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史亦小说，小说亦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唯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致。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上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上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若单纯就人物的艺术塑造来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可说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