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的读书生活

我前后在清华园生活了十年，良好的读书环境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的几个学位和职称虽然都在外单位获得，但是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清华园的读书生活给了我最重要的源泉和动力。

1982年1月23日，天气有些寒冷，却晴空万里。那天早晨，我骑着自行车，驮着简单的行李从东郊赶到清华报到。我的工作单位是宣传部文史教研组。当时的领导是在《新清华》担任主编的张正权同志。他领着我熟悉工作环境，叫我大失所望。工字厅固然十分漂亮，却与我们无关。整个教研组没有自己的地盘，与《新清华》编辑部同用一个办公室，几乎没有一部专业书。想到自己今后的一生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心不禁凉了半截。后来，经过张正权老师的努力，我们在工字厅东侧的厕所旁找到了一间小屋，虽然黑暗阴冷，却总算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生活。没有参考书，负责图书工作的阎秀芝老师就经常领着教研组里仅有的两个年轻人——我和现在任教于历史系的宿志丕同志到城里买书，每次自然都是满载而归。很快，藏书就已初具规模。清华园的夜晚，静谧温馨，充满着希望。在教研室里，我夜夜苦读，坐拥书城，心里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这是我到清华后第一次系统的读书。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跟上时代步伐——王国维纪念碑前断想》就是毕业大半年后见诸报端的。现在看来这篇文字当然十分稚嫩，可我仍然看重，它毕竟是我清华读书生活的最初成果。

后来教研组搬到工会大院，与校史编辑部毗邻。感谢黄延复、孙敦恒等先生慷慨无私的帮助，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清华校史方面的资料，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建设和导师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阅读校史资料过程中，二十年代清华图书馆主任洪有丰先生撰写的《购买杭州杨氏藏书报告》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报告》是这样写的：

浙杭藏书家首推丁丙氏八千卷楼，次之即为杨文莹氏。杨氏之藏与丁氏同时，今已历两代。虽宋元之刊不能与丁氏媲美，然特藏亦可称雄。如浙江省各府厅州县志书，非但名目可称无遗，而版本咸备。金石之书亦复如是。至诗文集部，尤以浙江先哲著述为多，而清代专集亦复不少。非积数十年穷搜极访，何克臻此？

兹因无意收藏，愿全部出让。罗校长（指罗家伦，作者注）南行时得此消息，即电知评议会。经评会议决，派有丰前往察看。有丰于五月九日抵杭晤杨氏，主人当检交书目六本：（一）现藏书籍目录四本；（二）一部分业已押出书籍目录一本；（三）浙江省志书目录一本。略加检阅，有宋元明清刊本、日本刊本、精钞本、稿本、名人批校本，又《四库全书》五册，阁名待考定。总计册数共四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册……批校本中有何义门亲笔批本，均系难得之物，至于其他各书，以初印之本为多，并极干净，亦见收藏家之苦心也。

据统计，其中经部797种共5992册，史部775种共8409册，子部1200种共9013册，集部2378种共18913册，丛书78种共1893册。还有特藏：浙江省志书230种共2402册，金石262种共924册。在这四万多册藏书中，宋刊7册，元刊24册，明刊4859册，其他刊本40495册，钞本2161册。这些以“丰华堂”命名的藏书构成了现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馆藏的基础。这次阅读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图书馆古籍部的常客。张正权同志见我对图书馆情有独钟，就派我作为联络员，与图书馆加强联系。这就为我的读书生活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想起这段往事，我心中总是充满对已故的张正权同志的怀念之情。

清华园的这段读书生活改变了我以后的学习方向。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受到王达津、罗宗强两位教授的影响，我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异常喜爱，背诵了许多名篇佳作。但是，由于基本功缺乏，我的研究工作几乎难以为继。刚到清华那阵儿，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夜深人静之际，我时常面壁独坐，苦思冥想，不知今后的学习道路该如何走。自从发现了清华图书馆的宝藏之后，我真有如灵魂开窍，视野顿时开阔起来。一时间，古典文献学成了我着迷的学科。恰好这时，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姜亮夫教授招收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投考到姜老的门下。姜老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王国维先生的学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对于我这个来自清华的晚辈，似乎格外关心，几次约我去谈有关清华的话题。我向他介绍新清华的情况，而姜老则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二三十年代清华园的旧闻趣事。他曾动情地对我说：“我的学问根基是清华给的。我真想再一次到清华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坐一坐呵。”那一年姜老已是八十五岁的高龄。当时我受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委托，请姜老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题签。姜老欣然同意，并且还向清华赠送一册《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又亲自在扉页题写道：

辞别母校已五十八年，中间曾三上北京，必亲履旧迹。顷闻文学院将重建，图书馆亦有善本之辑，于是而静斋、同坊部、大礼堂、图书馆、工字厅、科学馆及王、梁、陈、赵诸师寓斋、水木清华无不一一瞻顾，徘徊不忍去，而海宁先生纪念碑如雕塑之刻心，往往伫立以泣，是为余生最大寄其情怀之所。

杭大图书馆亦有善本书目，以玉海楼、嘉业堂旧藏为主。余见有若干种收入，盖抗战中失之于上海、苏州、南京、杭州者，更不胜其悲痛，故遂举此册以奉于母校。

民国十六年研究院毕业生姜寅清字亮夫敬呈。时年八十有五。

清华大学图书馆惠存

姜老的学问博大精深，作为晚辈，我只能高山仰止。但是姜老对于清华的拳拳深情，却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我的仅有的一点点知识储备确实也是清华给我的。到杭州前，我曾跟随清华大学图书馆兼职馆员、去年故去的魏隐儒先生研习版本学，耳濡目染，对于目录、版本、校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曾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目》稿本全部抄录一遍，并且按图索骥，仔细阅读了许多稀见古籍（包括大量的稿本和钞本），同时细心揣摩清华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初步摸索到一点问学的门径，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也打下了一些基础。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把这些读书笔记整理成文发表。姜老知道这些情况后，就鼓励我把它们写成文章。于是有了《通行本〈曲品〉校补》《关于〈水经注校〉的评价与整理问题》《新发现的一批严羽评李白诗资料摭谈》《一场早该结束的争论——蔡邕书石经是三种字体吗？》《朱骏声著目述略》《极摹世态炎凉 曲尽人情变态——从〈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等有关古典文献方面的考订文章的发表。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在这些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以后，无论我做博士论文，还是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首先都是从基础资料做起，摸清版本、考察作者年代，进而全面掌握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基本研究方法，大多是在清华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慢慢摸索出来的。我的工作虽时有变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见过不少，但是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在清华园的读书生活。时至今日，想起清华大学图书馆，想起清华园的那段读书生活，我心中仍不时泛起朝圣般的感情。

原载《邺架巍巍——忆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