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六十杂忆

本命年

我属猴，今年是本命年。许多朋友劝我，身上要着红色，否则不吉利，对此我一直不大在意。如果不计出生那年，我已经度过了五个本命年。回忆一下，我哪年挂过红色呢？

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个本命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已入高潮，“打倒封资修”口号震天响，谁还敢提十二属相？至于身上挂红的习俗，我更是闻所未闻。由此种下我的观念，不大恐惧那些禁忌。但在那一年，我还是记得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我家四个孩子，大姐在读高中，大哥在读初中，他们都不能再读书了，要被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天妈妈带我去给哥姐送行，中学操场上挤满了人，开始我还很害羞，躲在妈妈身后，哥姐抱起我亲一亲，就登上大卡车。车一开动，我蹲在那里号啕大哭，妈妈含着泪，赶紧拽起我向校外走去。哥姐年龄大我许多，我从小懦弱，他们是我的保护神，我的精神支柱。现在他们走了，我感到天空坍塌了一半。我记得前一天晚上，爸爸还鼓励哥姐说：“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但妈妈的眼里，一直含着泪。两年后我们全家都被迁到农村，妈妈还是把哥姐聚拢过来，她说孩子在眼皮底下，即使苦一些，她也心安。

一九八○年，我的第二个本命年。此时我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正在师范大学数学系读大三。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从没想到过“辟邪”一类事情。唯一的不快是那年年初，我的数学分析没考好，只得到六十几分，没得优等。我是一个极度要强的人，为了这件事情，十几年后我还做过噩梦，梦见我又去参加数学考试，试卷一打开，什么求极限、微积分、实变函数，竟然全忘了。那位给我六十分的老师站在那里，满脸蔑视的表情。说实话，当时教过我的数学老师有几十位，如今我能记清楚的，只有这位扣分者，我对这位老师由不满到愧疚，他使我一生做事，不敢再有一丝松懈。

一九九二年，我的第三个本命年。此时是我做辽宁教育出版社（简称辽教社）副社长第六个年头，上级领导通知我，让我去辽西地区扶贫一年，手头的出版工作都要放下。当时我编书已经初见起色，有名的书如“世界数学命题欣赏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和“国学丛书”。最让我难过的是在这一年年初，“国学丛书”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书发布会，当时我只能坐在农村工作队的炕头上，从央视新闻联播中看到那一段盛况。说实话，在家人的关照下，这一届本命年，我人生第一次挂红，系上一条棕红色的皮带。起没起作用呢？不知道。但我暗自努力，在这一年中，将一部二十几万字的著作《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写出来，两年后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二○○四年，我的第四个本命年。我在前一年离开辽教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这一年，我一本书也没编成，辽教社以往的项目却纷纷出现问题：其一，大批图书版权流失；其二，《万象》杂志转给北京工作室；其三，“幾米绘本”决定不在辽宁出版了。年初，陆灏写给沈昌文一封信，其中可见当时的境况：“我们与辽教的合作关系，似乎已到了‘鸡肋’的境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真不知道当年领风气之先的俞社长葫芦里到底埋了什么药。”这一年，我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三十几万字完稿。

二○一六年，我的第五个本命年。我一丝红不挂，心情却坦荡了许多。十二年一个生命周期，正与天地星辰相对，五次循环就满了一个花甲。回首过往，我自总结，人生蹉跎，其实事事都在个人奋斗，怕什么都没有用。

名字与痦子

在我出生之前，我们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大姐、大哥、二哥和二姐。据说爸妈最初的人生计划，就是养育四个孩子，最好两男两女。现在目的达到了，自然不会再有我的降临。所以直到前些天，二姐还摸着我的头说：“多亏当年老妈坚持，不然哪还会有这么好的老弟？”二姐所言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二哥悠悠在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妈妈为此受了刺激，一口咬定悠悠哥还在人间，所以她见到路上有人抱着小孩儿走，就会追上去，看一看是不是她的小悠悠。正是因为摆脱不掉丧子的思念之情，所以妈妈才怀了我。二是妈妈怀我时已经三十多岁，那时算大龄了，身体又不太好，妈妈曾经动了不要我的念头，当时爸爸在外地学习，有一次妈妈甚至上了手术台，最终还是被领导拉了下来，领导说道：“老俞不在家，你不能自作主张。”这样才有了我的诞生。

我出生后不久，爸爸学习结束回到家中。当时被哥哥姐姐们围着，好一阵子亲热。突然妈妈说：“里屋还有一个小四呢，你还没见过。”这时爸爸才想起我来，妈妈对爸爸说：“你不在家，还没给小四起名字。”爸爸说：“已经是一群孩子了，就叫小群吧。”直到此时，我才名正言顺。

后来，外婆还对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有过一段逐一评论。大姐叫安娜，大哥叫小平，外婆说，安安稳稳，和和平平，都是好名字；二姐小时候爱哭，爸爸给她起名字叫小勇，希望她能勇敢一些，外婆也说很好。只是那位早逝的二哥，名字叫悠悠，外婆说这个名字不好，悠悠，多不安稳啊。但她说，小群这个名字不错，兄弟姐妹互相扶持，将来一定会幸福。外婆的话没有大道理，却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后来我的儿子毛毛，他的名字是他外公起的，让人想到一根洁白的羽毛，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荡。毛毛成年后，果然喜欢独处，喜欢四处游走。我们留不住他，还开玩笑说，都怪当初没给他起一个安稳的名字。

这也让我想起一段故事。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辽教社的一位老社长，他的名字叫贾非贤。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召开“国学丛书”编委会，主编张岱年先生听到“贾非贤”三个字，对贾社长说：“贾姓最难起名字。你的名字起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读书人吧，否定之否定。”

我出生时，左手的虎口处，即大拇指根部，长着一颗小豆粒大小的黑痣，北方叫痦子，深深地印在皮肤之中。医生开玩笑说：“这个孩子丢不了了。”后来妈妈也对我说：“这个黑痦子是妈妈送给你的记号。”由于我是左撇子，做许多事情都用这只手，虎口处经常会弄破，时而那个黑痦子的颜色也会变淡，但慢慢还会恢复过来。

我十八岁中学毕业，跟随知识青年大军下乡务农。有一次干农活，我弄得满手血泡，虎口处几个大血泡高高鼓起，弄破了又长出新的血泡。后来大块的皮肤渐渐脱落，长着痦子的那块皮肤也坏掉了。皮下露出嫩嫩的新肉，我仔细观察，那个黑痦子没有了！当时我很失落，还打电话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您给我的那个痦子没有了。”过了一段时间，伤口长好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个痦子又从新肉上浮现出来，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落下眼泪。直到现在，那个黑痦子还在，只是三十年前妈妈去世后，它的颜色越来越淡了。

逃　学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很早受到影响，我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记得生活区一位工人，他经常做好事，助人为乐，被称为“雷锋式的好干部”，从前我一见到他就喊“好干部”，他也会满脸微笑，摸摸我的头，或者把我抱起来。但某一天早晨，突然一切都变了。我去上学，又见到那位叔叔，就喊着“好干部”扑过去，没想到他一把将我推开，嘴里还说着：“去去去！”

接着，学校也出了问题。红小兵，红卫兵，都没有我的份儿。记得我一位同班同学，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到彼此家里去玩儿，在家里吃饭。有一天，他爸妈突然不让我进他家门，因为他根红苗正，我们阶级背景不同，要划清界限。从此他开始一天天冷淡我，后来他当上红卫兵中队长，每天穿着一套军装，带着红袖标，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学校门口站岗，我走过去时，他像不认识我一样，板着脸，目视前方！此生我永远都记着他那副表情，想当初我们一起玩耍时，是何等轻松愉快啊！现在怎么了？以后只要他在那个门口站岗，我会绕到别的门口入校，还会远远望一眼他那站得笔直的身影。可是有一天，他的爸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此他消失了，据说父母劳改，没人管他，只好将他送回老家。

那时我爸妈去了牛棚，哥姐下乡，只有我与二姐在家。二姐十五岁，上高中，还要给我做饭。有时我饿极了，二姐回来我就哭着埋怨她。当时二姐也入不了红卫兵，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二姐心眼实，文章和字写得好，做事很努力。我记得有一年除夕夜，“最高指示传下来”，二姐又被叫去挨家挨户宣传。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灯下看书。邻居家的叔叔是造反派头头，但他们家人很好，回民，对我们一直客客气气。那天晚上，他们家吃团圆饭，那位阿姨看我吃不上饭，就送来一小碗羊肉馅饺子，我几口吞下去，肉蛋的馅，太香了。半夜妈妈从五七干校回来，她惦记我们，一看这景象眼圈都红了。可是二姐还没回来，妈妈拉着我，到二姐的学校去找人。那时“破四旧”，街上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路灯昏暗，静悄悄的。妈妈害怕，就拿起一根棍子，我说别害怕，我是男的，但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学校没有人，我们又去二姐同学家敲门，就这样折腾到快天亮。

我在学校也受歧视。一次分座位，说我连红卫兵都不是，没人愿意挨着我坐。我当时气哭了，拒绝独坐，老师说那你就到前面站着，我整整站了三天，没人理我。此时我开始有了反叛情绪，怎么反叛？逃学。那时妈妈已经从牛棚放回家，我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出门，就去黄土山捉蛐蛐。直到老师派两个小女生来告状，妈妈才发现我逃学。她批评我，我不听，还让小兄弟扔石头打那两个女生。有一天早晨，妈妈突然跪下，满眼流泪说：“小四，再难受也要上学，不然你将来怎么做人啊？”当时我吓坏了，也跪下来，从此再没逃学。

后来我们全家被迁到农村。爸妈还是经常挨批斗，我的反叛也由逃避变为对抗。有一次老师正在上课，我骑着自行车被同学推进教室，车被学校没收了，从此出了名。但学习成绩还很好，上课专门挑老师毛病。语文老师是一位中年男士，面色黝黑。有一次上课，同学们看到他脸上有一道挠痕，就在下面议论纷纷，与语文老师同村的一个男生说，他老婆很厉害，一吵架就要挠他的脸。我们正谈得兴起，老师黑着脸走过来，一顿臭骂，把我们都赶出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