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粮

没有永远不放晴的天。连阴了半个多月，终于云开雾散，日头的光芒重新洒满了大地。人们深深舒了口气，郁闷的心情亮堂起来。

“老天湿的老天晒”。各家各户都忙活着把潮湿的东西搬腾出来，让日头赶走那些霉气。生产队的干部们，立时紧张起来，大呼小叫地吆喝社员们，赶紧上场院下田间。因为有的队大秋庄稼还没收完，有的收了也没全部分到户家，还有一部分垛在场院，高粱、谷子的穗子还没扦。有些谷穗在垛上就生芽了，像肥胖的百足虫。

只有第三生产队例外，除了潘忠良带着几个人到场院掀垛晒没打轧的大豆，其余劳力上午都不下地了，要在家里把粮食晾晒好。其实不用干部们布置，有的人已经爬上了平屋顶，有的在院子里用凳子、木棍、薄障、席片搭起了晒铺。粮食到了自己手里，怎么着也不能让它毁坏一粒。

潘士金叫上老会计一起去了仓库。李庆祥、潘士宝已把五六份粮食摆到了院子里，李庆祥正翻腾筐里的高粱，潘士宝用簸箕簸谷子。

“怎么样，快晾干了吧？”潘士金问。

“差不多了，就这么点粮食，前两天搓出粒子来，士宝哥还一份份倒腾着，弄到饲养棚在他炕上晾。今天露日头了，除了这两份玉米，其余的再晒上一天就干透了。”李庆祥直起腰，边说边掏出烟包递给李光斗。

“你那烟没劲儿，吸我的。”老会计放下胳肢窝夹着的账本、算盘，拿出自己的烟袋，让他们轮着装烟锅。潘士金掏出个纸条，也伸手捏了一撮烟，卷了支旱烟卷，点着吸了一口，说：“庆祥，你拿称来先约莫两份，让光斗叔大体算算，估摸下咱今年的产量。”

李庆祥回仓库拿出秤和口袋，把高粱、谷子、玉米各称了一份，随后说：“高粱、谷子快干了，最多再去半斤水分，玉米不行，干得慢，还得多去点。”

潘士金说：“不要紧，只是粗略算一下，咱心里好有个数。”

李光斗已经噼里啪啦拨起了算盘珠，说道：“玉米往年咱也分过鲜棒子，留过标准，今年的籽粒还饱满些，按往年的数就差不多。”

没等三个人吸完一袋烟，李光斗就放下算盘，翻着账本说：“看来今年的高粱、谷子差些，总产比去年还要低四五百斤。玉米是我在家里算过的，按去年的标准，单产能增七八十斤，总产增万把斤没问题。就是地瓜还没个数。还有玉米地间作的大豆，看长势也比去年强，好了能多打几百斤。”

潘士宝磕了磕烟锅，说：“今年咱肯定能大增产，所有地块施肥都比上年多，谷子、高粱主要是前段时间旱的，有点减产，别的庄稼补回来总的还是增。地瓜也孬不了，前几天我到地里去，扒了几墩看看，瓜块个头比去年大。力没有白下的，这和抗旱时浇那两瓢水有关系。虽然连阴雨有泡坏了的，那只是很少一点，后来挖了排水沟，就把问题解决了，影响不了多少产量。依我看，全大队也就咱能增产，其他生产队不减产就不错了。”

李庆祥高兴地说：“好啊，社员们出力多，增产了咱就多分配些口粮，明年春天可不能再让社员挨饿了。”

李光斗接着反驳：“你就知道个分，大队能让？还有国家那一头呢。”

李庆祥争辩：“凭什么不让分？国家不是有‘三包一奖’的政策吗？只要超额完成定产，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剩下的咱有权分配，国家还应该给咱奖励哩！”

潘士金说：“光斗叔说得对。你说的国家规定的政策这几年谁执行来？不如领导的一句话顶用。现在强调的是增产就要增购，‘以丰补歉’。增产了咱可以提高些口粮，我琢磨，一切算起来，人均增加的数不能超过一百斤。另外，高粱、谷子大部分收起来，用作交征购任务，好验质量，粮站也喜欢，剩余的留作饲料。口粮主要留玉米，大伙还愿意吃。再就是各家晾晒的高粱、谷子，收的时候每人留下十斤左右的好处，这个就不能对外讲了，我们心里有数就行。具体怎么办，到时候咱再开队委会商量。”

听了潘士金这番话，大伙儿都表示赞同。李庆祥说：“多分一百斤也不算少，那样人均口粮就四百多斤了。”

中秋节前后是鲁中平原最好的时节。没有冬季携着沙的寒风，没有夏季酷热的阳光，风清日朗，不冷不热，白天干活舒畅，晚上睡觉踏实。

人们忙碌着，收获汗水浇灌的果实，收获大半年来的期盼。还要整地备播，为种好小麦，夺取明年夏季丰收打好基础。

第三生产队已经大车小辆往地里运土杂肥，再晾晒一两天，就开犁耕地，并开始播种了。“三秋”大忙，主要是说的秋收、秋耕、秋种。其实还应加上“一秋”，那就是秋征，即完成秋季的粮、棉、油征购任务。汶水滩不种棉花，需要交售的只有粮食、花生。这不，大队召开由各生产队队长、副队长、会计参加的会议，传达公社秋征工作会议精神。公社要求迅速行动，保证一个月全面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两个月完成花生征购任务。大队为了争先进，提出粮食任务要争取二十天完成，花生任务一个半月完成。

会后第三天，三队就交售了两千八百斤高粱，一千斤谷子，比原定任务还超了三百斤。公社广播站在自办节目中反复广播表扬他们的稿子，因为在全公社这也是第一个生产队超额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这时候，其他生产队都还没有动静。大队书记张义生沉不住气了，安排所有大队干部分工负责，分别包其他生产队，黑白催促。

又过去了七八天，全大队统计，总的任务才完成接近三分之一，有的队交了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大队干部们凑情况，分析原因。其实各生产队都没敢懈怠，这几天天天都往粮站送粮，可是，质量不过关，怎么拉去的又怎么拉回来了。为什么？别看当时他们比三队晚收了两三天，大队开会制止后，有的队又比较“听话”，没敢再往户家分，成熟了的谷子、高粱被雨淋着，几天就发芽了。拉到粮站一验，虽然水分和杂质都不超规定指标，可生芽的太多，粮食成色太差了，别说粮站技术员看不中，送粮的社员也觉得难以凑付。玉米干得慢，还太潮湿。怎么办？只能等玉米慢慢干了再交。更严重的问题是，三队麦季就超交了八百斤小麦，征购任务是全年统算，所以秋季只剩三千五百斤的任务，而有几个生产队，麦季就没完成夏粮任务，秋季必须补交，一次完成，再加上秋粮减产，完成任务更难了。

公社是按大队分配任务，最后只对大队算总账。大队没办法，只能在各生产队之间进行调节。

增产增购，以丰补歉，这是大政策，谁也顶不住。

大队干部会上，都分别汇报所包生产队的情况。潘士金一直没说话，作为党支部委员，他就负责自己所在的三队，虽然其他人没再分工包，不用说情况大家也都清楚。

其他每个人都说完了，屋里静了下来。张义生两眼盯着潘士金，想让他主动有个态度。

潘士金知道他什么意思，装没看见，丢掉一个烟屁股，接着摸出纸条又卷一支。

张义生终于沉不住气了，说：“士金，三队今年大丰收，又基本上没毁坏粮食，你们得替大队承担些责任吧？”

“本来都不该毁坏粮食……”潘士金刚说半句，张义生就截住了他的话，说：“这事别提了，全怨我，我检讨。要是一开始都按你们那个办法，确实坏不了多少粮食。可是现在检讨也没用了，还是说说怎么保证完成全大队的任务吧。”

“三队是还有几千斤谷子、高粱，那是准备作饲料的。另外，各户还有点儿，那是口粮，如果都凑起来，大约四千多斤。这样吧，我们全部换给其他生产队，反正饲料质量差点也不要紧，一斤顶一斤，我们也就吃点亏。可是户家的必须用玉米换，不然不好做工作。”其实潘士金心里早有了盘算，他觉得必须多承担四五千斤任务。但是，他不能急于亮明态度，那样很可能再给他加码。

这时副书记兼大队长潘忠国发话了：“士金叔，你别那么小气了，还让他们拿粮食换？你又不是不清楚，有的生产队如果完成征购任务，别说饲料了，口粮都保不住三百斤，你好意思让你的社员吃得饱饱的，让他们饿肚子？”

民兵连长张发树也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咳，咱也不能鞭打快驴，谁口粮少挨饿活该，谁让他们不好好干来！”

“你小子敢骂我？”潘士金知道张发树好胡闹，也装作生气，站起来要抓他。

张发树机灵灵站起来往一边躲，笑着说道：“我说溜嘴了，你是老叔，我怎么敢骂你呢？改过来，你不是驴，是骡子，行了吧？”

所有人都笑了。

“别闹腾了，这是研究大事。发树你得改改你那臭嘴，闹着玩也不分个场合，不管个老少。”贫协主任李光恩在这伙人当中年龄、辈分都最大，他当真地批评张发树。

可张发树那嘴贫起来没完，说：“一定改，一定改！你看我没发现，这羊群里跑出个驴来，数着你了，你的话我坚决照办！”

李光恩是真生气了，瞪了他一眼：“真是个混账小子，连老爷辈的都敢骂。”

张义生说：“发树，坐下，别闹了，说正经的。士金，忠国说的有道理，你再考虑考虑。”

妇女主任兼团支部书记潘秀菊看着潘士金，笑着说：“不用考虑，士金哥早有数了，麦季就多卖了八百斤，秋季还能不再多卖几千斤？”

大队会计展明尧说：“还是秀菊了解恁大哥。我看士金你也别叫其他生产队换了，你就再交五千六七百斤，也就是全年超额六千斤。这个数由大队掌握，最后看看，哪个生产队确实困难大，就抵顶谁的任务。另外，各队都要把粮食多扬几遍，把发了芽的漫出来，大部分还能交。我包的七队，就是采用这个办法，已经交售三千多斤了。”

李光恩说：“这事还得士金拿主意，虽然讲‘增产增购’，也不能强迫命令。”

张义生想逼着让潘士金表态，跟上说：“怎么样？按明尧说的，其他队都加快些进度，三队再交五六千斤，咱还能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潘士金好像有些为难，说：“这个数太大了，我得回去开个队委会商量商量。”

张发树过去掏出潘士金的烟包，装满了自己的烟锅，说：“还商量么？你是一队之主，只要你同意就行了，别推脱责任！”

张义生说：“就这样吧，让士金回去抓紧商量一下。其他人都要注意做好生产队干部们的工作，首先咱们要树立大局观念。另外，也不要忽略花生任务，等粮食交售告一段落我们就集中抓。”

潘士金听了书记这话，嘴里没说心里却嘀咕：如果不接受这个数，那就是没有大局观念了？不论你怎么抓，花生任务我们只能完成，不能再超交了。

散了会潘士金没回家吃午饭就去找李光斗，先和他通通气。老会计听说大队让超交六千斤粮食任务，闷着头一句话也没说。

下午刚收工，潘士金就让潘忠良下通知，说不要吃晚饭了，让全体队委成员到老会计家里开个紧急会。他又找到李庆祥，叫他到菜地拔两棵大白菜，再到代销点打两斤酒，晚上队委成员一块吃顿饭。安排好以后，他自己回到家里，拿了几张粉皮，又从坛子里捞出十几个咸鸡蛋，提着去了老会计家。

除了潘士宝，其他人都到了。潘士金把东西放下，大声说：“婶子，又得让你受累了，给俺弄几个菜，今天晚上喝几盅。春莲，帮忙去。”

潘忠良打趣：“这算喝的什么酒？拿两张粉皮几个鸡蛋就算请我们客了？怎么着鸡鱼肉的也得沾点吧！”

李庆祥接着顶撞他：“那还不好办，你回去把恁家里的鸡鱼肉拿点来。”

潘忠良起身就走，边走边说：“那好，我回去抓只鸡来。”

李庆祥激他：“你小子别光耍嘴皮子，要是空转一圈回来，一滴酒不让你喝！”

“放心，你就等着啃鸡屁股吧。”潘忠良的话音已落在了大门口。

潘忠良直接去了潘士宝家。潘士宝的老婆正在烧火做饭，他来到厨屋门口，说：“婶子，你少做点饭，俺士宝叔不回来吃了，来了个公社领导，在老会计家吃晚饭，俺都一块去陪客。没菜，士宝叔让我来把您那只大公鸡逮了去。”

“鸡刚进窝，你怎么逮？”

“好逮，伸手就抓出来。”

“你别把母鸡都折腾出来了，天都黑了，跑出来就不敢再进窝了。”

“放心吧，公鸡都是在窝门口，惊不着母鸡。”

老婆子不放心，来到院子里看着。还真是，他一下子就抓出了那只大公鸡，母鸡们连叫一声的都没有。看到潘忠良抓着两个鸡翅膀走出大门，她心里不是个滋味。十只小鸡喂了大半年，成了六只母鸡，四只公鸡，那三只公鸡都是来客人杀吃了，说好的这一只留着打鸣，怎么又让人逮了去呢？可是她不能阻拦潘忠良，男人在外面说了话，女人如果不听，那不仅丢了男人的面子，外人也要说女人不懂事。

潘忠良提着鸡，快步向老会计家走，进门就喊：“忠地，拿刀来，杀鸡。”

潘忠地拿着菜刀过去，说：“我不会杀。”

潘忠良接过刀，说：“真笨，上了十来年学连个鸡都没学会杀！去提壶开水来，看我的。”

李庆祥在一边说：“你这是逮的谁家的？先说下，队里可不支钱啊！”

潘忠良手脚麻利，边杀鸡边说：“看你说的，咱吃咱自己喂的鸡，怎么能花集体的钱？”

潘士宝给牲口拌好草，关好饲养棚门，准备去参加会。一摸烟包空了，顺便回家装点烟。进门老婆就说：“怎么又回来了？不陪客了？就那一只公鸡，你还让忠良逮了去。”他先是一愣，接着明白怎么回事了，一定又是潘忠良捣鬼，于是说：“逮去吧，公鸡又不下蛋。我是回来拿烟。”说完拿过烟筐，装满烟包走了。

潘忠良正专心在案板上剁鸡，听到背后潘士宝的声音：“怎么样？恁婶子喂的这鸡肥不？”

潘忠良头也不抬，让那刀声更响了，剁了几刀才说：“你来了叔，我去喊你来开会，给俺婶子说晚上咱一块在这里吃饭，她非让我把公鸡逮来，当侄的还能不听话？”

潘士宝说：“好你个瞎话篓子，恁婶子让你逮，那你为么还打我的旗号？还说陪客，陪你呀！”

潘忠良说：“要不假传圣旨俺婶子能听我的？再说了，我要不说是有公社的客人，就算是打你的旗号，她老人家也不会乐意让咱吃这打鸣鸡呀！你快坐下吧，等炖熟了我先给你挑块鸡大腿。”

潘士宝早不听他瞎说了，掏出烟包递给李光斗，笑着说：“这是中午才搓的，你尝尝，保准比你的有劲。”

李庆祥听得一清二楚，说：“我就知道这小子舍不得逮自家的鸡。行啊忠良，连恁婶子都敢骗，我明天就告诉她实情，看她不骂死你！”

潘忠良说：“你才不知情哩，俺婶子从来不骂人。骂也不要紧，谁骂磨谁的嘴皮子，反正骂不掉我一两肉。”满屋人都笑。

说说笑笑没多大会儿，李春莲端上来一盆白菜炖粉皮，说：“鸡也快熟了，开始吧。忠地，你去端咸鸡蛋，大奶奶还炒了碗土豆丝，一块端来，我还得去烧火。”

潘忠地跟着去了厨屋，李春莲说：“你不用回来了，先去吃吧。”

潘忠地说：“我不会喝酒，你去吧，我帮大奶奶。”

李春莲说：“我也不会喝。你又不会烧火，快去吧。”

潘忠地说：“谁说我不会？在家里锅上锅下我都帮俺娘干过。”

李春莲说：“还真没看出来，你会做饭？是不是先学几手，准备将来侍候媳妇？”

潘忠地说：“侍候哪里的媳妇，我这样的谁跟呀！”

李春莲说：“你这样的怎么了？要文化有文化，要长相有长相，等着大闺女到恁门口排队吧！”

正在和面的老太太插话了：“我看着恁俩就挺般配。”

两个人的脸都立时红了。潘忠地端起菜就走，李春莲也不再吱声。老太太也觉得失了口，虽然是真心话，也不该当着面给两个孩子说，就继续和面，没再说什么。

堂屋里已摆好桌凳，八仙桌抬到了中央，北面两把椅子，另外三面各一条板凳。老规矩，李光斗辈分高，年龄大，虽是在他家里，自然也是坐上手。潘士金、李庆祥、潘士宝三个人同辈，潘士宝年龄最大，坐在西北角椅子上，其余人就在两边随意坐了。潘忠地进来放下菜，潘忠良说：“以前倒酒的差事是我的，从今天开始，我不干了，忠地你接班，拿过酒壶来，负责倒酒。”

潘忠地有些犹豫，说：“不等等大奶奶过来再倒？”

潘忠良说：“咳，咱大奶奶从来不上桌，叫也不来，都是最后自己在厨屋吃。”

李光斗把酒壶递给潘忠地，说：“倒吧，恁大奶奶又不喝酒。”

队委会就在酒桌上开始了。

当两瓶酒剩下不到半瓶的时候，潘士金卷了一支烟，说：“这阵子喝得太急了，歇歇，吸袋烟再喝。”

潘忠良有些沉不住气了，说：“你不是说开会吗？是不是大队叫咱多卖粮食？”

“是这个意思，大队召开支部会，研究了今年的征购任务问题。”潘士金吸了口烟，接着把会议精神简单说了说。

“我估摸着咱也得多卖点，”李庆祥刚给李光斗点着烟，又点着自己的，坐下继续说，“可是给的这个数也太大了，咱全年才六千五百斤的任务，再多卖六千斤，那不就接近完成两年的任务了？咱的口粮怎么办？你别怕丢那个支部委员，顶住！要不你别出面，我和光斗叔、士宝哥去找张义生。”

大家七嘴八舌，都觉得还要再卖五千七百斤才够大队说的这个数，实在太多了。在下边小桌上擀面条的李春莲也表示不同意。不管别人怎么说，李光斗只是闷着头吸烟，一句话也没有。

潘士金平心静气地说：“咱也得替大队想想，义生哥也有他的难处。今年这老天又是旱又是涝，有两三个生产队的确是减产。征购任务公社是按大队分的，咱要不多承担点，全大队就完不成，党支部没法向公社党委交代。”

潘忠良带着火气，大声说：“生产队减产大队就没责任？张义生是干吗吃的？整天就知道瞎逛荡。有一次我和外队的几个人闲拉呱，都说要是让士金叔当书记，肯定比张义生强！”

潘士金立即制止他：“别胡说八道，说咱自己的事。还是听听恁光斗大老爷的吧。”

老会计放下烟袋，慢悠悠地说：“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有句俗理，‘胳膊拗不过大腿’。大队也不是张义生一个人的，党支部定了这么个数，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从士金给我一说我就琢磨，咱多交六千斤，口粮还能比去年多分八九十斤到一百斤，只是种子、饲料要打紧些。”

“大老爷你不是‘铁头’，满脑袋是算盘珠子。行，只要还能增加一百斤口粮，咱就卖。”平常很少有人给李光斗闹着玩，也就潘忠良有时喊他这外号。

李光斗朝潘忠良“哼”了一声，别人笑了笑，潘忠良伸了伸舌头，不说话了。

潘士金说：“咱也不能多分那么多……”他一句话没说完，李庆祥就抢着说：“那不行，光多卖不多分，社员们会有意见。”

潘士金接着解释：“我不是说的那意思，我是想，只要留好种子，留足饲料，能分多少就分多少。但是，账面上不能体现太多，太多了别说大队有想法，其他生产队也眼红。”

李庆祥不解，说：“那不好办，最后报表怎么填？”

潘士宝说：“士金说得对。这事好办，就看怎么算账了，譬如地瓜，往年都是按五斤鲜地瓜折顶一斤粮食，去年公社来人让大队搞标准，在大队院子里用线串起来晒瓜干，结果是春地瓜二斤八两晒一斤，夏地瓜三斤多点晒一斤，还说是让社员沾点光，统统按三斤折一斤。如果咱不管那一套，还是按五斤折一斤，这一项每人就能少算三四十斤。”

潘忠地一晚上像看西洋景，听了刚才的话，想起了在学校有位老师讲过的内容，就说：“地瓜属于薯类作物，和东北大面积种植的土豆是一类，本来就不应该与别的粮食一样统计。”

潘忠良说：“还是忠地有学问，说得好，咱就来个地瓜不算数，那样表上的口粮就不高了。”

李光斗说：“你又胡咧咧，全国统一地瓜顶口粮，咱就能不算数？至于多少斤顶一斤，可以按老办法。不过，一定要保密，绝不能让大队和其他生产队知道。可那样咱的总产量也下来了，弄不好会被人看出来。”

潘士宝附和道：“‘大跃进’年代让虚报，报少了就挨批。现在虽说不让虚报了，可瞒产也是大错误。”

潘士金动着脑子，想了想说：“总产是不能报太少了，比实际产量少报一两千斤不要紧，如果少七八千斤，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到时候非挨处分不可。我觉得可以想想别的办法，口粮少报的，让土地和牲畜找补回来。”

李庆祥问：“怎么个找补法？”

潘士金说：“咱大豆产量三千多斤，能不能多报两千，这个数也不能空着，作为种麦施底肥，从账上一次冲出去。另外，饲料多报几千斤，咱的大牲畜比他们多，养的猪更多，两头母猪，还有十几头肥猪，当时我没让卖，一是为了多积肥，二是为了年底一次性处理，留下两头社员们分肉，其余都卖了，把钱集中起来，开春把大车换成胶皮轱辘，再添两挂二人拧。从收秋到春节，几个月的时间，让这些畜类吃几千斤‘空头粮’，账上出不了毛病。”

潘士金话音刚落，李光斗就说：“这办法可以，这是对上的报表，咱实际入库的粮食，我和庆祥再弄本账，入库出库还得有个实在数。还是那话，这种事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忠良你那嘴严一点，别乱说，咱队的社员也不能说。”

潘忠良真的没听明白，说：“您说的这一套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哩，我给谁说去？社员们更没事，只要不让他们吃亏，谁还管队里报多少！”

李光斗端起盅子，说：“继续喝酒，屋里窗台上还有多半瓶，忠地，拿出来都喝了。来，先共同干这一盅。”说完首先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