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上）

报告文学

（1）常熟文章

何建明

常熟人早有一股气：不知从什么开始，我们常熟竟然被“小昆山”、“叫花子张家港”超过了！唉，不开心，一百个不开心！常熟人很有些压抑。

谁都知道自古以来，在苏州诸县中，常熟一直是诸“兄弟”中的老大，而且论建城史，常熟甚至可以同伍子胥建的姑苏城比悠久。客官请看——

论风景，苏州有的，常熟也都有。

说到水，苏州人爱把太湖抬出来，常熟人这时会笑着指指那碧波荡漾的尚湖告诉你：它的面积比两个杭州西湖还大。

说到山，苏州人总喜欢把狮子山搬出来，常熟人摇头，说到了我们的虞山，你就不用再登江南的所有山了，因为虞山是苏南一带距长江入海口最近的一座岳峰，站在虞山顶，后收千里江南美景，前望长江大海风光，难怪当年吴王会西施修乐亭也挑在虞山顶上。

苏州有座千年古刹寒山寺名扬四海，常熟人说，他们的兴福寺方丈做过寒山寺大和尚的师傅；苏州的虎丘塔日映斜阳，常熟人说他们的南宋方塔堪称“南国第一塔”。

苏州人说，他们有位卖家园修学堂的大教育家范仲淹，常熟人说，他们的言子是当年孔子三千子弟中惟一的一位江南人，堪称“南方夫子”，名列十哲中第九位，后人传称知识分子为“老九”就是从言子这儿得来的，言子因此是读书鼻祖……

苏州后来称为“府”，常熟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常熟一直是独立于苏州之外的省辖“较大市”，与后来升级为地区级的泰州等一样待遇，但人家泰州早已跟苏州在行政级别上平起平坐。常熟人对此内心不服，因为离苏州、无锡和上海太近，尤其是离苏州太近，他们一直没能升格为地级市。

常熟人有这样一块心病。而常熟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苏州，即使现在我在苏州城内采访，经常有人会说：要说生活和环境，常熟不比苏州差——嘿嘿，这话让常熟人舒服了许多，慢慢地，常熟人也习惯在苏州面前俯首称臣了。

常熟在苏州管辖之下，无可翻案。这也就罢了，但常熟在周边诸县中间，则始终是“兄长”的角色和“兄长”风光，而且它确实有理由和实力嘛。小时候我只听大人说去一趟常熟总是说去“常熟城”的，还从未听说到吴江和昆山、太仓等周围几个地方的名字后面要加“城”字的，除非是上苏州才叫到城里去。

才几十年的工夫，昆山和张家港包括太仓这些县城，小得根本不能用城字来形容，最多只能说“街”。然而常熟城不同，那是像模像样的城，有街有道，纵横交叉，水陆网状，小桥流水处皆是人家。

你听明朝大诗人沈以潜一诗曰：

吴下琴川古有名，

放舟落日偶经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

常熟古时又名琴川，是因为城内有七条江流穿城而过，从空中俯视风景如画的江南城郭犹如一把七弦古琴。这“古琴”两边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岳虞山，又有明镜一般、面积达十平方公里的尚湖、昆湖两大水域，如此江绕城、城抱山、山枕湖，构成了常熟这个千年古城的名艳风韵。

常熟历史上有太多的名流英雄。光是文化大家就有与唐伯虎齐名的“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桢卿，还有“江南诗圣”钱谦益和“巾帼烈女”柳如是，及晚清《孽海花》作者曾朴等常熟邑人。两代帝师翁同龢自然不用多说，常熟人在明清朝考为状元的就有8人，有9人在朝中当过宰相。这样的大牌人物，在苏州列县中是不可能有的。说今，“两弹一星”的元勋王淦昌是常熟人，大学者钱昌照是常熟人，我国电信和外贸事业的开拓者李强是常熟人，水利大师张光斗也是常熟人，后来常熟的一部分划到了张家港，张光斗先生也一下子从“常熟名人”的名单中被划了出去。有人后来再问张光斗老先生你到底是常熟人还是张家港人？老先生幽默地说：我是苏州人。

常熟人有资格成为苏州地区的“长子”，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除了它的建城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原因外（常熟也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这一点与苏州城是平起平坐的），还与历史上的一对兄弟有关——

在中华民族开元世纪之时，有一对兄弟不远数千里，从富庶的国度来到当时荆蛮的江南大地，甘心断发文身当农民，并带领当地百姓垦田治水，建立“勾吴”之国的仲雍与泰伯兄弟俩。仲雍是周太王的次子，本名虞仲，在当时的王室中，虞仲精于文韬武略又忠厚勤劳而深得人心。但周太王则中意其幼子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继承商周大业。虞仲明白后便劝兄长泰伯一起顺从父意，让国避位。泰伯被兄弟说服后，两人借采药为名，从渭水流域，千里迢迢来到了常熟、无锡一带。后来子昌顺利继位，使中华民族有了一段非常辉煌的兴邦历史。而身为王子的虞仲兄弟俩，却在江南的荒蛮的原野上同百姓一起堵水垦荒，苦心经营，最后也建立起了江南东吴的悠久伟业。虞仲殁后葬于常熟城边的山头，此山因而得名虞山。如今每逢清明时节，仲雍墓前总是围着成千上万的当地百姓为这位先祖烧香磕头……

仲虞随伯氏，让国来荆蛮。放言求自废，民迹终忘还。端委治勾吴，子孙列雄藩……虞仲的这段美德为千古所传颂。

这段历史和仲雍墓立于常熟，也说明了常熟在古代的历史地位。这个时间比伍子胥在苏州建水城要早出数百年。

在《常熟市志》上还有一则典故，也能说明常熟在远古时代早有繁荣昌盛之景象：

据传孔子晚年不放心各地学生的作为，便驾车到南方察访言子的德行。

一日，孔子来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时值炎夏之季，一路上闷热异常，孔子一行很想进城早些歇息。孔子举目四望，见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蛳，即下车含笑问道：“去此城内有几许路？”那孩童见孔子一副斯文样子，便拿起盛螺蛳的钵头顶在头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来“钵为冠，水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时称“琴川”）。孔子听罢暗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书达理，足见此地文风之盛。吾何须再去关照子游？于是孔子折身回了山东。

那天我在常熟，与一群北京来的文友听常熟市委副书记秦卫星介绍，讲起一件事：

说前年有北京几个部委领导到常熟来检查工作，常熟城内的本地人喜欢早晨到兴福寺吃面。这天，市长书记带北京来的领导一起到兴福寺去吃面，北京客人一看吃面的场景便感慨道：你们这个地方肯定干群关系好，群众生活富足。主人问何以见得？客人说：看看这个吃面的场景就明白了。五六百人，大家吃得和和气气，而且你们市长书记跟老百姓很随便地坐在一起，这要在别的地方，市长书记是不太可能跟老百姓挨得这么近的。常熟人觉得奇怪，问为什么。北京的领导说：现在有好多地方的官员根本不敢挨着老百姓，天天躲着，出门都要警车和保安跟着，怕老百姓告状、找麻烦。

原来如此！

常熟人说：“我们这里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的。即使老百姓有什么要紧的事，也会很客气地跟干部反映。说得再严重一点，假如有人想耍横蛮，市长书记也不会有啥怕的。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认真去解决嘛！”

这就是常熟。

其实，常熟的故事最精彩的也应该是这三十年来的景况。

第1章绣娘和小裁缝合唱“好一朵茉莉花”

在常熟城的东南边，现在有一片非常壮观的新城景区，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常熟服装城”。这里一年的营业额在400亿左右，是中国十大市场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服装市场。据说每年从这里销售和批发出去的服装够全世界一半人穿的了。什么样的世界名牌都有，绝对不是假冒伪劣，而是世界服装名牌企业在这里或设了专卖店，或在这里加工制作……

常熟的服装是有名的，关键是这个地方的小裁缝特别多，而且手艺巧而细。说几个事例你就会信服。

比如如今全国闻名的“波司登”这么有影响力的世界名牌，就是因为它的创始者、老板高德康自己是一位“小裁缝”出身。与老一代常熟裁缝相比，高德康只能算是串巷走村的“起码头”小师傅。常熟一带真正做衣服的大裁缝大师傅是一般不会亲自“出门”做生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门面，而且非常讲究，一般的小生意根本不接，要接也都是有钱人家求上门的活，还有就是专门给那些富贵达官人家定做的活儿。常熟大裁缝师傅蛮讲究哪！你要想见他，必须约时间，而且人家出来见你之前先要品茶喝汤，再等双手和脸面洗得干干净净后再出来与你会面。旧时，大裁缝比师爷还要吃香，有点像北方唱戏的梅兰芳派头。

“波司登”的高德康这样的小裁缝，现在能够把生意做得全世界闻名，是因为他这个“小裁缝”有经济头脑、手艺也属高超。

北京人都听说过“红都”服装，这是当年专门给中央领导定做的品牌服装。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多数国家领导人出国和平时穿的礼宾制服都是“红都”裁缝们的手艺，而“红都”的头把剪刀的大裁缝师傅就是常熟人，名叫田阿桐。

小裁缝在乡镇企业时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小，尤其是对“纺织之乡”的常熟现代经济来说，更是如此。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苏州一带特别是“高乡”常熟地区，有四种手艺人是从来没有因政治原因而消亡过，这四种手艺人分别是裁缝、绣娘、砖瓦匠、木匠，他们都是散落在民间的能工巧匠。我老家将区域分为“高乡”和“低乡”，主要是按照是否可以种植棉花而划分的。棉花地不能被水淹，相对需要距江河湖水平面高一些的地方种植，便于排水。苏州是水乡，许多地方的土地基本上与湖塘江河的水平面一样高，甚至还要低一些，这是因为广阔的平原在几千年、几百年前基本上是冲积而成或是围屯而成的，因而有不少低洼地，就是在同一个乡村，也有高地和低洼地之分。

我的老家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棉花的我没有考证，但我很小的时候就从纺线的奶奶口中知道了“黄道婆”。

黄道婆布道苏南大地的农民，特别是农民妇女学会了纺纱织布，这是鱼米之乡的苏南大地发生的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即原来这里的百姓主要是靠种稻和河湖养殖富足的，后来因为种植了棉花这一经济作物，它既可以解决自家的穿衣盖被，同时又能将多余的衣被布匹作商业交易，这使得苏南大地迅速地超过了其他地方，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

其实世界经济发展史早已告诉了我们一件有意思的事：凡是种植棉花的地方，后来几乎都可能成为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或者说这里的经济发展总是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列。

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最早也是从一台纺织机开始的。我们知道，英国工业革命前是个田园牧歌情调的国家，当时人称“快乐的英格兰”。它的居民有80%从事农业。由于英国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卖给邻国，这使得它的农业经济比当时的任何国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业性质。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业务不断紧密起来。走过“圈地运动”和“海盗生涯”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便创世纪地进行了后来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大工业革命。这场大革命最先肇始于棉纺织工业部门。之前英国纺织部门中主导地位的是毛纺织业，但英国传统的产业革命却没能从毛纺织业开始，其原因是毛纺织业为英国的传统工业部门，它雄厚的基础和充足的原料，在世界市场上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政府不仅没有意识到对它进行技术改进的迫切性，相反在政策上给予保护和特权。当时英国甚至有这样一条法令：凡死在英国领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织的寿衣来入殓。但与此相反，棉纺织业则是英国的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因而对它的技术革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纺织业有两道重要工序：纺纱和织布。这两道工序必须平衡才能生产正常。可是在1733年，兰开夏的一位钟表匠发明了飞梭，完全彻底地打破了这种平衡。用飞梭取代手工引线，使织布效率提高了数倍，这样纺纱的人就怎么也赶不上织布的人了。这“纱荒”着实让英国人整整苦恼了30多年。1765年，有位叫哈格里佛斯的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织机”，才算结束了这种局面。哈格里佛斯是在看妻子珍妮纺纱时受启发后精心研制成功了这台影响英国乃至影响世界的“珍妮纺织机”的，这位木匠不曾想到，他的历史性功绩还使世界从此诞生了无产阶级。听起来似乎有些唐突，但这是真实的客观存在。

“珍妮纺织机”的发明，改变了英国和世界的男女分工的自然状态，因为这部“珍妮纺织机”是个力气活，只有男人们才能操纵得了它。一些有钱人家拥有了它便开始囤积纺纱品，而一些没钱拥有它的男人们只能到拥有“珍妮纺织机”的人家当佣工。渐渐地，纺织机越来越先进，当佣工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慢慢成了一个阶级，这就是受雇于资本家的无产阶级。

苏南包括上海和无锡一带的农民其实都受过黄道婆织布的影响，这里之所以比别的地方更富裕一些，与妇女们会织布纺纱有直接关系。

有人还提出另一个观点，说苏南吴地的妇女们之所以会纺纱织布，从时间上讲还有更早的历史渊源。

他们说早在吴越时代，越国美女西施被吴王从越国弄到吴国后，这位淘纱织丝能手就把自己的技术传播到了民间，故而吴地就有了织布纺纱的传统。这也是对的，西施和她的越女们对淘纱织丝技术的传授，对吴地的纺织业的发展绝对起过重要作用。但从历史书以及包括民间遗留的一些传统文化中，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黄道婆的真传和史实。西施或许离我们太远，也许此说纯粹是文学上的一种演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州一带的民间纺织业相当发达，尤其是农民，几乎没有一个生理正常的妇女是不会纺纱织布的，就连一些条件差一点的家庭的男人也都会纺纱织布，只是男人干这种活得偷着干，否则会被人瞅不起。在封建社会这种现象很普遍。

苏南的乡镇企业最早是从纺织业开始的。其实在常熟一带，这种手工为主的小企业行为即使在解放初期或“文革”期间仍然没有停止过，只是处在低级水平和半地下的状态。我记得“文革”期间，一般家庭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家织的粗布，上商店买的“洋布”很少，只有那些吃皇粮的城里人才可能上布店里“扯布”去，就是城里人，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穿土布。

土布在“文革”时期虽然没有市场，但有民间的“亲情交易”行为，即作为逢年过节的礼物相赠。

“文革”后期，一种叫“的确良”的布匹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与粗布相比，“的确良”穿在身上，一是光亮笔挺，二是在夏天“的确凉”，价格嘛还基本能接受。我记得第一次穿“的确良”上学去，确实太“洋气了”，于是同学后来给我起了个“洋明”的诨号，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女孩子们更不用说有多喜欢“的确良”。

这是一场革命，对苏南传统纺织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有一点没有变化：小裁缝的生意没有改变，反而更好了，因为“的确良”的做工更讲究，缝纫机的作用变得不可替代。但“的确良”的盛行还带来了另一个革命，即“纽扣革命”。为什么？因为土布和老式纺织，其纽扣虽然也有工业品的纽扣，但老裁缝还继续沿用那些纯粹的布棉组成的扣子，如长衫和对胸扣，用的都是棉布做的扣子，可是“的确良”衣衫盛行后，纽扣就必须是机器生产的工业品了。苏州附近的常州有个国营纽扣厂，于是这个厂便成了那些香饽饽，有人千方百计地从那里捣鼓出一些纽扣来满足民间做衣服之用。纽扣不是什么先进的工业品，常州纽扣厂稍稍加加班，其纽扣就堆积如山了，后来根本就不好卖了。这更加给了那些“挖墙脚”的人提供了发财机会，于是常熟和常州之间有一条秘密的“纽扣”交易通道……

纽扣多了，“的确良”衣服更加盛行于广大乡村之间。大量传统的土布衣服也基本上开始用工业品纽扣，毕竟用上它对土布衣衫也是一种提升——这种服饰上的革命是我这个年龄的苏州人都经历过的事。那时我们在中学时代，刚懂得一点儿“美学”，会对这类小事很敏感，男女同学之间的那种朦胧之爱会先从彼此的服饰讲究开始的。嘿，现在想起来十分有意思——这竟然同我写一本书牵上了关系。

其实任何一种深刻的社会革命，有时可能是在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中萌发的。不是吗？大胡子哈格里佛斯就是那一天下班后看到妻子珍妮很辛苦地纺着纱，便心疼地叫了一声“爱妻早些休息吧”。妻子“唉”了一声，结果手一松，不慎将纺车碰翻了，纺车则仍然带着那只锭子飞旋着。哈格里佛斯看着看着，突然心生灵感——如果把几个锭子同时竖起来，效率不是可以翻几倍吗？于是第二天哈格里佛斯动手做了一台多锭纺纱机让妻子珍妮试试，结果一试便成功了。

这台改变英国传统纺纱技术的机器，使人类文明又推进了一个先进阶级。

“无产阶级”的伟大发明就是在这样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中诞生的。

常熟（包括苏州其他县市）的现代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实也是靠了一台不起眼的缝纫机和后来的一台纺织机带动起来的。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里，迅速成长为具有中国乃至世界影响的“服装之城”，以及由服装和纺织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

由于“的确良”的诞生和“纽扣革命”，使苏南一带的手工业发展快速地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乡镇企业也因此不断跨跃性地上台并形成滚滚洪流……

然而这个洪流的形成，追踪其“源”也十分有意思，它靠的还是无数条涓涓细流汇合而成。比如缝纫机所形成的后来的服装业，纺织机所形成的后来的纺织业，前者开始是有那么一批串门走户的“小裁缝”所汇流而成的，后者是由无数巧手绣花的绣娘们汇流而成的。

常熟的这种具有本地特色的乡镇企业之路有十分明显的特色。“波司登”形成“世界名牌”的国家顶级服装大企业所走过的路就是如此，而高德康在常熟并非是惟一的成功人士，80年代前后的常熟，像“波司登”企业和高德康这样的“小裁缝”干得轰轰烈烈的有很多。原王市乡要比高德康所在的白茆乡的“小裁缝”厉害得多，只是后来在市场开拓方面没有高德康有远见和魄力而已。

潘炳福便是当年比高德康名气大得多的“小裁缝”中的老资格！

“老潘的眼睛很厉害！”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认识这位著名服装“秋艳”的创始人、全国著名的乡镇企业家。第一次见老潘就觉得他的那双眼睛很独特，目光锐利。

那是80年代初，我在北京解放军兵种机关工作，有一天在北京的一份中央级大报看到一则消息：常熟王市举办第一个中国“农民服装节”。当时这事非常轰动，因为那个时候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极少听说办正式的服装节，而常熟农民却能办“服装节”。报道还披露了这样一件趣闻，说是上海大明星张瑞芳也被邀去参加王市的“农民服装节”。张瑞芳自己说，开始她接到这样的邀请，纯粹是为了“不好意思驳农民兄弟的面子”，哪知“去了后才发现常熟小镇的农民们个个穿得艳艳丽丽、漂漂亮亮。我演了一辈子农村妇女，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以后我再演农村妇女时可以告诉导演说，我也要穿得漂亮点！”

王市离我老家也很近，小时候父亲带我走亲戚时没少去过。于是我决定借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再游一次王市，看看那里的“农民服装节”到底什么样。

80年代，中国的不少地方男人们还多数穿着中山装和绿色军装，女人们稍稍时尚一点的也就是穿些花格子的“翻领衣”。但令我不曾想到的是，田埂边的王市“农民服装节”上，不仅人山人海，而且竟然有一半以上是外乡人，包括不少说着“阿拉”的上海人。这让我惊喜不已。我老家的人历来就有“洋上海”之说，意思是说，上海人最讲究吃穿，相比较上海人对衣服更为挑剔。问题是，现在十分讲究的上海人竟然跑到百里之遥的“乡下”来参观王市的农民服装节，你说奇不奇？更奇的是，上海人竟然对“乡下人”做的服装大加赞赏，成批成批地往回买。于是老潘——潘炳福的“秋艳”牌服装没过多久就享誉上海外滩……

其实老潘的“秋艳”能够征服上海滩，还是他那双“厉害”的眼睛起了作用。

大约在1980年，老潘带着几个“小裁缝”办起一家乡镇小服装店后，便学着城里人的做法，给自己的服装起了“秋艳”的名字。老潘当裁缝师傅的时候就是个很讲面子的人，不管是有钱人用高级料子做的高档衣服，还是普通人家的日用衣衫，只要到他手里，都是“挺呱呱”的。办了厂子，跟串门走户那种“吃百家饭”的裁缝生意不一样了，尤其是打出“秋艳”牌子后，老潘整天想着“不能光给农民兄弟姐妹穿，要让城里人也喜欢”的奋斗目标。

有一次他听上海服装店的一位朋友说：滑雪衫将取代中西式棉衣，可当时中国市场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新时装。然而老潘的眼睛就是“厉害”，他认定用不了多少时间，那轻便、漂亮的滑雪衫必将风行中国市场，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将“秋艳”服装的大部分生产能力转产做滑雪衫，并亲自南下到广州购料采样，回厂后与技术人员一起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种色彩鲜明而独特的带帽女式滑雪衫。此款服饰一投入市场就风靡上海滩，那些穿着讲究的上海女同胞为买上一件“秋艳”滑雪衫不惜请上两天假去专门店排队，据说老潘在上海的合作伙伴那家商店最多创造一个星期卖出“秋艳”滑雪衫8万件的纪录。

都说老潘爱用眼睛“扫市场”，而且在口袋里还总带着三件宝：小剪刀、皮尺和计算器。当他的目光“扫”到一个新款式、好面料时，他就动用自己的“三件宝”，然后回厂开动脑子，几天后肯定又有一款让同行眼红死的新产品问世。

1983年，老潘又一次来到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扫市场”，在五颜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从众多穿中山装的人流中敏锐地发现已有一些人开始着起紧身掐腰、线条优雅的西装了。可多数中国人当时仍然比较保守。取两者之优，兼成国人时尚，必胜无疑。老潘一边走心里一边就已有了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服饰了……

果然不久，上海商场里出现了一种中长马裤呢做面料、内托全夹、紧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这新款服装一上市，便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卡曲衫”热。

1984年，老潘的“秋艳”系列中再度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颖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装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绣花仿毛、粗花呢西装及男女风衣系列。

……

再后来，老潘几乎每月都要推出一个新产品，甚至每天推一款，到后来一天能推出三个新产品……

老潘所在的王市从此成为常熟服装市场的一个发源地。

王市的服装业对当时常熟的其他乡镇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本来这个富饶的江南水乡的庶民们非常懂得学他人之技而富本家之道，所以王市的“秋艳”和老潘式的乡镇兴业之路很快成为大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像与王市近邻的碧溪、东张等乡镇，没用两三年时间，其服装和纺织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每每回老家探亲，东张的表兄总会把我拉到东张的一家“雄牌”服装厂去“试衣”——表兄自然少不了会给我弄几身合适的男休闲装穿穿。老实说，开始时我并没有将这样顺手牵羊穿在身上的东西当回事，只是后来当我穿着“雄牌”在虹桥机场候机时，才知道这衣服还真是很有“品位”呵！

“先生，侬能不能将身上的衣服让阿拉试试？”那天，我穿着一件浅黄色的“雄牌”，坐在候机室的椅子里看书，有位“阿拉”过来问我。如此唐突的方式，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不免让我记忆深刻。

上海人总是怪怪的，别人好的东西总想据为己有。

“可以啊！”我脱下身上的“雄牌”。

“果真是雄牌！”他一边看着我脱衣，一边翻开内侧看商标，欣喜地说道。然后试了试，非常合身。“先生，你这件衣服花了多少钱？”他问。

我摇摇头，因为是表兄给我的，真不知道价格。

“那——侬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卖给阿拉？”上海人突然提出，一脸诚恳。

“卖给你了我穿什么？”我的话让这位上海“阿拉”有些窘迫。

“那就算了，算了。”这个上海人后来跟我紧挨着坐在同一排机舱内，直至此时我才知道“雄牌”在上海的传奇——

“这个品牌在上海卖疯了，据说最多一天能卖8万件！男人们以穿‘雄牌’而自豪，女人们都喜欢给自己的男人买‘雄牌’……”

原来如此。

因为有这样的奇遇，所以当我的表兄第二次带我去“雄牌”服装厂“试穿”时，我特意采访了一下这个厂，也就更全面地了解了一下这个厂的发迹史——

“雄牌”厂其实也是一个“小裁缝”搞起来的乡镇企业，最初时是东张的几位有些经营头脑的“小裁缝”合作成立的乡办服装厂，后来跟着到王市服装节去销货，其间被上海人看中了，于是上海人的资金加东张人的手艺，缺少男性服饰市场的“雄牌”给上海滩来了一次“服装革命”。

上海女人本来从心理上瞧不起“娘娘腔”的小男人们，现在“雄牌”让许多“娘娘腔”的男人们“雄”起了，不仅男人们得意了，女人们也高兴了，所以上海滩上的“雄牌”服饰男装风越刮越烈，最后到了谁没拥有一套“雄牌”似乎就不是男人的份上。

这个世界有时很疯狂。上海市场上的服装疯狂原来是从常熟乡镇企业刮出来的，这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的一件趣事。

发生在东张镇同一地的另一个服装厂也令我吃惊和意外。这个厂的产品曾经在中国体育用品和休闲服饰业创造过辉煌，那便是“圣达菲”服装。

据说这个“圣达菲”是中国第一个休闲服品牌。之前我同样不知道它竟然也是在我的故乡常熟地盘上诞生出来的。问题上，这个后来成长为中国名牌的服装是在一个完全叫人想象不出来的地方诞生的。

我第一次去“圣达菲”厂时，需要从小镇东张坐15分钟的车，然而再需要摆过一个渡口，再一脚湿一脚滑地走上几百米泥地，才能到达这么一个庄稼地边上的村办企业。

“圣达菲”在东张的北新小村，那天接待我的郭道辉与我同龄，他说这个企业最早是郭氏四兄弟与北新村联办的。

我去的那年正好已改制，厂子每年向村上交60万元外，就全部属于郭氏四兄弟。我对郭氏兄弟的“圣达菲”怀有特殊疑问：为什么选择一个如此偏远的乡下却又起了一个洋名？郭道辉告诉我：他的一个弟弟前些年在阿根廷办了个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条很出名的服装街叫圣达菲，于是热衷服装业的郭氏兄弟商量也要搞一个中国的“圣达菲”。可为何又选择了常熟东张这么一个非常偏远的乡下来办厂呢？

“因为常熟这块地方水土好，到处都有心灵手巧的匠人，常熟的裁缝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匠人之一了，尤其对服装的细工和感觉也许连世界上最好的服装设计师都很难比，而且人诚实勤劳，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中和选择像东张北新村这样一个地方的缘故。再有一点我想告诉你，其实常熟离我们上海才多少路？以后交通改善了，常熟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像我们上海的后花园，几支烟的工夫啥都搞定了。”这话是十几年前说的，当年我这个常熟人听了还觉得有些“遥远”。才过了几年，郭道辉描绘的诱人前景其实都实现了。昔日的东张北新小村现在就紧挨着长江第一大桥——苏通长江大桥，不仅不再“偏远”，而且成为交通枢纽之地。从这儿到上海一路都是高速路，花上一个多小时便可抵达上海的人民广场。郭氏“圣达菲”现在早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总部，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部也到处都是，而它的生产基地却仍然放在常熟。

“因为中国服装业的根在常熟，我们离不了这个根。”大老板郭道辉现在这么对我说。

中国的服装业之根为什么在常熟？这让我既感自豪，又感疑惑。那天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身边坐着我年迈的母亲和姐姐妹妹。姐姐的女儿马上要结婚了，姐姐在一旁绣着一块花边，这种情景在我小时候就见惯了，但这一天却让我有意外的收获。

“姐，你现在也算是一年收入几百万元的老板娘了，干吗还要自己动手绣花嘛？”姐家里办的纺织厂，有三四百个工人，姐夫在我面前多次说过他的产值一年已达上亿元，在当地也算中等水平的小老板了。姐姐平时花钱特大方，可却仍然自己动手绣一个几块钱就可以买回来的桌上装饰品。

“闲着也是闲着，花边是我们常熟人的本事，不能失传呗！”姐很随意地这么回答我。

这时我见母亲凑过去拿起针，熟练地挑起花边线针来，随之我妹也凑了过去……看着我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人的绣花的样子，我内心一阵感动和思索：原来我的亲人和家乡的妇女们，与众多小裁缝们一起汇聚的世代传统，不正是常熟服装业代代相传而永远繁荣昌盛的薪火吗？这不就是郭道辉先生所说的“中国服装业”的根吗？

是呵，我猛然省悟！

常熟人的心灵手巧非天生即有，而是世代形成的。很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的1904年，在我家乡常熟支塘镇就有了第一家叫“裕泰”的纱厂，我也不知道1999年常熟城内就有了第一家西服店，但我知道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见母亲和奶奶及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休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绣花边——这种花边都是靠一针一针地勾挑起来的，很好看，其布和颜色都是非常讲究的。女人们靠一针一针地绣花，可以换得每月几元、十几元的收入，而且不管什么样的女人，只要她们低着头静静地在胸前行针时，都会让人感到她们非常美——那种美是恬静的美，优雅的美，和劳动的美。这是我在童年时代的记忆中仅有的几幅乡情美景之一，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很惬意。原因之一是：所有我故乡的美女无一例外地都是优秀的绣娘，原因之二是所有难看和不善良的女人肯定也是成不了绣娘的。

人民公社时代的绣娘与著名的常熟花边一样从来就没有被列入“资本主义草”的范围，所以这也是常熟地区的手工业和乡镇企业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早、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70年代后期，随着小五金、小纺织的出现，一批绣娘被招进了乡镇企业，她们开始由绣娘变成乡镇企业里的“织女”——那种手撑机械电梭的织女……

“卡嚓嘶——”“卡嚓嘶——”这种声音在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的苏州一带，几乎在任何一个乡村和城镇旮旯里都能听到，这是苏州乡镇企业最具标志和繁荣阶段的一种特殊乡间音乐，它似乎像是在一夜之间覆盖了千百年来独领天下的蛙声和蝉鸣，从而使这里的农耕水乡开始转向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并存的新世界。

常熟无疑在这个阶段比周边的县市走在更前列，尤其是纺织和服装业上所表现出的区域经济特色更显现特殊光芒……

第2章马路地摊垒出的“中国服装第一城”

正在写此文时，友人将一本《苏州农村改革30年》送到我手上。上面有一段话：

苏州农村中传统的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众多，因此历史上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吴江丝绸业；吴县的刺绣、工艺和建筑业；常熟、太仓、张家港一带的土纺土织布。

“在20世纪20-30年代，苏州的乡村工业已具相当规模，是当地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织布手工业场有31家，织布机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约4000人。”而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受当时的政治性政策影响，从城镇工业企业中下放了一批职工到农村，后来在70年代又有近20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这期间有近万上海人因种种原因没有到更边远的地方而通过各种关系落户到了苏州一带，这些城镇人员到了农村，一方面他们有知识，又有一定工业技术，同时苏州在当时为了帮助这些人能够在农村“扎根”，于是主张和鼓励社队创办一些以“多种经营”为名义的小企业。1972年，苏州地委公开提出“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要求，社队企业因此在坚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原则下得到了积极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就是苏州地区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年时其乡镇企业已初具规模，而且当时的苏州地委明确要求各级党委都把发展社队企业工作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目标。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1978年底，全苏州社队企业已经形成第一个发展高潮，全地区6县（市）社队两级集体工业企业已经有7508家，拥有固定资产3.35亿元，职工达40余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7%。1979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党的生日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颁发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草案）》的通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总结苏州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向全国各地发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因为在两个月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中央专门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社办企业的重要决策。苏州作为乡镇社队企业发展最早、最快的地区给中央作出上述决策提供了某种依据，所以它的发展毫无疑问更是走在别的地区前头。到1980年邓小平到苏州视察时所看到相当一部分农民们已经盖起了小洋房，这证明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不仅已经呈现“半壁江山”之势，而且广大农民通过创办乡镇企业获得了生活的富有。1980年，苏州全地区的乡镇社队企业实现产值35.3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50.7%，这种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由于近一半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上班，一般农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于是成片的老宅基地上出现了两上两下或三上三下的农家楼房……

无疑，在这之前和这一阶段中，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是全苏州走在最前列的县，其总量和工业产值远远超过兄弟县市，与同样有传统优势的吴江、吴县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昆山、张家港更无法与之比高低。1980年，常熟的乡镇企业产值总量据说已有20亿元，这个数据如果能够在早几年被周恩来总理看到的话，老人家或许又会感慨地说：“要是有十个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曾经感慨过“要是全国有20个常熟就好了”这样的话。那时常熟的工农业生产总量很小，到1980年时已经翻了几番。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到苏州时提出“小康”概念时的常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也还是刚刚起步阶段。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可以用势不可挡四个字来形容。

这个时候便出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后，需要一个销售和周转平台。

平台是什么？平台在何处？当时常熟人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寻找这样的平台。

南门。汽车站。这是常熟当时通向苏州、无锡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除了轮船码头外，这里是过往常熟最热闹的地方。轮船码头和汽车站相隔不足一里路，但汽车站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船车码头的作用，多数过往常熟和从常熟通向外面的主要交通是依靠这个车站。那个时候，无论买什么车票必须排队，原因是班车少，于是车站候车室总挤满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会有人想买个水喝、填个肚子什么的，这就会有那些脑筋灵光的人推着小车或自行车，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篮装些茶水、茶叶蛋之类的东西在一旁吆喝着做个小买卖。但那些工商部门管得紧，称这类推车做小买卖的人是“投机倒把”，而且政府机关还有专门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专司“打击”事务，有关人员系着红袖章，时常出没在车站四周，一旦发现“投机倒把分子”，不是没收货郎担，就是抓进去罚款。“走！赶快走！”“再不走抓你进去吃官司！”

车站上，这样的情景经常见到。

后来似乎专司打击“投机倒把”的人员不见了，于是车站的出口处的马路两边开始出现摆地摊的人群儿……

“要买衣服喔！”

“便宜，一件五块钱本地毛衣喽！”

这样的叫卖声延续了半年、一年……车站两侧的马路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开始是几个，后来变成了十几个、几十个。有人向上面反映“车站秩序很乱”，于是就有人出来“整治”。可没几天，摆地摊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几十个，而是上百个，长溜溜的俨然像一条卖货郎的街。

“赶得走他们吗？”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们又长得更疯了。根本赶不走。”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收点管理费吧，都是乡里乡亲的。”

“也行，车站秩序不能因为这个乱啊！”

“没问题。秩序我们负责。”

南门的周边，那个时候还是属于城乡交叉地段，常熟县城管不了，属于琴南乡管理。琴南乡的人出面每天向摆地摊的人收一份“管理费”，这就使得所有摆摊的人成为了“合法”经营。

“车站那儿可以摆摊了！听说一天能卖十几件衣服，好的时候有上百元进账！”

“这么好的生意啊！”

南门车站摆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名声扬开了。后来连苏州和无锡那里的消息灵通人士都驮着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车站奔来……摆摊的人越来越多，简直比进出车站的乘客还要多出几倍。开始是车站十字路口全被占满了，再后来沿着车站一直向县城内延伸达数百米，好不热闹！

“再这样下去怎么行？我们车站快成商场了！得把他们统统赶走，否则要么我们车站关门，要么他们小贩收摊！”车站为此提出强烈抗议。

问题摆到了“收费而肥”的琴南乡领导面前。

“车站搬家肯定不行，那我们划一块地盘让小贩进场做买卖？！”有人出主意道。

“这样行吗？”

“给市里打个报告试试。”于是有了琴南乡向常熟市政府建议在车站划出一块地盘建一个招商场的报告。

这是好事，应该支持！常熟市委、市政府很快同意了琴南乡的意见。

1985年，在距常熟汽车站约二三百米的一块农田被征用并在上面搭了一个几百平米的大棚，乡政府的干部像模像样地在门口挂起了一块“招商场”的木牌子。

“做买卖的进去啦！”

“不准再在马路上摆摊了！一律进招商场去——”

干部们像赶鸭子似的开始每天在车站的十字路口吆喝着，奇怪的是那些习惯于马路边摆摊的小贩们谁也不愿意进到大棚内的“招商场”去。

“你们这是怎么啦？就愿意在马路边吸灰尘挨雨淋哪？”

“领导啊，大棚好是好，可我们进去了，人家买东西的不往那里去，我们不还得出来嘛！”

这可是个大难题！怎么办？面对空空如也的大棚，“招商场”的管理人员无奈地摇头，哭笑不得。

车站十字路口的地摊仍然热闹，并且越来越热闹，甚至达到了锥足难立的地步。

“哎老哥，这个地方有点太不方便，要不我们到旁边的大棚里再把货数一数？那里没人，我们验货点钱也安全些。”

“好好，去大棚！”

“你每天能给我多少件衣服？一百件？能不能再多一点？这个地方交货太乱了，我们以后约在旁边的大棚里如何？”

“好。以后我们就约在大棚里交接货。”

“就是，这儿多宽敞。”

一拨又一拨的小贩们在没有人“赶”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移师大棚里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交易，相比马路边的地摊，这样的交易数量大而又安全，于是大棚里渐渐热起来，一直到马路边的地摊开始与大棚连接起来……

哈哈，这真是怪了，起初赶他们都赶不进来，现在竟然自个儿往“招商场”搬啊！这下子把琴南乡的干部们喜得眉睫上直挂彩灯。农民们并没有学哲学，他们也不懂得市场经济是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操纵着，然而他们却在这只“无形之手”下感受着越来越势不可挡的商潮的巨大力量和由此带来的收获的喜悦。

“那个时候，我们用了60万元搭起的一个大棚，最早的时候按人头收摊位费，起初时一天收一个人5毛钱，可没几个月，大棚的摊位爆满，我们不得不涨价，按一个月收几十块钱；但没出半年，摊位还是不够，就只好再涨价，一直涨到几百元一个月，还是不够用。所以只好再扩大……”顾邦君是常熟招商场第一任总经理，共干了11年，经历了如今服装业称为“中国第一市场”的常熟服装城的“发育”全过程。

常熟服装城的前称一直沿用“招商城”，从字面上可以看出管理者最初的用意，无非是搭个棚、圈个地方，让那些散落在马路边的小商小贩搬到一个固定的地方进行交易，所以起初常熟人并没有将它看做是一个产业来加以发展的，只是后来商势猛烈得叫人不可思议，故而一再扩大，直到发展到今天面积达几十平方公里、年销售额达500多亿元的“中国服装第一城”的景况。

在常熟的当代史志上，招商城无疑是最值得赞美的一件事。现在的华东地区有几大市场，比如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的纺织市场，名气都很大，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浙江的义乌市场和绍兴市场，其实开始都是常熟招商场的“徒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常熟招商城已经名扬神州大地时，义乌的商贩和绍兴人才开始学着常熟人的方法腾块地方搞个马路市场，最早他们都想复制和克隆常熟招商城，但结果都失败了，于是开始从自己的本地实际出发，寻找其市场特色，渐渐形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绍兴的纺织市场，并且大器晚成，尤其是义乌人紧紧抓住小商品做文章，且文章越做越大，如今就年销售额而言，超过了“师傅”常熟。

这也不足为怪。中国那么大，市场各有各的特色才能形成普天同市之势态。中国需要十个、一百个像常熟、义乌和绍兴这样的不同特色的市场，因为中国有13亿人的消费群体。

话说常熟招商城为什么从一开始建起就不断地“扩”却仍然跟不上涌进来的商家潮水，这个现象许多外地人弄不明白，而这正是常熟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内动力。

这就是当时的常熟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态势下催发的家庭工业经济的全面启动。此话怎讲？是什么产业可以全面推动一个地区的家庭的全面启动？

——纺织业和服装业。

如上面所言，像老潘、高德康等一批小裁缝的能人带动的服装业影响下，一大批乡镇社队企业开始纷纷转向收入丰厚而又产业蒸蒸日上的服装生产，同时由于服装生产的大发展必然带动服装业的前端产品及前端产业——纺织业的强烈需求，于是在服装业推动下的常熟纺织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这片素有纺织传统的热土上奔腾而起，并迅速形成滚滚洪流……

蔡小兴，一位比顾邦君“资格”更老的“招商城”的老板。他是当年南门汽车站的最早的管理者。老蔡那年从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岗位上下来后被乡里调到“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具体的工作是每天带着一个小本本沿着马路挨个让小摊不要放在马路中央碍事顺便收取每个摊位三毛、五毛管理费之类的事。

“1983年时，大约有100来个小摊在汽车站马路边做买卖，到1984年时已经有四五百个小贩了。我天天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有人还说我是‘纵容资本主义尾巴来干扰社会主义大道’，小商小贩反过来也骂我是光知收钱而不知为他们开绿灯的‘吸血鬼’，我里外不是人，很生气，便对乡里领导说：马路市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弄不好会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轧死人的，再说我们也得让人家做生意的人有个好环境，我们乡里也可以多收些管理费。乡里领导研究后觉得我的想法很好，于是由多种经营公司怀湖泾村联合名义向市政府打了个报告，想不到市政府很快批复我们筹建‘常熟招商城’的建议。后来我拿着这份批复去办了一个执照，这样我们就名正言顺了。但我还是想不到后来招商城会办得这么个样子……”12年前我在采访蔡小兴时他这样说。

常熟招商城的发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就像义乌市场一样，当年几个卖纽扣的人为了生计在县城那儿摆摊一直发展到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义乌小商品市场”。

1985年5月10日，一个占地12亩、有200个摊位的“常熟招商场”，仅用80天建起并正式挂牌营业。

“开张那天，我们不敢请任何领导到现场，一怕冷场，二怕是否对路，要是知道招商场能发展到今天‘中国服装第一市’这么个规模，我一定倾全力把它搞得热热闹闹。但那个时候我顾邦君顾不得面子，只能顾‘夹里’。”顾邦君在2008年的一个下午，他站在人流如潮、高楼迭起、高度现代化的“中国常熟服装城”前如此对我说。“面子”和“夹里”是我们苏州人讲的土话，前面是脸面的问题，后者讲的是实际的东西。苏州人特别讲脸面和体面，但现在的苏州人更讲求实实在在的“夹里”，即生活的质量和生活实质与实惠，这也是苏州人在这迅猛发展的三十年间所发生的最大的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之一。

就“常熟招商场”到“中国常熟服装城”的变化过程，前后才20多年，可它的这一看似简单的更名变化，也是连常熟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事。

“常熟招商场。”

“常熟招商城。”

“中国常熟服装城……”

这三个名称，都是经工商部门注册而来的。从字面上看，它可以让人感受到的是从小到大、从量与质的变化，然而当地的常熟人感受到的何止是这些！那是一种革命！那是几个时代！那是翻天覆地！

“那是梦入天堂的变化！”说这话的是我的一位亲戚，叫蔡坤宝。蔡大我两岁，在我当年离开家乡前他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师，而且聪明的他还有一手雕花的手艺——专门为家什和木器装饰刻雕的手工艺制作技术，在苏南一带十分流行。木器和家具雕花师属于苏州城乡民间手工艺人员中最吃香的匠艺师，收入自然也是木匠、瓦匠等手工艺师的几倍。然而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雕花师也最多只能是比别人的饭碗里多几块红烧肉和鱼鸭鸡肉而已。

但30年之间，这位昔日木匠出身的雕花工艺师因常熟县城里的那个“招商场”（后来的服装城）而完全彻底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条农民富家之路。

1985年底，蔡坤宝听人说常熟汽车站旁边有个“招商场”专业交易一些服装之类的生意，还说一天能赚几百元甚至几千元，这让一天靠早出晚归的雕花匠蔡坤宝动心了，于是他专门找了个时间到招商场细细观摩了两天。令他惊奇万分的是：坐地买卖竟然真的能赚上几百、几千元啊！再细一问那些出手卖“的确良”和羊毛衫的人，你的货是自己的还是倒来的时，蔡坤宝更是惊出一身汗。有个自产羊毛衫的人告诉他，我自家有三台织衣机，一天织二三十件，用的“工人”全是自家人，除去“工钱”和成本，每件拿到招商场里卖掉，净赚十来块钱，这样一天净收入就是二三百块，一个月就是稳当赚进六七千块！有个专做“倒买倒卖”的人告诉他：我是专门从一家一户的织布人手里收衣服的，再拿到市场上来卖掉。“开始我负责收一个村，现在收三个村。那些有织机的人家把每天织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再拿到招商场卖掉，一件衣服平均赚两到三块钱……”蔡坤宝问这位“倒买倒卖”者：你平均一天能卖掉多少件。人家告诉他：一般是二三百件，多的时候也有四五百件。“那你一天就能赚一千块？！”蔡坤宝的眼珠瞪圆了。那个“倒买倒卖”者的眼睛则眯成了一条缝，满是喜色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从那一天开始，我决定扔掉木匠和雕花生意，发誓也要去做服装生意了！这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我的这位亲戚后来的发迹史我清楚，现在他除了有个三四百人的纺织厂外，还专门从事纺织原料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