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谓“中国文论”

第一节 双重传统下汉语文论话语体系创新的复杂性与契机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应面对双重传统，一个是本土的固有传统；一个是经洋化（西洋学从东洋来）的新传统；双重传统下学术话语体系创新极其复杂。固有传统因自身的含混和新传统的贬损已经边缘化；新传统因话语的迷宗、时代的变化和源发地的解构也危机重重。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又出现了重建的契机。

一、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应面对双重传统

学术是以术致学，是专门系统的学问。“学”之要在新知与系统（知识积累与生长），“术”之要在理性与专门（多与大学院所训练或专门环境相关）。学术之要在考察、琢磨、研究、探求的思维操作与系统性的知识、道理。

学术之表现要在发明与培养。发明是发而使其明，发现问题并把问题弄明白。发明的关键在还原事实，去除常识的遮蔽，把问题研究清楚。培养是培育养成。培育新知———在新问题、新场景、新现实的基础上建构新观念、新术语、新理论。养成掌握新知话语体系的共同体———一个既真实又虚拟的共同体。但由于作为研究对象和学术资源的“问题”“场景”“现实”，往往是研究者人为地建构出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隐含着价值尺度、文化权力与时尚体系的“眼界”。因此，价值尺度、文化权力、时尚体系以及“眼界”又可以循环到发明与培养的学术体系里。我们关注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问题，就是要厘清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背后的价值尺度、文化权力、时尚体系以及“眼界”，为进一步的发明与培养服务。

当前，媒体与信息空前发达，但深入、深层的交往与对话却格外艰难。同是学界中人，都很真诚，也很努力，可经常没有“共同语言”。在许多学术会议中，看起来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听起来是用同一个词，其所指却大相径庭。这与西学东渐以来，东方人“刻苦好学”而又多“囫囵吞枣”的接受策略有关，也与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追求有关。

形而上言之，学科建构依人类活动———经验———认识———知识———知识体系———学科的顺序进行。当人类活动经验单一、思想认识单纯时，不存在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问题；当文化传承有序不紊、民族共同语内部自足时，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问题也不太大。但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立，发生在人类活动经验丰富多彩、思想认识千变万化、文化传承混乱不堪、民族话语兼蓄并收的语境下，涉及中—西—日—苏—中的文化互动，涉及多种文化互动中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生成、选择、传播与普及。因此，学科知识和学术语言的透明度目前已经大成问题，特别是对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而言，对那些在学术共同体内摸爬滚打的众生而言。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论”隐含着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本土的以“文”为对象的“思理言议集”的固有传统；一个是经洋化的以“文学”为对象的“科学”或“学科”的新传统；洋化形态的中国文论成功地把小说（ novel） ———文学（ literature） ———艺术（ art） ———审美（aesthetic）的种属关系变成了中国的新传统。不少现当代文论家特别是文学史家已把这种种属关系作为理所当然的前理解或普遍真理接受过来，用以剖析或肢解中国固有的小说（非novel）、艺术（非art）、文学（非literature）、文论（非literary theory）和文化。就文学现象（实体）而言，今天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能指，把这些不同的能指归类为文学，在西方不过二百年，在中国还要再晚一百多年。

二、双重传统下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复杂性

共同的学术话语———以语词（或关键词）为载体的术语、概念、范畴、观念———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学术史不应该只注重对学人＋论著的褒贬抑扬，不应该只注重对学术知识的讲授，更应该注重所操持学术共同语的清晰、严谨、简明。文论新变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但体现文化互动的文论新变最终要落实到特定的词语、概念、术语、范畴上。故王国维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注陈寅恪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注

汉语文论的新变，不仅是拥有前理解的汉语使用者的翻译问题，更是文化互动问题。现在应该通过具体化、语境化、事件化、历史化重新唤起我们的文化记忆，将“自然而然的”“不言自明的”还原为“人为的”“建构的”文化互动过程，从而在译词的汉化与建构过程中有所发明，并进而生成对汉语文论有所培养的意识。但这种话语体系还原的艰难程度是超乎想象的，接力研究与共同研究十分必要。

汉语的几千个常用汉字为汉语文论提供了可能，而每个汉字都富有其造字意义上的文化积淀。汉语文论新变在表现形态上是汉语言文化新变的一部分。汉语言文化新变是一种历时的比较，其比较的对象是传统汉语言文化（古代汉语言文化或近代汉语言文化）。如果从共时的角度，作为汉语言文化共同性的一部分它仍然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声调特点、音节结构特点、字形特点、词形特点、会意特点、语境特点等等。尽管汉字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同样既是任意的，又是约定的，但由于造字法的影响，其视觉的内在约定性远远高于西方文字。即使从历时的单纯的语言角度，汉语新变尽管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与传统汉语有所区别，但毕竟仍然是汉语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传统汉语是源、是本、是主干，汉语新变是流、是末、是分支。例如：入派四声但仍有四声，名词双音词增加但构词语素仍是传统汉语的单音节词，有学者提出字本位理论等等。这样，传统汉语为汉语新变提供了前理解。西学东渐在表现形态上也体现为翻译的汉语，翻译成汉语就要“格义”，就要“以意逆志”，就要有汉语的前理解。

同时，汉语文论是对具体汉语文本及相关现象的解释和评论。解释和评论的前提是理解，理解是用汉语进行的理解，理解又是历史的理解，因为使用汉语的理解者和由汉语构成的理解对象都有其自身的历史，都受汉语历史因素的制约，都是在汉语使用者的前见或前理解基础上的理解。

洋化的汉语文论学术话语除自身的发展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对西方文论冲击的回应。严格地说，西方是由地理实在与我们的想象共同建构起来的，西方文论也是由地理实在、文化习惯与我们的想象共同建构起来的。当我们总体性地谈论西方及西方文论时，无异于一次冒险的太空俯视。西方文论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我们放低一点俯视的姿态，就可以看到欧陆文论、斯拉夫文论、美英文论等不同的文论；单就欧陆文论而言，如果我们再放低一点俯视的姿态，可以看到法国文论、德国文论、意大利文论、东欧文论等等的不同，这样的姿态可以一直放低放低，直至立足地面看到某书、某词。同时，西方文论也不是静态不变的，如果我们按照最一般的宏观历史眼光，也可以看到古典时期、神学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时期等不同的文论；如果我们按照研究态势的眼光，也可以看到注重文学学科规范的语言艺术研究、注重文学文化功能的意识形态研究、注重文学扩界的文化研究……这样的眼光也可以一直具体具体，直至立足当下看到某书、某词。当我们立足地面、立足当下面对某书、某词时，西方在哪里？西方文论在哪里？

当然，真实的客观世界本身是复杂的、多元的、无限的、开放的，但我们却不得不相对简单地理解它，道家讲“言不尽意”，佛家讲“言语道断”，都是对这种相对简单地理解的怀疑。要理解就必须有理解对象和理解者，而理解者必定受制于一定的表达欲望，一定的语境和一定的语言规则和语言结构。这就造成了理解的不准确，但舍此我们又无法理解，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们主张故意去简单地理解一个能深入理解的事物，恰恰相反，我们相对简单地去认识、理解对象，正是为了相对深刻地把握它。对复杂事物的简化能力，以一驭多的符号化能力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是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一个重要区别，动物语言可能指涉一个个相关的具体的对象，而人类语言可以对语言自身说话，词汇之间可以相互说明，进入一条能指的链条。以一驭多的符号化能力是人类理解复杂世界的必然。为了理解的方便，我们有时必须面对复杂做简单化处理。这也是我们通过想象建构西方及西方文论的理由。

曾经有段时间，笔者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命名感到疑惑，并进而对英语世界把“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称之为“批评（criticism）”或“批评理论（ critical theory）”，“文学研究（ literary studies）”转型为“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感到不解。而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与彼得·威德森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给了笔者一些值得依赖的线索。在英语世界，一种主流的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是：“文学”是被“批评”选拔、建构甚至创造出来的，它来源于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1822 ～ 1888）、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 ～ 1900）、《纽伯特报告》（纽伯特， Henry John Newbolt， 1862 ～ 1938）、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 ～ 1965）、瑞恰兹（ 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 ～ 1979 ），利维斯（ F． R． Leavis，1895 ～ 1978）的传统^注。“文学批评”不是先有“文学”然后再对其实施“批评”，而是通过“批评”选拔、建构甚至创造出来的一些有明确功能的文本称之为“文学”。“文学”的兴起，基本上是在大规模的话语夺权（包括语言改造与文化领导）与国民教育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思路也被中日“文学”的兴起所继承。这种“文学”观念是在大学设立文学系的理由与基石，但在当今中国似乎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在大学课堂上仍有待明晰。“批评”的文化权力导致批评的黄金时代，正是批评的黄金时代使共识成为困难，导致经典作品的出现几乎不可能，导致高尚性文学的众说纷纭，导致文学批评变成了“文化研究”，因为经过批评才有了高尚性文学。文学的高尚性失去了共识，原来被批评出来的“文学”就变成普通的文化文本了，文学批评就只能变成了“文化研究”了。

德俄学科系统和英美学科系统关于“文学研究”的认知似乎特别在“科学（sciences）”问题上出现分歧。

就目前能看到的资料，德俄学科系统的“文艺学”是文学之科学，要探究文学之规律，首先是作家创作之规律^注，而英美学科系统的“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化研究”则更加注重sciences与arts的对立，认为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在致知方法上不同，并从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色诺波、克罗齐等欧陆学者那里找到了学术资源^注。

因此，韦勒克采用英语中“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一词而不愿用“文艺科学”（literatur wissenschaft），是“因为‘科学’在英语中已经限于指自然科学并且暗示要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要求，看来在文学研究中采用它不但不明智而且使人误入歧途。”^注 “‘文艺科学’（literatur wissenschaft）这个名词只在德国扎下了根”^注，这种差别在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中也可以体现出来^注。据说，汉化的“文艺学”是无法回译为英文的。

仅仅是学科的命名就有如此的纠葛，汉语文论学术话语新变（某概念、某词）所立足的西方资源是哪个西方？是哪个西方的传统及流变？至今，本学科的从业者中国人最多，但问题也最多，特别是在概念所指的认知方面仍然缺乏确定性甚至非常混乱^注。

汉语文论学术话语新变是人为地改变，是众多精英与更广泛的大众有目的地认知、选择、传播与接受的结果，因此，就无可避免地涉及历史具体的眼界、价值尺度、文化权力与时尚体系。就传播者而言，他要根据自己的眼界、价值尺度来认知、选择传播内容与传播行为，这种选择又与不同的历史机缘、文化背景以及身份、立场密不可分；接受者同样根据自己的眼界、价值尺度来认知、选择接受内容与接受行为，这种认知、选择也与不同的历史机缘、文化背景以及身份、立场密切相关；汉语文论新变过程中的传播与接受涉及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不同文明及知识体系的互动。

因此，要清楚详细地梳理出文学观念的流变，凭一个人的力量在短时期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梳理。其大体路径应该是：

（1）在汉语的知识谱系中，文论“新学语”与外语是如何嫁接的？是怎样被定义的？含义是怎么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其中日本因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2）文论“新学语”与原生近似观念之关系（继承、冲突与互动），“新学语”是如何获得新的重要性的？

（3）提倡者是怎样使用文论“新学语”的？选择了哪一部分含义？有没有工具层面和目的层面的不同考虑？为什么重视“新学语”？

（4）少数人的文论“新学语”认知如何获得、变成广泛的社会知识认同？怎样取得合法性、主导性地位的？

（5）“新学语”作为概念能指是怎么进入中国文论核心的？特别是怎样进入学院文论的基本范畴中的？

（6）“新学语”进入中国文论核心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接受条件与抵抗？

（7）文论“新学语”的所指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化？^注

如此一来，我们该做的工作就变得困难重重，每个人能做的只会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理想的文论“新学语”研究，由于涉及其在中—西—日—中的生成、选择、传播与普及等诸多方面，它需要多语种的词汇史、文化交流史、学科史、社会思潮传播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跨学科、跨国境的大量书证。因此，全球视野的文论“新学语”研究需要共同研究，需要持续不断地接力研究。特别是当记忆涉及历史真实与现实利益的关系时，往往会有出于现实利益而选择、回避、遮掩、发明历史真实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对从“新学语”的出现与定型过程中力求还原或反思新文化形成过程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

三、双重传统下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契机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论”学术话语体系隐含着两个不同的传统：这一个是本土的以“文”为对象的“思理言议集”（即“论”）的固有传统；一个是经洋化的以“文学”为对象的“科学”或“学科”的新传统；固有传统因自身的含混和新传统的贬损已经边缘化；新传统因话语的迷宗、时代的变化和源发地的解构也危机重重。中国文论学术话语体系又出现了重建的契机。

中国文论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如何面对两个不同的传统？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回答的问题。也许应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我们不妨以盖房子和建亭子为喻，将这一抽象问题形象化。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但跛足毕竟算有足。

我们把“文论”新传统比喻为盖房子，是因为它对学科封闭性的追求，它意在选拔剥离出一类对象，将其独立出来构成自己的研究地盘，在自己的研究地盘上构筑理论体系。经洋化的新传统是以“文学”为对象的“科学”或“学科”，学科通常有六种封闭自己的建构手段：①本学科的定义———划定研究对象与范围；②本学科的体系架构；③本学科的概念范畴；④本学科的价值功用；⑤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方法；⑥本学科的发生发展。单就学科的定义而言，往往采取属加种差法划定研究对象与范围。如“文论”新传统要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艺术或审美意识形态，从艺术或审美意识形态中剥离出语言艺术或话语蕴藉的审美意识形态等等。盖房子的末流不仅仅包括一些把房子盖成全封闭棺材的蠢材，有时还包括一些擅长引进外来图纸而不解季节风水的“拿来”精英。即使是因地制宜的精英，所盖的房子也是有使用期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为选拔剥离出的“文学”边缘化或“文学之死”是正常的。

我们把“文论”学术话语体系固有传统比喻为建亭子，是因为它沟通天地的开放性追求。首先是对象的开放性，固有传统的“文论”以“文”为对象，而“文”兼有形声采饰、自然外显、圣人述作、礼乐教化、沟通书写等语义；其次是方法的开放性，固有传统的“文论”以“思理言议集”为方法。它不在意对象的选拔剥离，不在意研究地盘的独立，不在意自己地盘上的理论构筑的严密。它在意的是提供一个沟通天地的场所，提供一个全方位观察解读的场所，提供一个遮阳避雨的落脚处。当然，这样的亭子要建在风景区，它并非某些人的专业地盘，它也有使用期限，使用期限可以限制它遮阳避雨的功能，却无法限制它全方位观察解读风景的功能。

因此，中国文论的重建，根据实际需要可分两部分：

盖房子，这是无家可归者和借住危房者的优先选择。现代分科治学的学术体制是划片管理的，致使每个学者都要进行各自的身份认证，学者们需要选拔剥离出一类对象，将其独立出来构成自己的研究地盘，在自己的研究地盘上精心构筑以确认身份。在中国文论界，有人以“文字著于竹帛者”为自己的研究地盘，有人以“白话”为自己的研究地盘，有人以“语言艺术”为自己的研究地盘，有人以“审美意识形态”为自己的研究地盘，……如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悦己娱人，则不必求全责备、强行一致。

建亭子，放弃地盘意识，面对沟通外显的广义之“文”和形声采饰的狭义之“文”，解读由此兴发的心理感受、主体差异与群体共鸣，观照幽玄莫测、广阔无极的精神、心灵现象。

盖房子还是建亭子，可以各行其是，也可以互相搭配，但不必互相攻击。

但理想形态中国文论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宜合二为一，既照着讲，又接着讲。

按笔者的理解，一种知识透明的中国文论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应该从中国的问题出发，从中国文论的传统出发，从中国已有的话语方式出发。它在知识领域、问题意识、核心话语等方面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与中国传统文论“互文见义”^注。

当词语凝聚了经验和意义，它就变成了概念，进入专业就可能变成“术语”“范畴”。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及知识的大众化，大量的“概念”“术语”“范畴”也会逐渐变成一般性词汇。词（语言学角度）、概念（逻辑学角度）、术语和范畴（学科角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致的。中国文论新变的突出表现是概念大换班，新知识的文字化，尤其是日语借词的进入，不仅是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上的重要现象，更是中国文论概念大换班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样，日语借词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地进入现代汉语，也是文化互动的结果，首先是汉字文化奠定了日本古代文化的基础，其次是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人大量借用汉语典籍、汉译西书中的词汇，并利用汉字和汉语构词法制造了许多“新漢語”，最后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流向的逆转，“新学语”在汉语近现代词汇体系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我们研究文论概念大换班离不开“新学语”的研究。

目前，要对中国文论中的“新学语”做精确的定量研究，条件还不完全成熟。根本原因有二：其一，中国文论如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一样是不断变化的；其二，对“新学语”的总体研究和分科研究都不充分。正是因为研究不充分，才需要为今后中国文论“新学语”的定量研究，做些基础的清理工作。

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干春松，孟彦弘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1 ～ 102 页。

注：《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02 页。

注：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钱竞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注：参见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 8页。

注：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页。

注：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页。

注：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注：关于文艺学主题词的使用有明显的随意性，参见赵宪章苏新宁《基于CSSCI的中国文学研究主题词分析（2000—2004）》，《当代作家评论》2006 年第 6 期。

注：参见冯天瑜等．《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注：牛月明：《何谓“中国文论”》，《文学评论》2008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