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亦真亦幻的神魔世界

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样，《西游记》在中国不仅家喻户晓，更尤其得小孩子们的喜爱，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唯一的老少咸宜型。但在小读者童稚的换算公式里，“孙悟空大闹天宫”似乎就直接等于《西游记》。至少年幼时的我，在醉然于孙猴子大闹天宫之余，顶多也就是还知道个孙悟空从铁扇公主那里骗取芭蕉扇什么的。而今，我年幼的女儿也完全是陶醉在好几十集动画片的《西游记》光盘里，哪会有脑子去琢磨《西游记》的艺术与思想。天真幼稚的孩子读着看着好玩儿，能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也就够了；至于要探究里边深层次的思想意蕴，那是博学深思的学者们的事。

不是吗？不说小孩子，就是《西游记》的一般读者，恐怕也很少有人清楚，或懒得知道从《西游记》诞生，直到“五四”以后经胡适、鲁迅等人考证，才确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而在以前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吴承恩竟一直没有享受到著作权。

《淮安府志》里关于吴承恩有这样的记载：“性慧而多敏，博及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可如此一个才俊，却让科举绊住了手脚。有很多文才远不如他的，早已举人、进士地走上了仕途。而他自从考中秀才后，一直名落孙山，四十多岁才补上一名“岁贡生”，总算有了做官的资格。耳顺之年都过了，才当上一个副县太爷。这样，有了些沧桑阅历的读者就该不难理解，原来作者是把满腹的不得志和满腔的愤懑、失意，寄托在怪力乱神之中，才天才地创造了那个敢于打破旧有秩序的英雄神妖孙悟空，来借神魔讽世。

另外，《西游记》也是文如其人的，它的“笔致诙谐”与吴承恩“放浪诗酒”、幽默诙谐的性格是一致的。也许正因为此，写出了《围城》的钱锺书，最喜欢的一部中国古典小说不是别的，而是《西游记》。

在吴承恩写《西游记》以前，民间传说、神话和文学作品中有关玄奘“西游”取经的故事已经流传好几百年了。《西游记》里艺术虚构的唐僧，自然是脱胎于这位历史上真实的生活原型玄奘。但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这位大德高僧，又如何认识和分析小说中唐僧这个人物形象呢？

将历史上的玄奘跟《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对照，我忽生出一点感悟：唐僧确实有许多性格上的弱点，懦弱无能，胆小如鼠，优柔寡断，昏庸糊涂，听信谗言。明明是凡胎肉眼，识不出真假是非，还好歹不分，老是冤枉孙悟空。我小时候读连环画《西游记》，觉得他除了会念紧箍咒欺负孙悟空，什么本事也没有，一次一次地吃亏，还一次一次地上当。每每看到他被妖精捉住，恨不得赶紧让妖精把唐僧肉吃了才解气。等有些阅历了，就想的多了一些，一方面，他有菩萨护身，取不到真经是死不了的。从书里看，他本身就是如来佛犯了错误的大弟子金蝉子转世，死了就没戏了。

但另一方面，他信念坚定，为求取正果，面对权、财和女色的诱惑，丝毫不为所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骨子里品性良善仁厚，富有同情心。至少是一个为人正派的好人，像书里写他“端是一个好和尚”，没有坏心眼，对人不设防，至少从没想过去害谁。《西游记》里的妖怪一心想吃唐僧肉，是为了长生不老，结果一个个被降伏，也算是私欲导致的结果。这不正是吴承恩在拿神魔世界里的妖怪来说事儿吗？看似幻，实也是真啊。即便到了现如今，那些被私欲导致腐败、覆灭的“妖怪们”还少吗？倘若他们哪怕能有一点点唐僧的良善之心，也不至于多行不义。有时，我觉得从某个角度说，金钱有点唐僧肉的意味，对它得敬着，畏着，敬畏可以，千万别贪！为官者，可以有猪八戒的圆滑世故；可以没有孙悟空那么大的能耐，但须有一颗唐僧的好人心！

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性格上不仅没有唐僧那么多的缺陷，且称得上是一位文化巨人。他少年立志，13岁出家。用段启明的那几个定语来说是：追求真理，坚韧不拔，意志坚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偷渡出境”，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取道“丝绸之路”的新疆北路，历时四年，途经西域十六国。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克服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才最终到达北天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

既然吴承恩是讽世的，我为何不可联系今天的现实？这又让我想到，一个人的事业奋斗，不是得有点玄奘“西天取经”“不至天竺，决不东归一步”，百折不回的精神意志吗？今天依然屹立在西安的大雁塔，是他的藏经塔，也叫慈恩寺塔。他为了自己的学术事业，孜孜不倦，拒不为官，成为一代宗师。而今，我们的很多情形却是，似乎只有当了官，才是对事业的最大认可。因而，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得到了一个官员，却失去一个学者。看来，要学有所为，学有所成，还真得多向玄奘学习，终身不仕；更要像玄奘一样，把生命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方能留下一座人生的“大雁塔”。

《西游记》之不朽，吴承恩创造的孙悟空堪称首功一件。凡《西游记》的读者，恐怕没有不喜欢，也没有能忘记孙猴子的。孙悟空是《西游记》作者创造出来的非同一般的神话英雄，他是一个天生的石猴，但又是猴、人和神的三位一体。他身上的猴子习性，表现出他猴了吧唧的生物性；人的特征，表现了他现实的社会性；而神的特点，则表现着他降妖伏魔、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的传奇性。换言之，如果失去了这亦真亦幻的任何一个项目，孙悟空也就形同虚设，没有一点灵性了。我有六点小感触：

一、“英雄传奇”。《西游记》写的是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唐僧是精神领袖，第一主角儿是孙悟空。这没什么好说的。

二、“时代思潮”。《西游记》书中写到了明代民间先进的商品经济观念，这让我想到，以往我们读解一部作品，常常忽略了那作品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思潮，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作品的思想意义之间的联系。而这对于了解作者如何塑造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塑造人物，会这样描写，是至关重要的。这涉及对作品的多元读解。

三、“造反有理”。在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蔑视权贵，反对专制的精神，以及“尊贤”的思想非常突出。这涉及对孙悟空“造反”的诠释。以前常有人认为，孙悟空的“造反有理”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因为他是无产者。也有人认为，孙悟空的革命也是看对象的。比如，在闹了龙宫、地府以后，玉帝一招安，他便欣然前往。当个弼马温，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扯起“齐天大圣”的旗号，看似要与玉帝分庭抗礼，实际目的还是要让玉帝升他的官。当玉帝真的让他以“齐天大圣”的名号级别去看蟠桃园时，他也满心欢喜地答应了。直到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没有请他，他才又造反了。另外，像他说“玉帝不会用人”，“玉帝轻贤”，那更是他觉得玉帝不会使用人才，使他怀才不遇。即便是我们以前常歌颂的体现他造反精神的著名口号“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也是赶走玉帝，自己要当皇帝，一点不比阿Q强。他蔑视皇权，却不从根本上否定皇权。当最后被如来制服，明白自己并非天庭老大，只好乖乖地皈依佛门，去求取正果。

四、猴性即“童心”。很明显，明代大思想家李贽的“童心说”，对《西游记》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我以为孙悟空身上的猴性，即是那份自然的本真，是童真、童趣、童心。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人失去了童心、童真、童趣，就会未老先衰。哀莫大于心死，心都死了，活着不就等于一具行尸走肉？当然，人们也不能稍有不满就“大闹天宫”，要有法制观念，要受法律约束，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

五、“强者为尊”与机遇。这又可以联系现实了，如果你自认为是强者，可没有机遇，成功的路将十分漫长。像孙悟空，即便他再聪慧，有灵性，如果没有菩提老祖传他七十二般变化和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的本领，也不会有后来事业的成功，即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

六、人生与“取经”。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生命历程，何尝不是一部又一部的“西天取经”。而在这人生，尤其是奋斗的人生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即各种各样的坎坷、挫折、种种的失意，也包括情感上的失恋什么的，或许远不止“九九八十一难”。面对这些，怎么办？我想得学点儿孙悟空的那套斗争哲学，斗争智慧，还要有斗得“甜美”的意韵，乐做“人间喜仙”。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哪怕生活压迫得你很悲观，也要找出任何一个理由充满乐观地活着。

然而，若单纯就《西游记》可读的趣味性而言，它的兴奋点更多是落在大活宝猪八戒身上。他一出场就带有喜剧色彩，天蓬元帅下凡，却错投了猪胎。因此造成了他体态的蹒跚臃肿，性情的贪吃好睡，懒惰自私。如果说孙悟空身上多的是理想的浪漫气质，那猪八戒则更多的是现实的生活气息。孙悟空是猴、人、神的三合一，猪八戒是猪、人、神的大一统。他有猪的外形，猪的习性，身上的毛病太多，恨不得浑身净是缺点：好色，攒私房钱，爱打小报告，遇到点困难就想散伙，等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游记》因有了猪八戒而妙趣横生。如果少了这个“呆子”，《西游记》读起来就没这么好玩了。他有许多让人嘲笑的地方，可不仅不招人讨厌，偏偏还特招读者喜爱。八戒真的是丑陋而可爱！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身上有些猪八戒的小毛小病在所难免。忙乎了一天，晚上回到家，“三省吾身”地检讨一下，就知道你的精神里有没有“猪八戒”了。其实，单从做人上来说，有些猪八戒这样那样的缺点并不可怕，到哪儿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呀？可如果失去了孙悟空的本性率真，那就活得虚伪了。我总觉得，人还是要有点悟空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的好。

许多年以前，台湾歌手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颇为流行。这首歌倒可以当成对猪八戒一个现代版本的注解，“我很丑，可是我懂爱情”。从网上女生择偶独独八戒的人气飙升来看，现代年轻女性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变化。谁也不愿嫁个唐僧在家里当佛供着。孙悟空虽然有本事，可猴了吧唧的，关键是女生们觉得他不懂爱情，不能入选。沙僧为人老实本分，可又没什么真本事，只能窝窝囊囊地当个居家男人。而猪八戒，老惦着家，又懂爱情，丑点儿一闭眼也能将就了。但女生们想过没有，猪八戒好色，“色情未泯”。或许现代女性有本事给猪八戒头上戴个紧箍咒，用女权降住他从一而终也未可知。不过，我想也没哪个女孩儿真的要嫁给猪八戒，一张猪嘴吻一下，就够恶心一辈子的。这不过是一种情感观念因时代变迁的表达而已，希望自己托付的男人懂爱情。如果真要嫁，还是嫁个“四位一体”的好，即身材相貌如唐僧，真才实学如悟空，性情良善如沙僧，理财持家如八戒。这才称得上如意郎君。但这也不敢保证婚姻生活一定就是幸福的。

艺术与生活毕竟有距离。再如，在现代社会肯定是猪八戒吃香。从唐僧常护着八戒说话也能看出来，领导是很容易被一叶障目的。他往往是到了最后，才能领悟到孙悟空的敬业爱岗，忠贞不贰，也才能理解他的特立独行。不过，话说回来，孙悟空也别老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本事大，牛得不行。他还真得学着长点儿猪八戒的心眼，才能适者生存。人常说，性格即命运。可话又说回来，有本事如悟空者，又有谁肯轻易如八戒一样屈尊；而八戒自知本领不济，要想混出个人样，自然得在别的地方找齐，领会“唐僧”的意图，自然是上策。

《西游记》问世以来，对它思想意义的阐释和理解，也像“水浒”“三国”和“红楼”一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直存在争议。像在清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把《西游记》看作是一部浪漫主义的神魔小说，而把它的主旨看作是，或在劝学，或在弘扬佛法、阐释禅理，或在宣传道家的真谛。即便到了胡适，还只是强调吴承恩的幽默、诙谐，他甚至认为《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看得很低。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以阶级观解读文学作品的特殊历史时期，《西游记》还曾被说成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反动的神魔小说”。因为他们把小说中的人物都划了阶级成分，把敢于造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当成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代表，而他被如来佛收服以后，竟乖乖地保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并在取经路上帮着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者（那些妖魔），无疑是农民起义的叛徒。

“大闹天宫”毕竟不是农民起义，敢于反抗、性格叛逆的孙悟空，是一天生的由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石猴，追溯祖宗三代，划成分也划不成农民！他本是个原生态的物种，所以才会触犯既定的社会规范，才会有后来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当然也因此而有了后来解读《西游记》时的“双重主题说”。

同时，还应明白更深一层，若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限定在单元取向上，往往容易陷入艺术上的牵强附会和意识形态的窠臼。因为，不论《西游记》的影射、讽刺，还是揶揄，其非现实的艺术都有着现实的指向性和思想的倾向性。或许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有非现实的艺术，却没有脱离现实的思想。哪怕是像《大话西游》那样的作品，虽说是从某个角度将《西游记》的思想主题解构、消解了，也还是有其现实性的。

其实，何必非要把《西游记》的思想意义定性为什么，非要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不可呢？完全可以把《西游记》当成一部人生大书来读，它可以愉悦性情，丰富人生经验，提升生命智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略一部不朽名著的精髓。

不过，《西游记》问世以后，儒释道三教却都各从本教门出发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儒教徒认为是“《大学》之别名”，佛教徒认为是“《华严》之外篇”，道教徒认为是“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确实可见《西游记》与宗教的密切联系，且儒释道三教都涉及了。这也是为什么儒释道三教对《西游记》的主题思想有出自各教门的阐释，原因就在于其中有“三教合一”的思想，各教有各自的认领和发挥自然顺理成章。但《西游记》是一部艺术的纯小说，并非对佛法的演义，更不是什么儒学经典和丹经奇书。

2005年6月15日《中华读书报》上有篇书评，题目叫《天上亦人间》，评的是萨孟武所写《〈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在这样一个虚构幻想的艺术世界里，神魔皆有人情，鬼魅亦通世故。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认为：“人类的一切观念，甚至一切幻想都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凭空创造出来。伦理、宗教、政治、法律的思想固然如此，而人类所想象的神仙鬼怪也是一样。《西游记》一书谈仙说佛，语及恶魔毒怪。然其所描写的仙佛魔怪，也是受了中国社会现象的影响。”

荒唐的时代产生“荒唐”的文学，“荒唐”的文学也反映荒唐的时代。《西游记》就是在看似荒唐的艺术形式里，折射出作者所处的那个荒唐的明朝嘉靖时代，透露出深邃的思想。但真正的艺术作品又一定是超越时代的，拿《西游记》里描写的荒唐事，与今天做个对照，我们不是一样还在办着一些极其糟糕荒唐的事吗？比如读者耳熟能详的，当历经磨难的唐僧师徒到了西天，由于没有给阿难、伽叶两位尊者准备见面礼，只讨得无字的假佛经。与佛祖论理，佛祖却护短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轻取。”结果唐僧只得将唐王所赐的紫金钵盂献给二尊，才得到真经。而这事就发生在如来佛的眼皮底下，没有他的默许，二尊也不敢公然索贿。这是吴承恩对神佛的不敬吗？实在反映出他对社会现实众相种种的失望和无奈。当然，也有他的疑问在，人间哪有清净地呢？谁敢把佛陀世界真的当成普度众生的理想彼岸呢？难怪连唐僧都要惊叫：“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

还是引《天上亦人间》那篇文章来说，对于阿难、伽叶二“尊者”索贿，萨孟武认为，“创业之主虽然望治之心甚切，而对于贪墨之臣，又往往认为可靠，而愿寄以腹心之任”。同时，“政局愈混乱，人主愈喜用贪墨之臣”，因为“令好货之徒侍从左右，许其稍事贪墨，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比之任用那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如刘伯升之辈者，安全多了”。因此，“可知阿难、伽叶勒财作弊，何以佛祖不加禁止，反而倚为亲信，令其侍从左右了”，“东方既有叛仙，西方何能保证其无叛佛？”

另外，也有学者讲到，取经路上凡被孙悟空打死的，无论是道的妖，还是佛的魔，几乎都是没有丝毫政治背景和依靠的土妖山怪。而凡是从天宫高级首长身边偷跑下界的妖孽，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被金箍棒就地正法的最后时刻，由首长亲自出面，请求法外开恩，免除死罪，等等。此皆为吴承恩以貌似“玩世”的“游戏”笔墨，以对神灵世界凡此种种的描写刻画，给予现实世界以无情的讽刺、揭露和挞伐。借助“文革”语言或许可以这么说，大胆吴承恩竟敢以宗教做掩护，披着神魔的外衣，恶毒攻击伟大的专制皇权和一派繁荣景象的大明江山，罪莫大焉！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反正我在读《西游记》时，每逢此处，遐想现实，已是会心地莞尔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