋工程师啧啧称奇，连连致谢，当酒余饭后，折叠桌收起，又摆上大盘水果时，中国主人满面红光地把洋客人视为挚友，坦率地提出了请求——帮他们把儿子办到洋人那一国去留学！洋客人吃了一惊，倒不是他绝对不能帮忙，也不是他压根儿不想帮忙，而是他难以理解：中国主人的“人情”，何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膨胀到这样一种程度，他便极坦率地说他办不到。洋人走后，中国主人夫妇相对慨叹。“人情比春冰更薄”！

“耐其薄”，不仅在中、西两种“人情观”发生错位时适用，就是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也完全适用。

温馨的人情足可享受。

但不要企盼用人情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江湖险，人心比江湖更险。”

“险”与“恶”相连。这就牵扯到人性的问题，涉及人性中的“恶”的问题。

下列“人性观”中，你信服哪一种？

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恶。

人之初，性无善恶，善恶均后天形成。

人之初，性即善恶兼有，后天或摆荡于善恶之间，或修成向善，或堕成全恶。

人之初，即因人而异，有人性本善，有人性本恶，有人性善恶兼有，而兼有者又有比例上的无数差别。

人之初，即不存在人性这种东西，人只有作为其物质基础的身体，以及高级神经系统（大脑）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精神）。

人之初，人性中即有兽性和人性两种遗传基因，兽性是亿万斯年人从兽进化而来后潴留下的某些残余，人性则是文明史以来人类社会进化而积淀下的文明种子。

……

因未曾同那位香港友人讨论过这一问题，所以不知他的“人性观”靠近上述中的哪一种。但他相信人性中有“恶”，则毋庸置疑。

提防人性恶即“人心险”，以我个人的社会经验而论，是必要的。但“测其险”，这就难了。对人性即人心中的阴暗面，既难作定性分析也难做定量分析。“知其险”而有所警惕，也就够了。

“测其险”或“知其险”的，仅仅是他人的心么？

扪心自问，我们的自我人性之中，有否恶？这恶蠢动时，自我是否即处于险境？

测得清么？能自知么？

人心中恶蹿芽时，能及时掐断，即为善。

人心中的恶膨胀起来时，能及时惊悚，拼命抑止，即为向善。

人心中的恶迸裂流淌时，能中途羞愧，不使泛滥恣肆，即为从善。

人心中的恶大肆泛滥之后，尚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成善果。

恶之花，可结善果，关键在愧悔。

《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时，对尼姑净虚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其行的结果，是害死两条年轻的生命。

不信阴司地狱报应，颇“唯物”，然而，“来世报”不信不怕，“现世报”也不信不怕么？更唯物的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我做事从不后悔！”倘是一位一生高尚的人说出这话，还可倾听；倘是王熙凤之流说出这话，则只提醒着我们：恶人的特点即毫无愧悔之心。

毫无愧悔之心的恶人难有好下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难道只是对王熙凤一人的警告？

“我做事从不后悔！”倘是一位一生高尚的人说出这话，还可倾听。

仅仅可倾听而已。

说这话时，想必他是对自我在作一总体扫描，就总体而言，他无太多可愧悔处；而且，他若说这话，必预示着他将做出一桩重要的事，他其实是在用这样的语言，为自己即将做那桩重要的事壮行。

我以为，一生高尚的人，也许反而会这样吐露心声：“我做的事，回想起来，也有愧悔之处！”

人非圣贤，更非神佛，焉能无过？

能真心为自己的失误过错（哪怕与成绩和优点比只占很小比例）而愧悔的人，是世上最高尚的人。

香港友人那幅书法作品上所写的话语，最后归结到“处世”与“应变”。

人活在世上，作为社会人的时间，每一天的二十四小时中，至少要有八小时。其实往往不止。作为社会人，就必须善于“处世”。“世”由“事”与“人”两大要素构成，而最关键的还是“人”。所以，“处世”亦即“处人”。

“处人”，亦即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把人伦关系且排除在外，社会人所面临的主要人际关系无非：一、隶属关系，即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雇主与被雇，指挥与被指挥，这一类的关系；二、利害关系，即平行状态中的利益与共或利益冲突关系，有时也超出平行状态而延伸到隶属关系之中；三、潜在关系，即从发展眼光看，将会浮升为隶属关系或利害关系的种种远距关系。将这三种关系协调好并在其中有所运作，实非易事。

世事多变，人心难测，所以有“应变”之说。

“处世”与“应变”，是很累人的。

然而人的事业，确实基本上系于作为社会人的活动之中。“八小时之外”的种种人生乐趣，也许足可使个人生活艳丽甜蜜，却一般是在“事业”之外。所以，要想事业有成，必得有“处世”之术，“应变”之敏。

这里所说的事业，是指个人的事业。

当然，在我们社会中，正当的个人事业，总是要与群体的事业相连的。

比如，一位运动员，他个人事业成就的标志，是夺取金牌，而我们国家体育成就的标志，也是在国际体育竞赛中夺取金牌，运动员心中有为国争光的想法，又有个人争取名誉的想法，二者融为一体，当是最佳精神状态。

处世之术的最高境界，是全靠一片天籁。

次之，是大事不糊涂，小事全糊涂。

再次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次之，才是心细如丝，锱铢必较。

应变的最高境界，是抱定初衷，矢志不渝，以不变应万变。

次之，是屈以求伸。

再次之，是暂作壁上观。

最次之，是舍弃无求。

倘改弦易辙，则逸出了应变的范畴。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那幅“难得糊涂”的书法作品，这些年来极为风行，其复制品不仅见于拓片，也借助于木刻、雕漆、织锦、画盘乃至塑料工艺品等等形式广为流布，许多人不仅将这四字供于厅室，更有将镌有这四字的徽章别于胸前的。

在多数当代人看来，“难得糊涂”似乎提供着一种轻松超脱的生活观，不管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一概糊涂了之，好不快活！

其实，依我细想，郑板桥所谓的“难得糊涂”，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对偏激的抑制欲望，即：

对事不要过于执，

对人不要过于知，

对理不要过于信，

对情不要过于迷。

说到底，也还是主张“中庸之道”，只不过那是更严格的中庸之道，真实践起来，是很费力气的，所以郑板桥解释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那不仅不是一种轻松超脱的生活观，那简直是主张以一种高等数学中的模糊数学来把握生活的极尽艰辛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所说的“难得”，并非“很容易做到而人们竟忽略不做”的意思，而是“需历经艰难方可达到”的意思。

“糊涂”既那么“难得”，不得也罢！

还是应当聪明一些。

当然，偏激，即情绪化，那是理性的大敌。沉浸在偏激的心态中，人就不可能聪明。然而，靠中庸调和，去其两端，取其脊肋，“糊涂”之中，常会偏离真理，貌似平和，而恶果往往酷于偏激，实不可取。

我愿国人崇尚聪明，追求理性，勤于求知，勇于实践，小事或可糊涂，大事千万糊涂不得！更不可事无大小，只一味地浸泡在“难得糊涂”的境界中。

“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是什么动物？”

这便是斯芬克斯之谜。

古希腊传说中，斯芬克斯是一人首狮身鸟翼的怪物，凡遇到他的人，如解不出这个谜，即会死去。

已有无数人死去后，一个叫俄狄浦斯的毅然地对斯芬克斯揭出谜底：“那是人！”的确，人在幼时四肢爬动，成人后两腿运行，晚年拄一拐杖，成“三条腿”。

这下轮到斯芬克斯怪嚎一声死去。

4、2、3，既非递增也非递减数列，“斯芬克斯”之谜迷惑人处无非在此。

人生的途程中，事业的成就既不可能单纯递增，一般也不会单纯递减。“手脚并用”是初创期的常态，“脚踏实地”是初有收获后的应有状态，而“美人迟暮”时总想借助于外力以支撑局面，也属常情。

一般来说，个人事业，都联系于个人从事的社会职业之中。

个人事业成功的社会标志，一是名，一是利。比如一位邮局职工，他个人想当一名出色的“绿色天使”，这愿望与我们社会需有一支优良的邮电大军相连，自然是值得鼓励的。他付出了诚实而有创造性的劳动，因而被评为了模范，报纸上登出了他的照片，发出了关于他先进事迹的报道，他因而获得名誉，同时又破格提级，甚至得到一笔奖金，遂致名利双收，那么，可以说，他个人那“当一名出色的绿色天使”的事业心，至少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他的下一步是如何保持住这一势头，并争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个人事业，也可建立在职业之外。例如一位工程师，他在本行当中工作尚属称职，但绝不出色，他自己也只把那职业当作为社会做稳定贡献和谋取个体基本生存条件的手段，他的个人事业心，集注在写诗上，他是个业余诗歌创作者，从发表零星的诗作，渐渐到出版整本的诗集，又渐渐在诗界小有名气，这大大满足了他自我完善的欲望；他若在退休前一直是业余诗人，那么，社会应当对他在“业之余”去谋求个人事业成就表示宽容乃至鼓励，他自己则应处理好“职业”与“业之余”的关系。一个群体事业与个人事业能相融会相协调的社会，当是一个昌明的社会。

也有的个人事业，纯粹到确乎只满足于个人的精神，因进入到非社会性的范畴，所以也就无所谓成功标志，尤其与社会成功标志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名”与“利”无关，更往往是一种隐姓埋名以及不仅无利还需倒贴的状态。例如我就认识一位银行职员，他业余搜集勺子，大到葫芦剖成的海瓢，小到银挖耳勺，当然更多的是中外古今各色各样的瓷勺、陶勺、木勺、铁勺、钢勺、铜勺、金勺、玉勺、玛瑙勺、象牙勺、犀角勺、水晶勺……他的“私人空间”几被这类的东西塞满，而他在其中是乐陶陶、志满满。他的收藏，迄今并未公开，他也不求别人报道，更不愿转让任何一件藏品，他不仅不能从这收藏事业中得利，而且，他把自己的全部职业收入，乃至祖上遗款，除维系基本生活需求外，几乎都投入了进去。我想他的这一个人事业，于社会绝对无害，因而我们应予尊重和保护。

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庸常之辈》，里面的主人公是个平凡到极点的年轻女工，她似乎没有任何“事业心”，只是好好工作，挣钱攒钱，找个满意的丈夫，找间像样的住房，买些可心的家具，生个健康的后代，烧出爽口的饭菜，逛逛商店公园……其实，依我看来，她在向社会做出贡献之余，只向社会索取最低廉的满足，去架构一种于社会绝对无害并且有益的“平庸生活”，也仍是一种值得我们肯定、尊重并切切要予以保护和扶持的个人事业。

尊重各种不同层面上的个人事业，全社会的事业才能顺畅地推进。

嫉妒是一条毒蛇？

也许。但摘掉毒腺的蛇肉，在广东可烧制成种种名菜，不仅可口好吃，而且营养丰富，于人极有滋补功能。

任何事业心，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嫉妒。完全没有嫉妒，我以为也就没有了事业心。

关键是，让嫉妒这条毒蛇把自己的心咬伤，从而中毒死亡呢，还是能够去掉它的毒腺，把它化为一种参与竞争的驱动力？

所谓嫉妒，分解一下，无非是这两种心理的交织：

一、怎么会轮到了他（她）？

二、我哪点不如他（她）？

去掉“毒腺”，从“一”中，即可“知彼”，从“二”中，即可“知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纯粹的好事。

即如王安忆笔下的那位“庸常之辈”，有一天她突然发现同车间一位女工穿着一件花样新颖的自织毛衣，倘若她毫无嫉妒之心，那么当然也就算了，倘若她触眼生妒，心中自问：

一、她怎么能织出那么好看的样式？

二、难道我就织不出比她更好的吗？

于是她暗中琢磨，痛下决心，自己也编结起来，结果，一定织出一件比那同伴更精彩的毛衣！

去掉“毒腺”的嫉妒，如广东厨师刀勺下的蛇肉，滋补身体，增长精神！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结果。”

“过程比终点更瑰丽。”

这一类的话语，时下多了起来。

当然有一定道理。

然而，只是“一定”的“道理”。

因为，我以为，人毕竟不能模糊、更不能丢弃乃至遗忘了终极追求。

人生应有一终极追求。

确定、架构一个终极追求，绝非易事。

在外力打击下，崩塌了原有的终极追求，再重新确定、架构一个终极追求，更是艰难万分。

然而，人类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一个民族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一个群体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哪怕始终只是少数的人，应当怀有一种热切的终极追求，并付诸实践活动。

任何终极追求，总会遇上艰难险阻，既来自外，也来自内，在内外交织而成的磨炼中，终极追求将发射出熠烁的光彩，生发出强有力的能量，并通过追求者，导引许许多多的人，构成一种潮流。

潮流的魅力，说穿了，是“罪不罚众”。

涨潮时卷进去，兴高采烈。退潮时急于脱身，“罪不在我”。

潮涨潮落，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潮来潮往，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大潮退去，水落石出。谁是英雄？谁是罪人？也许都不是。然而水落石出。

60年代中期，美国校园中的反越战浪潮越掀越猛，终致警枪长鸣，学生喋血。20年后，同一校园中风平浪静，常春藤长绿，石竹花盛开，当年学运分子回母校聚会，互相一望，已知八九，再加叙谈，愈见略同——都已成为美国社会中新一代守法的白领公民。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60年代末期，与中国内地的“红卫兵运动”相呼应，西欧特别是法国的学生运动，亦浪潮冲天，红旗漫卷，口号声声，群情激愤。20年过去，仍有个别的昔日弄潮儿，心火未熄，缅怀不已——他们来到中国大陆，理智上尚可勉强接受我们对“文革”特别是“红卫兵运动”的否定，感情上却实在转不过弯来，百结之肠，难以舒伸。

一位卷入过学潮的知识分子，去拜访一位当年学潮中的弄潮学子，发现该学子业已娶妻生子，正在厨房中耐心地煎一条鲤鱼，交谈中满口实际，再无半点浪漫气息，不免喟叹：既然如此，当初何必风风火火地来将我卷入？而且潮退之后，学子因“嘴上无毛”并未受到什么冲击，该知识分子却因归类于“长胡子的”而经受了应有的磨炼——潮后风景，引人惆怅。

然而只要地球仍在围着太阳转、月亮仍在围着地球转，潮汐现象便永无止息。

潮来，必有弄潮儿。

潮去，必有拾海人。

潮来潮去之中，亦必有一批观潮派。

短期行为的别称是“投机”。

短期无行为的别称是“犹豫”。

中期行为的别称是“随俗”。

中期无行为的别称是“沉沦”。

长期行为的别称是“追求”。

长期无行为的别称是“湮灭”。

一位海外友人来看望我，为我带来一件礼物——紫檀木雕成的走狮。这走狮形态逼真，而又颇具特点——一般的雕塑狮子，总要把狮嘴雕成张口露齿，乃至仰颈做“狮子吼”状，一来显其造型之雄伟，二来显其工艺之精细——这只紫檀木走狮却是抿嘴埋头迈步，看去意蕴无穷。

这位海外友人见到了香港友人赠我的那幅书法作品，并听我讲到已由那幅书法生发出了许多的随想，不禁调侃地说：“文字好比篱笆，表述得越清楚细密，就越把人的思维限定在有限的范畴内；而非文字的符号，比如这只紫檀木走狮，它绝不是篱笆，而仿佛一扇敞开的窗户，你可以从这里望出去，尽情地望，尽兴地联想，范畴几可达于无限，那乐趣当在咬文嚼字、阐述‘偈语’之上！兄何不把爱那书法之心，略移几分于这紫檀木走狮之上呢？”

当时听了，不过一笑。然而客走狮留，夜深人静，当我面对这只紫檀木狮子时，确乎浮想联翩、不能自禁起来。

处世、应变、人性、人情、职业、事业、终极追求、潮涨潮落……面对一只紫檀木走狮——它并不张牙舞爪，只是埋头趱行——我似乎有更多的思绪喷涌，有更多的思丝可吐为厚茧……

然而我决定不再吐丝。

紫檀木走狮如禅。禅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

不过我尚未“顿悟”。

期待着“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