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缘起湖上的学子

丰子恺与杭州的缘分很深，这种缘分始于他到杭州投考，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之时。出了校门后，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和上海、杭州之间往来奔波，也曾几度寓居杭州，亲近西湖。他把杭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起初不经意的你

秋到江南，白菊飘香，空气里弥漫着甜蜜的味道。1898年11月9日（农历九月二十六），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江南水乡石门湾丰家老屋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就在这天清晨，丰子恺诞生了。这是丰家盼了许多年后盼来的第一个男孩，可谓阖家欢喜，连木场桥头后河边的杨柳也笑弯了腰。丰子恺的父亲丰为儿子取乳名“慈玉”。祖母丰八娘娘立即叫人摆起香烛敬神谢恩。丰子恺就在全家人的宠爱下健康地成长。

丰子恺出生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力求维新救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在内外交困之下，清王朝正走向穷途末路。

1900年，因庚子之变，例行的乡试推迟了。1901年10月是光绪皇帝三十岁的万寿圣节，按例应加开恩科，也一并推迟到 1902年补行。就在1902年秋，丰第四次赴杭州应试，为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第八十七名举人，这在当时的小镇石门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中举之后，丰本来可以于次年进京会试，但不巧的是，他当年即遭母丧，必须在家守孝三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丰再也没有机会做官，只好在家设塾授徒。1906年秋分时节，他就因肺病去世。

起初，丰子恺在父亲的私塾里受教，学名丰润。父亲去世后，母亲钟云芳送他入镇上的于云芝私塾读书。1905年科举废除后，各地先后办起学堂，以代替私塾，于云芝的私塾也改成小学堂。

石门镇上的西竺庵小学旧址（徐盈哲 摄）

1910年，小学堂借用西竺庵祖师殿为校舍，正式定名为溪西两等小学堂。民国初年，地方上办自治会，实行选举，为便于选举，流行同音简化字，一位老师为丰润改名丰仁。溪西两等小学堂后经改组，原有高等部分的学生归入新办的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校址仍在西竺庵。1914年初，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

小学毕业，面临升学。丰母钟云芳很是忧心，与邻居沈惠荪先生商量丰子恺的前途问题。沈惠荪是小学校的校长，也是丰家的亲戚，在石门镇上算得上是有见识的人。在他的建议下，钟云芳决定送儿子去省城杭州投考中等学校，恰好沈惠荪的儿子沈元与丰子恺同班毕业，也要去杭州投考，由沈惠荪亲自送去。于是，钟云芳便拜托沈家父子带丰子恺同行。

1914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早晨，钟云芳一早起来为儿子整理行装，照例给他吃了糕、粽，期盼儿子“高中”，然后把儿子送到沈家。丰子恺就随沈家父子搭快班船到了长安镇，再坐火车，来到省城杭州。这是他第一次到杭州，这一年，他虚龄十七岁。

丰子恺的父亲去世早，母亲虽不识字，却身兼慈母、严父之职，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对丰子恺一生影响很大。之前，她曾与沈惠荪商量过，认为丰子恺投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最合适。当时家乡新办学校，需要教师，师范毕业可以当老师；而且父亲早逝，丰子恺是家中长子，当老师可以在家乡觅职，不必外出；另外也考虑到师范学费低廉，毕业后不必再升学，可以减轻家里负担。钟云芳将这三层道理再三说给儿子听，儿子也频频点头。

带着母亲殷切的期待，带着求知的梦想，丰子恺踏上了杭州的土地。

杭州毕竟是省城，这里的学校多如牛毛，而且规模也比石门镇上的小学大得多，图书馆和书坊里的书堆积如山，琳琅满目。丰子恺的心也如西湖边的柳絮随风飞扬，强烈的求知欲望，占满了他的心房，使他几乎忘记了母亲的叮嘱。之前母亲曾说过，学商业必须要到大城市的公司去谋差事，他没有父兄，不可离家远行；读了中学，毕业后要升学，家里又负担不起。而此刻，丰子恺唯一担心的是，这回入学考试如果不能通过，落第回家怎么办？不行，绝对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考取！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听说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丰子恺便不问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将来的造就如何，只拣报考日期不相冲突的一所中学、一所商业学校，连同浙一师一起报了名。

发榜那天，喜讯传来，丰子恺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且成绩名列前茅——以第八名被中学录取，以第一名被商业学校录取，以第三名被师范学校录取。

虽然有三所学校可以选择，但丰子恺心里早已拿定主意，打算选择师范学校。这不但与母亲的意愿吻合，更重要的是，之前他比较了这三所学校，师范学校的校舍规模宏大，有七进巍峨的教学大楼和不少附属建筑物，而且就建造在父亲当年考举人的贡院的旧址上；校内藏书楼图书丰富，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各方面条件都很合意。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缘分，这一选择，母亲高兴，丰子恺也合意，真是皆大欢喜。

初识

1914年，丰子恺进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书，先入预科班。他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五届学生，学制为五年。

丰子恺初入浙一师时，发现实际情况与自己期望的很不一样，有点失望，对预科班和学校的生活很不满意。预科班的英文从ABCD教起，算术先教四则题，功课太浅了，他有点后悔自己的选择，早晓得应该去读中学。而且，他有着自由放任的个性，也很不适应寄宿舍严格的集体生活，这使他开头的一年过得非常痛苦。

他曾经写过《寄宿舍生活的回忆》来描述那段生活。在他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有什么两样。起床和就寝都要在规定的时间集体行动，吃饭也是如此，尤其是食堂里的种种情形，叫人看了又气又好笑。七八个食欲旺盛的毛头小伙子围住一张饭桌，协力对付几只高脚碗里浅零零的菜，犹如“老虎吃蝴蝶”。他对当时的共食制极为反感。

还有住宿，丰子恺更觉得不合理。数百个学生每晚如羊群一样被驱赶到楼上的寝室里，被强迫同时睡觉。早上，他们又被强迫同时起身，一齐驱逐到楼下自修室中。晚上九点半就寝，十点熄灯。如果在校园中多流连一会儿，就得在暗中摸索，还要受舍监的指责。早上想要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就要牺牲早饭，甚至被锁闭在寝室大门内。丰子恺青年时代有不易入睡的习癖，在家时可以保留一盏灯火，学校里则不行，他为此很苦恼。他留恋家庭生活的温暖，心中常想回家去，但又说不出口，郁积在心中，很是烦恼与痛苦。

最可怕的是学校的体操课。丰子恺最怕背毛瑟枪做兵操课，练习跪击时要把屁股坐到脚后跟上，他的腿部结构异常，用力坐下去时疼得厉害。有一次，因为蹲得不够低，被助教用双手在肩上一压，丰子恺痛不可当，连人带枪倒在地上……

凡此种种，丰子恺都很不习惯，痛苦得很。他很想家，想母亲，好几次借上厕所的机会，独自离开自修室，到操场偏远的一个角落里，望着天上明月，唱起《可爱的家》，独自发泄离愁别绪。

对这种寄宿舍的生活，丰子恺感到无限拘束、无比不快，甚至悲哀。他崇尚自由，一生中好多时光宁可赋闲，也不愿意去学校、机关任职受束缚，也与这种个性有关。丰子恺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外甥搭他的船，从石门同行到嘉兴。原本他坐船沿着运河前行，还有几分悠闲，嘉兴的寓所又十分舒适安静，他在船上十分愉快。当听说外甥要去上海过寄宿舍生活后，他十分同情，忽然兴味索然，百无聊赖，甚至感到可悲可怕，黯然神伤。可见，当年的寄宿舍生活，给他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对丰子恺来说，值得安慰的是，初到浙一师时他遇到了一个知心同学杨伯豪，这给他的苦闷生活增添了一点点喜色。

那一年录取的预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甲乙两班。自修室则是全校十班混合编制。丰子恺与杨伯豪同在甲班，且又在同一个自修室，便注定了两人相识相知的缘分。

杨伯豪，名家俊，浙江余姚人，是丰子恺进校后初识的同学，两人很谈得来。杨伯豪具有冷静的头脑和卓尔不凡的志向，而丰子恺那时年幼单纯，只晓得一味用功，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途。

有一天，两人谈到入学的事。丰子恺说是听从母亲和先生的意见，进了这个学校。而杨伯豪却说：“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从这天起，丰子恺对杨伯豪产生了敬畏之心，并意识到自己应该有觉悟、有志气。

杨伯豪对学校的宿舍规则，也常常抱不平之念。他在生活上对丰子恺很照顾，一次丰子恺发疟疾，是他代丰子恺求寝室长开门取衣服，并送丰子恺去调养室。他对丰子恺说：“你不要过于胆怯而只管服从，凡事只要有道理。”这给丰子恺带来许多温暖与激励。

杨伯豪的个性与众不同，每逢不喜欢的课，他便公然旷课，自己在自修室看喜欢的书，舍监训诫也不听，只管到藏书楼去借《昭明文选》《史记》《汉书》等自己喜欢的书来看。他的学识很广博，丰子恺很佩服他，深深被他吸引。

春天来了，两人利用周日，常常一同游西湖。杨伯豪总喜欢带丰子恺到那些无名景点去玩。西湖边上、保俶山上、雷峰塔下，留下了两个年轻人的足迹。杨伯豪的一举一动，对丰子恺很有吸引力，丰子恺不知不觉地倾慕他，追随他。

有一次，丰子恺春游西溪后，写下了《溪西柳》一诗：

溪西杨柳碧条条，堤上春来似舞腰。

只恨年年怨摇落，不堪回首认前朝。

春天刚走，夏天很快就来了。放暑假的前一天，丰子恺与杨伯豪又去西湖山水间游玩。归途中，杨伯豪突然对丰子恺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游玩了。”丰子恺惊异地问为何这样说。杨伯豪说，他决心脱离这个学校。丰子恺听了，沉默良久。他知道，伯豪说了，便一定会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