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歧义的“中国文论”

文论是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存在，言其年轻，是因为它作为一门学科被赋予“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文艺学”“诗学”“文学概论”“美学”“文艺美学”等称号，在中国是 20 世纪出现的。言其古老，是因为它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在古代早有大量丰富的论述和精彩的见解，如中国古代的诗文评等。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论”就是文学理论。一般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规律的一种揭示和陈述，是对大量或众多的事实和现象具体有解释能力的陈述，它具有普遍性，不应该有中外之别。但我们认为，理论是对观念、概念的创造、发明（去蔽）和系统化。理论的要素是观念、概念。概念是表达人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的词语，观念也需要用词语和句子来表达。词语有中外之别，用词语来表达的“文论”也有中外之别，语言符号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于世界的标志性符号，其对世界观、思想和思维方式的规定性有根本的影响。但文论又不只是语言表述问题，还牵扯到话语权力的角逐，权力之网无所不在，命名、概念术语、阐释代码体系等也是权力角逐的场所，现在大家都在强调东西对话，但在对话中完全采用西方话语、西方模式或西方规格来衡量、阐释和切割本土文化，则易使中国丰富的文化内涵单一化，加深变形和误读的程度，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也有可能因不符合这套标准而被剔除在外。概念术语的肯定亦即另一种形式的否定，理论家通过一套阐释代码描述对象，这种描述同时压抑了这一套代码之外的种种可能。如果说，物理、化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仅仅体现为实在的描述，这种描述无法修正实在的现状，那么人文学科的概念术语则包含了预参和设计，这一切必将或显或隐地呈现于未来。

一、作为一个普泛名词的“中国文论”

相对于申子的“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注，与管子的“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注，也许西哲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注更为当代人所熟知，它们都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注，庄子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注有相通之处。知识与理论的话语存在，并不停留于字词的组合、形状、音响上，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的意义生成。意义的现实生成也未必遵从一整套理想的语言法则，它总是无法排除环境、个人、权力关系等方面因素的掺杂渗透。这种掺杂渗透给人们提供了表示差异、确立特性的权力。“中国文论”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能指符号，其意义产生于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用法和差异中。

“中国文论”是一个与现在流行的“艺术学”“文艺学”“诗论”“诗学”“美学”“文学理论”“诗文评”等有密切同一性的词语，它既可以是一个普泛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专用的范畴，还可以是一个有待建构的学科。本文把它作为一个专用的范畴、一个有待建构的学科，既有对这些概念在各自研究对象范围上的夹缠的思考，又注意到了“文”“文章”“文学”“艺术”“文艺”等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和理解上的分歧，但更主要的是对能够表示差异、确立特性的汉语话语权的张扬。当然，对汉语话语权的张扬决不是哗众取宠，也并非单纯的标新立异，它是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为基础的。

作为一个普泛的名词，大家对“中国文论”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在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看来，“中国文论”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专为美国大学文科研究生讲授中国文论所用的一个读本，从《论语》到《原诗》共十一章，讲授的“中国文论”就是“中国古代文论”；胡晓明在《中国文论的正名：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注中也认为，所谓“中国文论”就是“中国古代文论”。

而很多人把“中国文论”理解成中国现当代文论，例如：对于“文论失语症”的热烈讨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诉求，这方面的讨论已持续十多年，论文已有数百篇之多。“文论失语症”当然既不是指中国古代文论失语，也不是指西方文论失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应该是重建中国现当代文论话语。

还有很多人把“中国文论”理解成“用汉语表达的文论”，不仅包括中国古代文论，也包括中国现当代文论。例如，1998 年 2 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暨南大学中文系联合发起“文学与文化问题‘学术讨论会，其中，“20 世纪中国文论”是会议的重要议题。有“20 世纪中国文论”，当然就意味着也有其他诸世纪的“中国文论”；《文艺理论研究》2005 年第六期的首要栏目就是“现代中国文论”，他们也不把“中国文论”理解成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基本理解成“用汉语表达的文论”。

但问题在于，20 世纪用汉语表达的文论汗牛充栋，其中不乏译作与食洋不化之作，这些“搬运”“批发”“传销”的货色，是不能冒充“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的。况且，历史上存在着“汉语文化圈”，日韩也有“用汉语表达的文论”，他们也不会认为那是“中国文论”。换个角度讲，认为“中国文论”就是现代当代文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规范的政治概念，只存在于现代当代。

二、作为一个专用范畴的“中国文论”

作为专用的范畴“中国文论”，有几个必须考虑的因素：①文论的语种：表述语言是中文（主要指汉语）还是外文；②文论的问题意识：表述的是普泛性问题还是时代性或区域性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还是外国的问题，有无全球视野和可沟通、可对话性；③知识领域和研究对象的划界、根本问题的提问的依据：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还是外国的理论；④普泛性问题提问与解答中，文论关键词、核心范畴的根源与背景，西方文论话语和中国文论话语的不同分量。从逻辑上讲，由于这几个因素的不同组合和组合时的不同偏重，就可能产生众多个性差异显著的“中国文论”。从历史上看，也有几种不可忽视的“中国文论”的现实存在：

第一种是中文（主要指汉语）表述的、研究普泛性问题的、与西方文论“互文见义”的、与中国古代文论“对待立义”的文论。近百年，这种“中国文论”在“文学概论”的编写界蔚为大观，他们既受“欧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的整体影响，又在根本问题上的提问与关键词、核心范畴的使用上大量承接其问题与范畴。其中，有以Winchester于 1899 年提出来的情绪（ emotion）、想象（ imagination）、思想（thought）、形式（form）这“四要素”为主干的；有以“苏联”提出来的“意识形态”“阶级性”“内容与形式”“写实主义”为主干的；有以M·H·艾布拉姆斯提出来的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要素为主干的^注。其末流常走向割中国之足去适西方之履。

第二种是研究中国古代或现当代特定问题的、与西方文论“互文见义”的、与中国古代文论“对待立义”的文论。近几十年，这种“中国文论”在中国古代文论界和现当代批评创作界也比较热闹，他们并不看重“苏联”和“欧美”的整体模式和普泛性问题，而是在文论关键词、核心范畴和根本问题上以“洋为中用”“现代阐释”相标榜。其末流常走向以中国材料去印证西方观点。

第三种是外文表述的，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在关键词、核心范畴的使用上与中国古代文论“互文见义”、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在知识领域和研究对象的划界、根本问题的提问上以外国的理论为依据的文论。近几十年，这种“中国文论”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国外汉学家与中国的比较诗学学者那里有所体现，但数量有限，零敲碎打，不成气候，仍然具有极大的开掘潜力。

第四种是中文（主要指汉语）表述的、研究普泛性问题的、在核心范畴的使用上承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在知识领域和研究对象的划界上受外国理论的影响但坚持以中国的历史为依据的文论。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这种“中国文论”已有所萌动，从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到程千帆的《文论要诠》，尽管他们的理论框架各有差异，也不乏外国理论的影响，但他们都特别看重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利用，都特别借重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来表述普泛性问题。然而，在 20 世纪的后几十年，这种“中国文论”时运不济、备受冷落，即使抛去意识形态的历史原因，即使抛去全球视野和可沟通、可对话性的现实原因，它在问题意识、知识领域、核心话语上与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也还都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

作为有待进行学科建构的“中国文论”，应该是不同于以上四种“中国文论”的第五种：它是中文（主要指汉语）表述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可沟通、可对话性，仍然不排除在比较视野、某些具体问题上以西方智慧为借镜。但它在问题意识、知识领域、核心话语上是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与中国传统文论“互文见义”的文论。

三、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的文论

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并非反其道而行之，并非对西方文论关心的中国文论就视而不见，并非与西方文论二元对立，而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从中国文论的传统出发、从中国文论现有的话语方式出发，来建构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可沟通、可对话性的文论，在当今文论话语的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确立自己存在的意义。

对待立义，语源《周易·系辞》“一阴一阳谓之道”。一个要素要使自己同其他要素联结起来，必须首先使自己同其他要素区别开来，相互对待，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与其他要素联系起来。事物一旦离开了和它相对待条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毫无意义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意义产生于关系，意义产生于对待。我们把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相对待，并不是认为中西文论的关系是A与非A的关系，西方文论有非常出色的理性分析，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想象中国文论没有理性分析。中国文论重视整体性，也并不能暗示我们只能假设西方文论缺乏整体性认识。其实中西文论都理性地分析了不同的问题，也都力图整体地把握不同的问题。中西文论的二元对比可能预先暗示我们去寻找恰好的对立，恰好一样的东西，这两种情况事实上也可能有，但是并非只有这两种情况，而且真正重要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这两种情况。

在事物的对待中，对待方式各有不同，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对待，应该是继发式对待，20 世纪之前各自独立无对，20 世纪西方文论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强势，迅速将中国文论纳入西方文论既有的运作规则中，形成此唱彼随式的对待。在又一个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学界反思总结过去、瞻望设计未来的时候，发现中国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堪忧，特别是当今世界已处于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话语的同化趋势，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笔者认为，确立中国文论在当今世界文论格局中应有的地位并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诉求，从中国的问题出发进一步解决自己的问题，从中国文论的传统出发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从中国文论现有的话语方式出发进一步确立主体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确立自己存在的意义，才是我们目前无法回避的诉求。

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特别是文学理论语境中）的“文论”就是文学理论，其知识领域是有关于“文学”的，而现代文学理论语境中的“文学”，其语源是西语“literature”，既非古代传统之“文学”，也非古代传统之“文”，是建立在摹仿论、审美论和特殊言述基础上的，它在体裁上突出小说地位、在理论上强调审美品质、在传播媒介上借重文字的文本。而这几点，在今天都不断地遭遇质疑，特别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影视文化、大众消费文化对文字的文学文本的冲击。于是，有人重新提问：文学的边界在哪里？也有人开始了“文化诗学”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研究。但在笔者看来，当下重要的是重建“中国文论”的知识领域，其中最关键的是跳出西方文论给我们划定的等级秩序，作为有待进行学科建构的“中国文论”的知识领域，不应该是文学（ literature） ———艺术（ art） ———审美（ aesthetic）等级论中的文学（ literature）^注，而应该是“人文———艺境———技艺”等级论中的“艺境”。

毫无疑问，以“文学”为学科能指的现代所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有相当稳定的界域。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文学的所指是情感的、想象的、形象的世界。在所指大致确定的情况下，对能指的选择就不仅是一个命名权问题，它还关涉到本学科的识记和发展，它应该尽量排除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矛盾与混乱，尽量适应社会文化视野的发展变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作为学科能指，已到了需要重新思考的地步，产生了内在危机^注。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书写的同一性下所掩盖的语义差异，如古汉语语境下之“文”，比今之所谓“文学”既宽又窄。宽在其包括了大量议论性、应用性的散文。窄在其不包括小说、戏曲等形式。因此，用现在文学理论概念来衡量中国古代的诗文评，显然会有以今变古和以今绳古之弊。以传统意义的“诗文评”来言说古今客观存在的那种独特的精神活动，则或大而无当，或以偏概全。两难之中，本文选择“艺境”一词来应对这种困境。宗白华先生1948 年曾以《艺境》之名结集论文，确为真知灼见。

艺境是“因情立体、以象兴境”的人类活动，是以方便低耗（感性具体）的方式作用于心灵、情感、精神，实现人文关怀的人类活动。“因情立体”，语出《文从雕龙·定势》，这是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表现主义文论和符号学文论的共识；“以象兴境”，虽无现成语源，但却凝结着唐宋之后中国传统文论的精华。作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的核心范畴，它们都具有独到深广的历史文化积淀、切近艺术基本问题的理论基因、动态开放的理论张力、广泛深刻的现实影响力。^注

与西方文论“对待立义”的中国文论，不仅在知识领域、核心话语上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在根本问题的提问方面也具有可沟通、可对话的主体性。无论是中国的“文论”或“艺境论”，还是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都要回答一些普泛性的问题。西方“文学理论”常常以本体论（本质是什么）主客体论为中心搭建其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在提问“为什么？是什么？什么样？怎么办？整体中的要素与关系怎样？”等等问题时，侧重“真正的知识”；重术语、研究对象的清晰、确切，重深度的思辨与反思，重逻辑起点与逻辑推演。而中国古代文论常常以价值论（有什么用）和心物一体论为中心搭建其知识体系与言论框架，在提问：“为什么？是什么？什么样？怎么办？整体中的要素与关系怎样？”等等问题时，侧重“源于什么”；文体与特点；风格与品格；文体与感受；考证逸事。同时，与西方话语表述方式的形而上追求（感性和理性分裂得比较彻底）相比，中国古代的话语表述方式侧重话语表述方式的诗性追求，重中和兼济，重生命化批评，重形象性概念（感悟式、印象式的词语；喻示性的概念），重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这种差别对“中国文论”普泛性问题和核心范畴的重启非常重要。这里，只简略提启一些常常被文艺学忽视的普泛性问题：“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如何产生意义？”

“为何存在？”当代人在讨论“文学理论”时，喜欢先定义文学是什么，似乎只有这样才科学理性。其实，在追问文学是什么的时候，已经预设了文学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真的按理性的原则去追问，首先应该回答的是，文学为什么存在，它的功用与价值是什么。而从“人从何处来”“人是什么”“人类活动的动力是什么”三个方面看“艺境”的存在，既具有“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又具有与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可沟通、可对话性。

“如何产生意义？”当代文艺学在建构体系时，喜欢划分为本体论（本质是什么）、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类型论）、过程论、受体论、发生发展论、风格论等等，这种划分往往会割裂意义产生的整体过程，“如何产生意义？”的提问可以有效防止这种割裂。“艺境”要产生意义，有三个阶段必不可少，即作者赋意、媒介传意、读者（受众）释义。作者赋意要“因情立体”，媒介传意与读者（受众）释义要“以象兴境”。“以象兴境”的过程有三个基本的方面：眼中所见、心中想见、脑中洞见。眼中所见，重视在场的刺激物、感知、物象；刺激物不在场（语言在场：能指在场，所指不在场）时，要通过语象（虚象、心象、映象、表象、意象、表征、记忆）产生幻象。心中想见是在眼中所见的基础上，经过解读、填空、异变、遇挫与顺应、艺术思维（情感、想象、理性），产生幻象，进而打开一个新世界。脑中洞见是在眼中所见的基础上，以“先见”“认知结构”“先前的意义”“历史文化视野”为主，经过艺术思维（情感、想象、理性）对幻象进行开拓与延伸，深入一个新世界。

四、与中国传统文论“互文见义”的文论

中国传统文论并非只是中国古代文论，它是由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现代文艺学思想共同构成的^注。“互文见义”作为古汉语里一种重要的修辞方式，它的主要特点是上下文义具有彼此隐含、彼此渗透、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关系。“互文见义”作为“中国文论”学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它要求与“用汉语表达的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现代文艺学思想构成既不等同又彼此隐含、彼此渗透、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关系。

首先，作为有待进行学科建构的“中国文论”，不能等同于“用汉语表达的文论”。“中国文论”当然主要用汉语表达，但并不排除今后会有用其他语种对中国文论根本精神的表述。当前重要的是，很多“用汉语表达的文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论”，而是用汉语表达的西方文论，很多学者称之为“失语”。在 20 世纪，人们用了相当大的精力，自觉地向西方和苏俄学习，这个过程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失去意义。但在 21 世纪，我们更应该用同样大的精力来确立自己的话语和风格。中国是一个产生了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的国度，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不存在一套有生命力的文论话语。如果存在，我们有什么理由忽视它甚至压抑它呢？我们又凭什么说它失去了“生命力”呢？以一个世纪的既得利益者的实践去否定十多个世纪的众人的实践，要么狂妄自大，要么愚昧无知，要么别有用心。从根本上说，新世纪对中国原创性文论的张扬，是对旧世纪文化思潮的反思，而不是开历史倒车，是一种“反必复”的过程，是促进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种途径。也许探索中会出现种种歧路，但探索的勇气不应该失去，探索的正当性不应该被扼杀。作为现当代的文论工作者，我们有时不得不是洋泾浜语汇的使用者，但决不是其信仰者，我们仍然有权力也有信心去开掘、拓展中国的原创性文论语汇。

其次，作为有待进行学科建构的“中国文论”，不能等同于中国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博大精深，有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这些都是探求中国文论根本精神之所在，是必须借重的宝贵遗产和丰富资源。但是，中国古代有具体的诗文论、书画论、乐论、戏曲论、建筑论等，却没有统一的所谓“艺术论”，没有一个确定的领域来建立“中国文论”，没有一部像丹纳的“艺术哲学”和黑格尔《美学》那样的文艺学专著。因此，统一的、综合的“中国文论”以现代人对艺术的理解为前提，作为独立学科的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是现代中国人引入国外教育制度的产物。完全回归古代文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不言而喻，时光不会倒流，现代人怎么也写不出古代文论，即使像钱钟书那样可以用精美文言来写作的人。另外，具体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观点毕竟是当时历史的产物，有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环境、特定文体的限制，并不能具有中国现当代的问题意识。“中国文论”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现代文艺学思想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选择利用、适当改造的当代文论。

以中国现代文艺学思想为基础，并不是当下建构者呕心沥血的追求，而是任何一个求知者的宿命，它在你进入这个领域之前就已经进行了规定，规定了你的知识、你的观念、你的用词、你的视野……所以，中国现代文艺学对待中国古代文论的态度无论是功是过、是断裂是继承、是扬弃是忽视，当下建构者都无法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该享受任何荣誉。

20 世纪过去以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人们在言说文艺现象时，都在潜意识里渗入了一个预设，即中国固有的原创性语汇已死亡或不足以言说现当代甚至是古代的文艺现象。这种假设是有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潮背景的，但这种假设是不是就是无可置疑的、理所当然的呢？笔者相信有人有过疑问但没有追问探索下去，有人不敢、有人不愿、有人则是随大流，有些洋泾浜语汇的信仰者和既得利益者，干脆就有意地视而不见，甚至以“保守”“标新立异”等各种各样的指责压抑质疑者。中国古代文论零散的存在方式和对“隐含读者”的高要求，曾让一些自诩或被誉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十分恼火，他们实在没有精力或能力去面对这艰难繁琐的工作，不如闭上眼睛说一声：无足可观。以暂求没做亏心事的安宁。然而，中国传统诗文评论并没有因为这些人的视而不见而消失，它依然散见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中，其中有些精见迭出，有些精芜杂呈，有些陈陈相因。如何从文论创新的角度进行梳理、归纳，以见出它们的整体关联和有序动态，是一个难以回避主观介入的课题，也是一个难以藏拙的课题。

五、“中国文论”的特性与意义

“中国文论”作为一门知识，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地方性与语境性。因为产生这些知识的全体是历史具体地，产生知识的场所及针对性也是历史具体的。我们并不否认人类知识存在交叉重叠之处。但是这种交叉重叠部分必须在详细整体地分析各种地方性知识之后（难），尤其是在充分的交往对话之后（尤难）才能发现，而且在言说这个重叠部分时必须时时念及它们的差别。而普遍主义者和本质主义者往往在寻找普遍本质，发现普遍“真理”和建构“普通性知识”的名义下，进行跨时空的综合（拼凑）。本文提出以“艺境”作为重建“中国文论”的知识领域，意在强调“中国文论”知识的历史性、地方性与语境性。在全球化语境的众声喧哗中，实际存在着可以圆融的两极，一极是着眼于公共性、普遍性的全球化话语，另一极是着眼于个性、特殊性的边缘化话语。而艺境论研究相对于着眼于公共性、普遍性的全球化话语而言，它是种族性、差异性、地域性文化研究意向中的一种声音，而相对于着眼于种族性中差异性、地域性文化研究意向而言，它又是公共性、普遍性研究中的一种声音。艺境论也只能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学术资源为底蕴的现代理论，它有时只能是在西化的大底色中深抹些个性的、国学的色彩。这里所谓的“西化”，是指重共相、重用语言明晰地表达、重定义、重逻辑、重体系的传统，这并非只有西方人才有，但相对而言，也许西方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些，没有这些就难成理论、难成体系，也就没有学科建构的“中国文论”。

我们显然无法认可有唯一正确研究方法的观点，或宏观或微观，或具体或抽象，或综合或细化，或考据或比较，或阐释或还原。方法多元，各有侧重是迅速优化的一条途径，关键是研究者采取的方法是否是此时此地、此情此境中的最优化。同样，论题也不在大小，关键在是否创新及创新的程度如何。传统的中国文论并不乏“片面的深刻”，但缺乏在当今众语喧哗中发出声音的话语系统，当这个话语系统建构起来之前，任何朝此方向的努力，它的时代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当这个话语系统建构起来之后，再进行细化和否定，则又有了进一步的意义。“反者道之动”，但此“反”应以“大”“远”“逝”为前提。笔者认为，现在中国文论前进的关键在于：先进行总体上的建构与推动，然后（而不是现在、过早）才是进一步的细化、否定和完善。

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文论队伍，每个人都应各司其责，“中国文论”的建设一开始并不一定非要为某些具体批评负责，而要力争在众多具体批评话语中抽出最基本的东西，提炼出一些在中西交流中可以互相理解和沟通的现代理论话语，分析其基本内涵，以便积极参与文论的多元对话。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常常被权利、宗派、片见、偏见所遮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也并没有被完全地知晓，而当代社会一个隐秘的逻辑是：不被知晓就是不存在。

注：《申子·大体》：《申子·商君书·韩非子》附录一，岳麓书社 1996 年版，第 312页。

注：《管子·枢言第十二》：《诸子集成》第 5 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64 页。

注：参见海德格尔在 1947 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 年。

注：《论语·子路第十三》：《诸子集成》第 1 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283 页

注：《庄子·养生主第三》：《诸子集成》第 3 册，上海书店 1986 年版，第 18 页。

注：《西北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

注：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注：曹顺庆、吴兴明：《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概说》，三峡人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2 期。

注：牛月明：《对“文学”作为学科能指的反思》，青岛海洋大学学报 2006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5 年第 11 期）。

注：牛月明：《中国文论的元范畴臆探》，《文史哲》2001 年第 3 期；《圆融之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注：童庆炳：《文艺学创新：以 20 世纪中国现代传统为起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