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缘起湖上的学子

丰子恺与杭州的缘分很深，这种缘分始于他到杭州投考，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之时。出了校门后，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和上海、杭州之间往来奔波，也曾几度寓居杭州，亲近西湖。他把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起初不经意的你

秋到江南，白菊飘香，空气里弥漫着甜蜜的味道。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江南水乡石门湾丰家老屋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就在这天清晨，丰子恺诞生了。这是丰家盼了许多年后盼来的第一个男孩，可谓阖家欢喜，连木场桥头后河边的杨柳也笑弯了腰。丰子恺的父亲丰为儿子取乳名“慈玉”。祖母丰八娘娘立即叫人摆起香烛敬神谢恩。丰子恺就在全家人的宠爱下健康地成长。

丰子恺出生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力求维新救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之下，清王朝正走向穷途末路。

1900年，因庚子之变，例行的乡试推迟了。1901年10月是光绪皇帝三十岁的万寿圣节，按例应加开恩科，也一并推迟到 1902年补行。就在1902年秋，丰第四次赴杭州应试，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这在当时的小镇石门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举之后，丰本来可以于次年进京会试，但不巧的是，他当年即遭母丧，必须在家守孝三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丰再也没有机会做官，只好在家设塾授徒。1906年秋分时节，他就因肺病去世。

起初，丰子恺在父亲的私塾里受教，学名丰润。父亲去世后，母亲钟云芳送他入镇上的于云芝私塾读书。1905年科举废除后，各地先后办起学堂，以代替私塾，于云芝的私塾也改成小学堂。

石门镇上的西竺庵小学旧址（徐盈哲 摄）

1910年，小学堂借用西竺庵祖师殿为校舍，正式定名为溪西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地方上办自治会，实行选举，为便于选举，流行同音简化字，一位老师为丰润改名丰仁。溪西两等小学堂后经改组，原有高等部分的学生归入新办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校址仍在西竺庵。1914年初，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小学毕业，面临升学。丰母钟云芳很是忧心，与邻居沈惠荪先生商量丰子恺的前途问题。沈惠荪是小学校的校长，也是丰家的亲戚，在石门镇上算得上是有见识的人。在他的建议下，钟云芳决定送儿子去省城杭州投考中等学校，恰好沈惠荪的儿子沈元与丰子恺同班毕业，也要去杭州投考，由沈惠荪亲自送去。于是，钟云芳便拜托沈家父子带丰子恺同行。

191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钟云芳一早起来为儿子整理行装，照例给他吃了糕、粽，期盼儿子“高中”，然后把儿子送到沈家。丰子恺就随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了长安镇，再坐火车，来到省城杭州。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这一年，他虚龄十七岁。

丰子恺的父亲去世早，母亲虽不识字，却身兼慈母、严父之职，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对丰子恺一生影响很大。之前，她曾与沈惠荪商量过，认为丰子恺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最合适。当时家乡新办学校，需要教师，师范毕业可以当老师；而且父亲早逝，丰子恺是家中长子，当老师可以在家乡觅职，不必外出；另外也考虑到师范学费低廉，毕业后不必再升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钟云芳将这三层道理再三说给儿子听，儿子也频频点头。

带着母亲殷切的期待，带着求知的梦想，丰子恺踏上了杭州的土地。

杭州毕竟是省城，这里的学校多如牛毛，而且规模也比石门镇上的小学大得多，图书馆和书坊里的书堆积如山，琳琅满目。丰子恺的心也如西湖边的柳絮随风飞扬，强烈的求知欲望，占满了他的心房，使他几乎忘记了母亲的叮嘱。之前母亲曾说过，学商业必须要到大城市的公司去谋差事，他没有父兄，不可离家远行；读了中学，毕业后要升学，家里又负担不起。而此刻，丰子恺唯一担心的是，这回入学考试如果不能通过，落第回家怎么办？不行，绝对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考取！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听说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丰子恺便不问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将来的造就如何，只拣报考日期不相冲突的一所中学、一所商业学校，连同浙一师一起报了名。

发榜那天，喜讯传来，丰子恺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且成绩名列前茅——以第八名被中学录取，以第一名被商业学校录取，以第三名被师范学校录取。

虽然有三所学校可以选择，但丰子恺心里早已拿定主意，打算选择师范学校。这不但与母亲的意愿吻合，更重要的是，之前他比较了这三所学校，师范学校的校舍规模宏大，有七进巍峨的教学大楼和不少附属建筑物，而且就建造在父亲当年考举人的贡院的旧址上；校内藏书楼图书丰富，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各方面条件都很合意。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缘分，这一选择，母亲高兴，丰子恺也合意，真是皆大欢喜。

初识

1914年，丰子恺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书，先入预科班。他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五届学生，学制为五年。

丰子恺初入浙一师时，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期望的很不一样，有点失望，对预科班和学校的生活很不满意。预科班的英文从ABCD教起，算术先教四则题，功课太浅了，他有点后悔自己的选择，早晓得应该去读中学。而且，他有着自由放任的个性，也很不适应寄宿舍严格的集体生活，这使他开头的一年过得非常痛苦。

他曾经写过《寄宿舍生活的回忆》来描述那段生活。在他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有什么两样。起床和就寝都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行动，吃饭也是如此，尤其是食堂里的种种情形，叫人看了又气又好笑。七八个食欲旺盛的毛头小伙子围住一张饭桌，协力对付几只高脚碗里浅零零的菜，犹如“老虎吃蝴蝶”。他对当时的共食制极为反感。

还有住宿，丰子恺更觉得不合理。数百个学生每晚如羊群一样被驱赶到楼上的寝室里，被强迫同时睡觉。早上，他们又被强迫同时起身，一齐驱逐到楼下自修室中。晚上九点半就寝，十点熄灯。如果在校园中多流连一会儿，就得在暗中摸索，还要受舍监的指责。早上想要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就要牺牲早饭，甚至被锁闭在寝室大门内。丰子恺青年时代有不易入睡的习癖，在家时可以保留一盏灯火，学校里则不行，他为此很苦恼。他留恋家庭生活的温暖，心中常想回家去，但又说不出口，郁积在心中，很是烦恼与痛苦。

最可怕的是学校的体操课。丰子恺最怕背毛瑟枪做兵操课，练习跪击时要把屁股坐到脚后跟上，他的腿部结构异常，用力坐下去时疼得厉害。有一次，因为蹲得不够低，被助教用双手在肩上一压，丰子恺痛不可当，连人带枪倒在地上……

凡此种种，丰子恺都很不习惯，痛苦得很。他很想家，想母亲，好几次借上厕所的机会，独自离开自修室，到操场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望着天上明月，唱起《可爱的家》，独自发泄离愁别绪。

对这种寄宿舍的生活，丰子恺感到无限拘束、无比不快，甚至悲哀。他崇尚自由，一生中好多时光宁可赋闲，也不愿意去学校、机关任职受束缚，也与这种个性有关。丰子恺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外甥搭他的船，从石门同行到嘉兴。原本他坐船沿着运河前行，还有几分悠闲，嘉兴的寓所又十分舒适安静，他在船上十分愉快。当听说外甥要去上海过寄宿舍生活后，他十分同情，忽然兴味索然，百无聊赖，甚至感到可悲可怕，黯然神伤。可见，当年的寄宿舍生活，给他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对丰子恺来说，值得安慰的是，初到浙一师时他遇到了一个知心同学杨伯豪，这给他的苦闷生活增添了一点点喜色。

那一年录取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甲乙两班。自修室则是全校十班混合编制。丰子恺与杨伯豪同在甲班，且又在同一个自修室，便注定了两人相识相知的缘分。

杨伯豪，名家俊，浙江余姚人，是丰子恺进校后初识的同学，两人很谈得来。杨伯豪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卓尔不凡的志向，而丰子恺那时年幼单纯，只晓得一味用功，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途。

有一天，两人谈到入学的事。丰子恺说是听从母亲和先生的意见，进了这个学校。而杨伯豪却说：“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从这天起，丰子恺对杨伯豪产生了敬畏之心，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有觉悟、有志气。

杨伯豪对学校的宿舍规则，也常常抱不平之念。他在生活上对丰子恺很照顾，一次丰子恺发疟疾，是他代丰子恺求寝室长开门取衣服，并送丰子恺去调养室。他对丰子恺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这给丰子恺带来许多温暖与激励。

杨伯豪的个性与众不同，每逢不喜欢的课，他便公然旷课，自己在自修室看喜欢的书，舍监训诫也不听，只管到藏书楼去借《昭明文选》《史记》《汉书》等自己喜欢的书来看。他的学识很广博，丰子恺很佩服他，深深被他吸引。

春天来了，两人利用周日，常常一同游西湖。杨伯豪总喜欢带丰子恺到那些无名景点去玩。西湖边上、保俶山上、雷峰塔下，留下了两个年轻人的足迹。杨伯豪的一举一动，对丰子恺很有吸引力，丰子恺不知不觉地倾慕他，追随他。

有一次，丰子恺春游西溪后，写下了《溪西柳》一诗：

溪西杨柳碧条条，堤上春来似舞腰。

只恨年年怨摇落，不堪回首认前朝。

春天刚走，夏天很快就来了。放暑假的前一天，丰子恺与杨伯豪又去西湖山水间游玩。归途中，杨伯豪突然对丰子恺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游玩了。”丰子恺惊异地问为何这样说。杨伯豪说，他决心脱离这个学校。丰子恺听了，沉默良久。他知道，伯豪说了，便一定会做到。

果然，秋季开学时，学校不再有杨伯豪的踪影，先生们少了一个令人头痛的学生，而丰子恺则少了一位私心倾慕的同学。他照旧过着那种苦闷的日子，不过心底里却因杨伯豪的影响而起了变化。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寄宿舍生活的厌倦，在他心中不断堆积着。“艳红姹紫无消息，赢得是新愁。故里音书寂寂，客中岁月悠悠。”他思念朋友，思念故乡，孤独寂寞，再无人可以倾诉，无处可以排遣。

丰子恺没有想到，卓尔不群的杨伯豪会这样快地离开自己的生活，之后又未能逃脱社会的重压，还早早地离开了这人世间。杨伯豪离开浙一师后曾担任过余姚市第一中心小学校长，终日生活忙碌，年纪轻轻便死于传染病。从那之后，丰子恺永远失去了这位曾给他许多安慰、许多鼓舞的知心好友。后来，他曾写《伯豪之死》一文，怀念伯豪、赞赏伯豪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相聚与别离，令人唏嘘。

杨伯豪是丰子恺初入浙一师时碰到的第一位知心好友，虽然相聚时短，但感情深厚弥久，终生难忘。可以说，与杨伯豪一起游识西湖，也是少年丰子恺与杭州的初识，纯真而美好。

浙一师旧址一角，楼上为宿舍，楼下为自修室，院内梧桐现存少数

游春人在画中行

事实上，丰子恺选择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缘际会，他入了一所名校，在此受教于诸多名师，奠定了他献身艺术的基础。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908年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又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许多在学界颇负盛名的人都曾在该校任教，如首任校长沈钧儒，继任校长经亨颐，教师有夏丏尊、马叙伦、张宗祥、许寿裳、鲁迅、沈尹默、李叔同、姜丹书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丰子恺有交往，有的是他的老师，有的后来成为他的终身挚友。

丰子恺入学时，校长是经亨颐，他十分注重教学改革，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尤重德育，注重人格教育，传播新文化。当时的浙一师无疑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经亨颐的教学理念，吸引了与之相投的李叔同、夏丏尊、姜丹书、单不厂（音庵）等名师前来执教，开创了艺术教育的新风气。而丰子恺幸运地成为这些名师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在这样的氛围里，他自然能受到更好的教育，进入更高的平台。

对丰子恺一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李叔同、夏丏尊这两位恩师了。他在1929年写的《旧话》一文中曾回忆道：“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的达到现在的生涯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偶然，便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缘分。

丰子恺入浙一师的第二年，李叔同担任他所在的预科班的音乐美术老师。

李叔同（1880—1942），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他多才多艺，精通美术、音乐、演剧、文学、书法、金石等，为中国最早的话剧团春柳社之创办人，也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洋绘画、音乐者之一。1912年7月，李叔同应经亨颐校长之聘，来到浙一师任教。

师从李叔同，对丰子恺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时，学校重视美术、音乐科，校内有开天窗、设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并配备有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下午四点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一直有人在对着石膏模型练习木炭画，其氛围如同一所艺术学校。

丰子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良好氛围里，听李叔同上音乐图画课。李先生上课很严肃，样子“温而厉”。每次上课前，李先生已在上下两块可移动的黑板上清楚地写好内容，上课铃响，他站起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同学们早知道他的脾气，上课从不敢迟到。

当时的师范生都要学弹琴。上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琴旁，看李叔同范奏。李叔同每周给学生们上一次弹琴课，新课教好，示范后，就由学生自己回去练，一周后还琴。一旦弹错，他便会指点乐谱，令学生从某处重新弹起。还琴不能通过时，他会用平和而严肃的语调低声说：“下次再还。”有时没见他说话，学生也能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自己还琴没通过，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话总是和颜悦色，但学生非常怕他、敬他。丰子恺最怕还琴。还琴的时间总是在午餐后到下午第一节课之间，因为要还琴，他养成了快速吃饭的习惯，吃完即匆匆去教室还琴。

那时候，丰子恺最喜欢李叔同教他们唱歌，歌曲是李叔同自己作的。如《西湖》：

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

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

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

飏晴风，又笛韵悠扬起。

……

又如《春游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装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每每在丰子恺他们唱得正兴浓时，下课铃声响起了。音乐课后是博物课，对于丰子恺来说，那兴味真是有天壤之别。

在预科班时，丰子恺的学习成绩屡次名列第一，文艺格外见长。但三年级后，师范学校的课程渐渐注重教育与教授法，而丰子恺认为学校开设这些课，是阻碍自己进步的。他曾梦想过，将来或从事古文研究，或进理科大学研究理化，或入教会学校研究外文，而当时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学习师范类课程，因此感到无奈与烦恼。

后来，李叔同来教图画课。李先生的教学法非常新奇，他不再让学生临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和《水彩画帖》，而让他们学木炭写生。上图画课时，学生不必用书，只管到设有三脚画架的教室去上课。

学了木炭写生后，丰子恺觉得“今是昨非”，还深深体味到一种与英文、数理完全不同的兴味，因而渐渐疏远其他功课，埋头木炭画中。由于受李先生的影响，丰子恺把整个兴趣都投在了西洋画上，因而进步神速。

有一晚，丰子恺为了一些事去见李叔同。欲告退时，李叔同特别叫住他，郑重地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和浙一师两校的图画课。最敬佩的老师说的这两句话，一下子激励了丰子恺。当晚，他“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他的这个志向，终身未变。

从那以后，他专心于艺术，常常托故请假到西湖边写生，而荒废了许多师范生的功课。一、二年级都考第一名的他，三年级后降到第二十名。多亏有前两年的好成绩，平均起来，毕业成绩还算好。

自从跟着李叔同学木炭写生的画法，读了美术论著，丰子恺“渐渐寻出门径”，画画也进步起来，从此把一切画册视同废纸，确信学画只需“师自然”。

那时，丰子恺迷恋于写生画，常常到西湖边写生。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同坐船的老人眼睛生得特别高，便从袋里摸出一支铅笔来，竖起了向老人的面前伸过去，打算测量其比例。老人以为丰子恺拾到了铅笔要还给自己，笑着伸手来接，然后又笑着说：“这不是我的东西。”还有一次，丰子恺在站台上等火车，站台立刻成了他的图画室。他发现一个卖花生米的人眼睛细得寻不着，他想看清楚那人的眼睛高低生得如何，便走过去。那人立刻笑嘻嘻地问他要买多少花生米，他只得将错就错，买下一包。这类笑话还有不少，可见他作画的专心程度。

当时学习的西洋画及西洋音乐，多从日本介绍进来。为了直接接触原著，从多方面提高丰子恺的艺术修养，李叔同还给他“开小灶”，要求他在学习必修的英文外，再苦修日文，并利用课余时间亲自辅导他。丰子恺后来日文进步神速，游学日本，也与李叔同的启蒙分不开。

丰子恺崇敬李叔同，他在《我与弘一法师》中写道：“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夏丏尊先生曾经说：‘李先生的教师，是有后光的。’像佛菩萨那样有后光，怎不教人崇拜呢？而我的崇拜他，更甚于他人。”

在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下，丰子恺第一次领略到艺术的强大魅力，艺术的新芽由此萌发。因为带着这样艺术的眼光来观察自然、描绘自然，丰子恺也真正领略到了杭州西湖山水之大美，从此醉心于艺术，在艺术的大海洋里快乐地徜徉，一如“游春人在画中行”。

1918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爱的教育

一切都是缘分。丰子恺选择了浙一师，也就选择了他献身艺术的命运。于是，命运之神为他送来李叔同，成为他艺术上的启蒙者；又为他送来夏丏尊，成为他文学上的启蒙者。学生时代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之后又终身受教，丰子恺实在是太幸运了。

夏丏尊（1885—1946），浙江上虞人，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李叔同一样，夏丏尊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诗文、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文、自然科学、绘画鉴赏等，样样都通。

1914年，丰子恺进浙一师读书的时候，夏丏尊在浙一师任舍监，并教授国文、日文。夏丏尊担任丰子恺的国文老师，这是丰子恺认识夏丏尊并与之交往的开始。后来，李叔同出家后，就由夏丏尊来教授丰子恺日文。

在丰子恺的印象中，夏丏尊与李叔同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都充满了敬爱之情。李叔同对学生的态度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夏丏尊对学生则是心直口快，学生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操心，都要关心体贴。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起初，学生们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取诨名“夏木瓜”，后来知道他是真爱学生，“夏木瓜”就成了爱称。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有一个顽皮的学生曾说：“我情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般，李先生是“爸爸的教育”，夏丏尊是“妈妈的教育”。

尽管两位老师的教学方式不同，但在丰子恺的眼里，夏先生的国文课与李先生的图画课、音乐课一样严肃而有趣。因为他们两个人同样博学多能，深解文艺之真谛，教课都能引人入胜，深得学生敬仰，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学生无不心悦诚服。

夏丏尊曾经说，李叔同当教师，好比一尊佛像，是有后光的，所以令人敬仰。丰子恺认为这也是夏丏尊的“夫子自道”。

丰子恺一直将夏丏尊当作自己的文学启蒙者。在浙一师，他一直专心学习绘画、音乐，其他各科并不着意，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业余的日文学习始终不放松，这自然与夏丏尊的影响分不开。

夏丏尊教学生作文，其方法很有特色。他让学生写一篇“自述”，要求大家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个学生写自己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匐奔丧”。夏丏尊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那个学生羞得脸颊绯红。还有一个学生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厉声问他：“那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说得那个学生无言以对。

丰子恺后来热衷于文学创作，对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夏丏尊了。他曾在《旧话》等文章中回忆说：“我在校时不会作文。我的作文全是出校后从夏先生学习的。夏先生常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他看了我的文章，有时皱着眉头叫道：‘这文章有毛病呢！’‘这文章不是这样做的！’有时微笑点头而说道：‘文章好呀……’我的文章完全是在他的这种话下练习起来。现在我对于文章比绘画等更有兴味。现在我的生活，可说是文章的生活。”

出了校门后，丰子恺也一直追随夏丏尊先生学国文。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先在上海办学，后赴日本游学。从日本回来后，他就同夏丏尊共事，当教师，当编辑，交往比较多。在毕业之后的近二十年间，于丰子恺而言，夏丏尊亦师亦友，两人很是亲近。其时，李叔同已出家，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丏尊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丰子恺眼里，他们还是以前的先生，不过所教的对象变了而已。

夏丏尊不但教丰子恺作文，还指点他在绘画上创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丰子恺离开故乡逃难，夏丏尊则一直留在上海。他每次给丰子恺的信中，总有几句是关于绘画的。他自己不作画，但富有鉴赏能力，论画很有独到见解。在传统中国画中，有人物的画历来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物为主的，一种是以风景为主、人物为点缀的。但夏丏尊认为应该还有第三种画，即人物与风景并重的画，这也是他所盼望出现的理想的绘画艺术。这些论画的见解，对丰子恺很有启发。

正因为遇见了像李叔同、夏丏尊这样的好老师，丰子恺后来成了艺术家、文学家。可以说，浙一师时的学生生活，也是丰子恺艺术人生的起点。

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23日，丰子恺在重庆得知夏丏尊逝世的消息，伤心不已。他作《悼丏师》，回忆往日跟随夏丏尊的经历，文末写道：“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想到这里，丰子恺的两行热泪沉重地落在稿纸上。

夏丏尊译《爱的教育》书影

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191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几个师生模样的人走出浙一师的大门，南行出涌金门，向虎跑寺走去。在距离虎跑寺不远处，他们停住了。诸学生哽咽，而只有先生神情坦然：“从此没有李先生了，只有弘一僧了。”

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出行，而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场著名的送别。送行的是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个学生，告别的是一代艺术大师李叔同。

这一场送别，对于丰子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终生难忘。从此，他与李叔同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从此，他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年，丰子恺二十一岁，他在浙一师读书的第四年，他最敬仰的李先生忽然就出家了。其时，李叔同三十九岁。1918年的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丰子恺与两位同学送李叔同到虎跑寺正式出家。李叔同穿上袈裟，剃了头发，等待择日正式受戒。后来丰子恺再去看望他时，见他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丰子恺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

此前，李叔同曾有志于学道。1916年，夏丏尊从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可以使身心得到更新，又说古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李叔同读后，决定照样去实行，便由校工闻玉陪同，到杭州虎跑大慈山定慧寺实行断食。断食十七天后，他自觉有“身心灵化”之感。后来，李叔同便学佛并正式剃度出家，成为僧人，法名演音，号弘一。

李叔同决定出家之前，从容地安排好了许多事情，不仅结束了在浙一师的课业，关于丰子恺的继续深造，他也做了安排。他把丰子恺介绍给1918年春来华的三宅克己、大野隆德、河合新藏等日本画家，让丰子恺陪同他们在杭州活动，又请夏丏尊教导丰子恺日文。

出家前数月，李叔同带丰子恺到西湖玉泉寺去看望程中和。程中和在“二次革命”时曾当过团长，亲去攻打南京，后来忽然悟道，看破红尘，将在虎跑寺出家为僧，先暂时住在玉泉寺为居士。丰子恺见到程中和时，见“他穿着灰白色的长衫，黑色的马褂，靠在栏上看鱼。一见他那平扁而和蔼的颜貌，就觉得和他的名字‘中和’异常调和”。程中和，便是后来的弘伞法师。

李叔同在正式受戒之前，又与自己的两位得意门生，擅长绘画的丰子恺和擅长音乐的刘质平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并亲自在照片上题字：“弘一将入山修梵行，偕刘子质平、丰子子恺摄影。戊午四月十五日。”此为丰子恺留下的唯一一张与弘一法师的合影。

就在出家的前一晚，李叔同又叫丰子恺、叶天底、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自己的东西分送给他们。

丰子恺得到李叔同亲笔自撰的一个诗词手卷，其中有一首《金缕曲》，是1905年李叔同将到日本时作。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凇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那晚，李叔同展开手卷给丰子恺看的时候，特别指着这阕词，笑着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又说：“此前尘影事，子姑存之，藉留遗念云尔。”丰子恺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只是“年幼无知，漠然无动于衷”。

丰子恺还得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莎士比亚全集》。李叔同当时对他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另外，他还得到了一包李叔同在俗时的照片。

让丰子恺倍感珍贵的是一册《人谱》（明刘宗周著，书中列举古来许多贤人的善言懿行，凡数百条）。在这书的封面上，李叔同亲笔写了“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在送书前的某一天，他叫丰子恺和其他几个同学到他房间里去谈话，他翻开这册《人谱》，指出一节给他们看，并讲解“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义：“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的技术，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先器识而后文艺”，丰子恺自始至终记着李先生的教诲，毕生切切实实按照这个去实践。

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李叔同为何要出家。认识他的人都觉得甚为可惜，为中国艺术界少了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可惜。

1919年，丰子恺在杭州见了弘一法师，后来返乡回石门湾，向母亲讲起了拜访弘一法师的事。又在橱内寻出他出家时送的一包照片来看。其中有穿背心、拖辫子的，有穿洋装的，有扮《白水滩》里的十三郎的，有扮《新茶花女》里的马克的，有打扮成印度人样子的，有穿礼服、穿古装的，有留须穿马褂的，有断食十七日后的照片，还有出家后穿僧装的照片。在旁同看的几个亲戚都很惊讶，有人说：“这人是无所不为的，将来一定要还俗。”有人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之后，丰子恺又把这包照片带到上海，给立达学园的同事和学生们看。有许多人看了，又问：“他为什么做和尚？”

是啊，李先生为什么出家做和尚？这也是丰子恺内心一直在探究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悟出了先生出家的原因：李先生出家不是因为消极、悲观，而是“行大丈夫事”。丰子恺在许多文章中都讲到了这个观点，如在《拜观弘一法师摄影集后记》中写道：

我们的法师的一生，花样繁多：起初做公子哥儿，后来做文人，做美术家，做音乐家，做戏剧家，做编辑者，做书画家，做教师，做道家，最后做和尚。浅见的人，以为这人“好变”“没长心”……我的感想，他“好变”是真的……全靠好变，方得尽量发挥他各方面的天才，而为文艺教育界作不少的榜样，增不少的光彩。然而他变到了和尚，竟从此不变了……可见在他看来，做和尚比做其他一切更有意思。换言之，佛法比文艺教育更有意思，最崇高，最能够满足他的“人生欲”。所以他碰到佛法便叹为观止了。料他“不久要还俗”的朋友，现在大约也能相信我这句话：“佛法最崇高。”

当时，人们都以为李叔同是受了什么刺激，因而遁入空门。丰子恺却认为，李叔同出家是必然的。后来，他还用人生“三层楼”做比喻，做了进一步的诠释。

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卅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在厦门佛学会讲》中写道：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智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在丰子恺看来，弘一法师“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第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第二层楼，于是爬上第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因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丰子恺这个人生“三层楼”的比喻，是他对李叔同出家的精辟解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深懂弘一法师追求更高人生境界，真正是“行大丈夫事”。

送别李先生去往人生的更高境界，让丰子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更深一层的敬意与膜拜，这对他以后的艺术人生也自然而然产生了深刻影响。虎跑送别，与其说是送别，不如说是迎接：迎接新的人生，探究艺术真谛。

1918年，弘一法师（中）出家前与丰子恺（右）、刘质平（左）合影

送往与迎来

时间过得真快，送别李叔同出家的第二年，1919年夏天，丰子恺在浙一师五年的学习生涯也将结束。要告别熟悉的校园，告别熟悉的师友，告别美丽的西子湖，他的内心有期待，更有惆怅，有感恩，更有感慨。

浙一师，对丰子恺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平台。李叔同、夏丏尊等名师的悉心引导，为他以后的艺术人生奠定了方向；持续五年的刻苦学习，让他打下了良好的文学、艺术的底子。再加上西湖山水的熏陶，年轻的丰子恺艺术才华初露。

当时，浙一师有许多绘画、金石篆刻的课余组织，校长经亨颐和李叔同、夏丏尊等先生均精于此道。如桐阴画会（后改名“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后改名“寄社”），就是李叔同创导的。桐阴画会还曾出版过《木版画集》，都是浙一师的师生自画、自刻、自印的作品。丰子恺长于绘画，被推举为画会的会务主持，因此认识了许多同窗好友，如叶天底、沈本千等，他们常常在一起钻研艺术或背着画箱到西湖边写生。

1918年5月，丰子恺作速写《清泰门外》，画的是一个老婆婆，一手挎竹篮，一手携小孩向前走去，简单几笔，却非常生动。这是现今发现的丰子恺最早的画作。

1919年5月，桐阴画会同人借杭州平海路原省教育会二楼举行第一次作品展。丰子恺、姜丹书、叶天底、沈本千等十多人的一百多件作品参展，还请弘一法师来检阅指导。这是丰子恺作品第一次公开展出。

学生时代的丰子恺，还喜欢作诗填词。1918年秋，他首次发表诗作，在浙一师《校友会》第十六期上发表《晨起见园梅飘尽口占一绝》《溪西柳》《春宵曲》《浪淘沙》《朝中措》《满宫花》《减字木兰花》《西江月》八首诗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丰子恺最早的诗词作品。

晨起见园梅飘尽口占一绝

铁骨冰心霜雪中，孤芳不与众芳同。

春风一夜开桃李，香雪飘零树树空。

春宵曲

花老无风落，阴浓过雨新。

故园春色半成尘，正是绿肥红瘦最伤神。

西江月

百尺游丝莫系，千行啼泪难留。

艳红姹紫无消息，赢得是新愁。

故里音书寂寂，客中岁月悠悠。

春归人自不归去，尽日下帘钩。

丰子恺当时的诗词作品中多写伤春、惜别、怀乡之情，那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多愁善感，是一个敏感的文艺青年，又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1919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中国发生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五四运动爆发。而这一年，对于丰子恺来说，也有几件人生大事。这一年的3月13日，是农历花朝日，丰子恺回故乡石门湾结婚，妻子是崇德县望族徐芮荪之女徐力民。浙一师时的学友杨伯豪寄来贺诗曰：“花好花朝日，月圆月半天。鸳鸯三日后，浑不羡神仙。”

同年7月，二十二岁的丰子恺从浙一师毕业，拿到了毕业证书。他雇了一条船，将衣被等日用品及李叔同赠送的书籍等物品装到船上，告别了浙一师，告别了杭州，沿京杭运河回到了故乡石门湾。

当他的船靠近后河边老屋的时候，镇上的人都来观看，大家看到满满一船东西，都以为他带来了什么珍贵宝物呢。后来发现他载回来的是一船书和日用品，都觉得不可思议，还有点失望。

但是，这些东西，对丰子恺来说却是宝物。这里面有李叔同赠送给他的纪念物，凝结着老师的心血与教诲。可惜的是，抗日战争期间，这些东西，与缘缘堂一起化为灰烬。李叔同留给丰子恺的念想也就只能是回忆了。

告别了浙一师的校园，丰子恺又走进了另一个校园。1919年的秋天，他去了上海，和学长吴梦非、刘质平一起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做起了教师，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20世纪50年代曾经改名为杭州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