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补课谈起

现在，学术界比较时髦的话语是创新，新派迭起，唯新是骛，趋之唯恐不及，而我却想到了补课。这种想法可能幼稚，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是我最真实、最迫切的感受。

这念头由来已久。就我个人而言，“文革”前夕上小学，十年噩梦，混混沌沌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转瞬之间，粉碎“四人帮”的喧天锣鼓把我们稀里糊涂地送到了“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得到了什么，这也用不着多说。我们这一代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从1977年考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弱冠之年才开始问学，这真是一个悲剧。面对现实，我们实在没有必要讳言自身固有的先天不足的明显缺憾。唯其如此，补课的紧迫感就无时无刻不鞭策着我，让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懈。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受到老师的影响，酷爱中国古代文论，但是我痛苦地发现，基本功的缺乏，竟使我难以为继。别无选择，只有补课。而后，便是饥不择食地从各类谈治学的文章中揣摩问学的途径。很自然地，中国古典文献学成了我一时着迷的学科。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系统的补课。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虽然只是浅尝辄止，却给我展示了广阔的学术前景。

这道理前人不知说了多少遍，在别人看来，也许不言自明，而我却摸索了好几年似乎才有点醒悟。说起来真有些惭愧，所以就此打住。这里，我想到的还有另外一种补课，相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而言，它也许可以叫新文献学，即国外文献学。

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而言，这本不成问题。而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学者来说，也许就是一个新的课题了。我们常说，学问没有国界。我们要走向世界，就要努力使自己的学问能与国外学术界接轨，起码应当使自己设法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平等的竞争。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国外学术界存在着严重的脱轨现象。近四十年来，我们对于国外同行的研究相当隔膜。客观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主要因素，而主观的成见确实也阻碍了视野的开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以为拥有“国粹”，加之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得天独厚，国外的研究情况似乎无需过多关注。然而国门洞开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尽然。近来时常听到国外同行批评我们不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的许多漏洞。乍听起来颇感刺耳，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我们的研究，他们随时关注，而他们的成果，我们却难以借鉴。由于政治、经济的冲击，由于自我封闭，结果使我们失去许多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的机会，难免会有落伍之讥。

汲取经验教训，这又需要补课。就我极有限的闻见所知，在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学的课程似乎已经引起了普遍的重视。而国外文献学，却还不曾列入议事日程。作为研究者，如果要想使自己的研究真正作为一门学问，而不仅仅是作为稻粱谋的工具，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加强科学的训练，即使一时难以看到国外研究原著，至少应当借助国外工具书跟踪国际汉学界，乃至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更新知识结构，拓宽研究领域，拿出高水准的学术力著走向世界。

退一步，进两步，为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充满后劲，这课不能不补。

原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