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1]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今天的主题演说，就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一、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做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逐渐显现颓势，甚至成了负面教材（如太平天国或“文化大革命”）。五四运动的幸运在于，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长辈们（政治家、学者或普通民众）不管是否真心实意，一般不愿意与青年直接对抗，故都会高举或默许五四的旗帜。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2]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3]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即便鼓励你说，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长期被压抑，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既有巨大潜力，又从未成为“禁忌”。

二、风雨兼程说五四

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尘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报》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评论》则刊出学生领袖、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同样引人注目——“潮流”“运动”“精神”，关于五四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准确。此后，一代代文人、学者、政治家及青年学生，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4]而我的《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则选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四种报刊，观察其在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时的社论及纪念文章，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政治思潮相对应，看关于五四的言说如何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5]

不说那些意味深长的“故事”，以我有限的阅历，也都深知聚众谈五四，一不小心就会溢出边界，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谈论李白、杜甫孰高孰低，或者评说《金瓶梅》《红楼梦》的好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联想的——“文化大革命”除外；可说五四就不一样了，因相互误读或有心人的挑拨，随时可能由平和的学术论争一转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对抗。关于1999年纪念五四的书刊及会议，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6]，实际状况比这严重得多。以致2009年4月23—25日我在北大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认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训，从时间到议题到人员的选择，都仔细斟酌，可还是一波三折。外面的人只晓得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有责任扛这个旗子；不知道北大为了这个“责无旁贷”所必须承担的风险。[7]可仔细想想，没什么好抱怨的，为什么人家选择在谈论五四的会议而不是唐诗研究或金融会议上说大话喊口号呢？可见五四这个话题本身天然具有“政治性”——你想躲都躲不开。

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让我辈读书人明白，谈论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学问，还是别有幽怀，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钩，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则难挽狂澜。去年秋天，我选择在进京读书三十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8]当时绝对想象不到，会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热”。今年一年，我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其中，北京大学最为“立意高远”，准备年年纪念，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规模纪念五四新文化，背后推动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样，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风，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虑的。官员我不懂，单就学者而言，之所以积极筹备此类会议，有专业上的考虑，更有不满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之日渐平庸，希望借谈论五四搅动一池春水的。

三、“走出”还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但又不断被唤醒、被提及的五四，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写题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叹“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9]；可十六年后，我又撰写了《走不出的“五四”？》，称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左还是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必须不断地跟五四对话。[10]从主张“走出”到认定“走不出”（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对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转变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专业著作，还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诗文以及我前后两次赴台参加五四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此外，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在采访记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气势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因此，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11]又过了三十年后，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12]，除了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再就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诗后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其实，当初的“浮慕新学”与日后的“竹枝渔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1999年4月我赴台参加政治大学主办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接受《中国时报》记者采访，谈及台湾民众为何对五四不太感兴趣，对方的解答是：“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了追求民主科学的阶段。”当时我很怀疑，因为这很像1949年俞平伯“支票终于兑现了”的说法。2009年我赴台参加“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开幕式及相关论坛，发现年轻人对五四的兴趣明显提升。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除了各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讲授外，还与普通民众不再盲目乐观有关。我曾对照海峡两岸关于五四的想象与阐释，既看异同，更注重相互影响：

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互相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评，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仅仅属于温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粝的呐喊与刻骨铭心的痛苦。[13]

这里说的主要是文学与思想，实际政治比这复杂多了。但不管怎么说，轻易断言我们已经走出五四的“余荫”或“阴影”，似乎都很不明智。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这本是平常事，为何我会纠缠于“走出”与“走不出”呢？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人的丰功伟绩，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者巨大的精神压力。比如，北大师生最常碰到的责难是：你们为什么不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此“影响的焦虑”，导致我们谈论五四的功过得失时，难得平心静气。其实，换一个角度，那只是一个与你长期结伴而行、随时可以打招呼或坐下来促膝谈心，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帮你出主意的“好朋友”，这么一想，无所谓“走出”，也无所谓“走不出”了。

四、如何激活“传统”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人类文明史上，有时星光，有时月亮，有时萤火虫更吸引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坐过山车。上世纪80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90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传统”“国学”“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听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员、商人、记者乃至大学校长，将今日中国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脑推给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没有五四的捣蛋，中国不仅经济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独步天下。此类“宏论”之所以有市场，除了大的政治局势与文化潮流，也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们大都埋头书斋，忙着撰写高头讲章，而不屑于“争论”有关。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口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14]去年五四，我是这样答澎湃网记者问的：1919年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诸多力量逐鹿中原，热血青年只在救国救民、寻求变革这一点上有共识，至于旗帜、立场、理论、路径等，完全可能南辕北辙。日后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走向了反面，今人只能感叹唏嘘，不要轻易否定。经由一代代人的钩稽与阐释，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正逐渐浮出水面；而那些阳光下的阴影，也日渐为后人所关注。如何看待林纾的捍卫古文、怎么论述《学衡》之对抗《新青年》，以及火烧赵家楼之功过得失、学潮为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五四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还是挫折等，所有这些，不仅涉及具体人物评价，更牵涉大的历史观。这个时候，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达的历史学家，会认真倾听并妥善处理“众声喧哗”中不同声部的意义，而不至于像翻烙饼一样，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在我看来，五四可爱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纯粹，五彩斑斓，充满动态感与复杂性。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15]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今年各地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看来，这既是大好事，也不无隐忧。因为，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这“热潮”戛然而止。[16]能否坚持正常的学术论争，包括与新儒家或国学家之间，改“隔山打牛”为“打开天窗说亮话”，有担当而又不越界，是此次大规模纪念活动能否持续且深入展开的关键。以纪念《新青年》诞辰百年为开端，重新唤起民众对于五四的记忆，接下来的几年，只要不因触碰红线而引起激烈反弹，有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众舆论及某些具体专业（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发展，更可能重塑当代中国的精神氛围及知识版图。基于此判断，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书斋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批判与建设，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

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除了坚守自家学术立场，不随风摆动外，还得有进取心，直接回应各种敏感话题（包括狙击打着国学旗号的“沉渣泛起”）。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此前三十年“五四话题”升降起伏的一个反省：或许，谈五四本就不该局限于书斋，解时代之惑乃题中应有之义。

2015年6月17日初稿、

7月3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