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公社

立冬已过，西斜的日头就像有绳儿拽着，转眼间不见了踪影。潘忠地随着大伙收工。回家路上，潘士金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忠地呀，公社杨书记交代的那事儿你可别忘了，时间不短了吧？一定要用心，这可能是公社领导对你的考验。”

“已经写出来了，我想再看一遍。”

“那好，完了先让恁光斗老爷瞧瞧。别看他没正儿八经上过学，平常喜欢看些闲书，对写文章还懂点。”

“我知道，你也得帮我修改修改。”

“我可没那本事。开个社员会让我讲讲可以，要说材料的事就傻眼了。上那几年小学，我的作文就从来没得过‘甲’。”

“关键是我写的那几条想法，不知道符合不符合咱村的实际。要论领导农业生产，我看全村谁也不如你道道多。”

“别给恁叔戴高帽！那好吧，你什么时候弄完了，我和老会计一块帮你论道论道。”

“好啊，今天晚上我就拿过去。”

潘忠地回到家里，立即进了西屋，点着煤油灯，又把那七八页材料认认真真看了一遍。他已经修改了两三遍，昨天晚上刚誊清。在给队长、会计看之前，他必须再斟酌一下，看有没有不恰当的词句。奶奶喊他吃饭，叫了两次他才去了堂屋。急慌忙速吃完，就放下饭碗，到西屋把材料装进口袋，去了老会计家。

队委会成员到齐后，简单凑了凑当天的生产情况，没有需要研究的事情，潘士金对大伙说：“没什么事都早点儿回去歇着吧，我和光斗叔帮忠地商量下材料。”

潘忠良不起身，说：“什么高级材料，还保密吗？恁商量恁的，俺又不插言，听听长长见识还不行啊！这刚黑天的，回去也不能钻被窝呀！”

李春莲说：“斗大的字认不了半升，还长见识，你不就看着大老爷这壶茶还没喝乏，想再喝两碗！”

潘忠良说：“就你小心眼！多了不敢说，咱家里好茶叶还有斤把，谁稀罕这碗茶！”

李春莲说：“吹牛吧！别说茶叶，大概烟叶也吸光了，忘了前几年人家叫你什么了？”

潘忠良说：“叫什么？你叫我大哥，这辈子改不了了！”

李春莲撇了撇嘴，说：“大哥？‘空烟锅’！这才几天没人叫了，就装好人。”

潘忠良装着生气的样子，说：“什么年头的事了，那时候你还是扎豆芽辫的小妮子哩，知道个啥！”

原来当年他贩卖过几次烟叶，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挨了批判，当时表态再也不买卖烟叶，并且还表示把烟也戒了。他心里明白，日子拮据，没闲钱买烟吸。可吸烟的习惯难改，戒了几天就难受得坐卧不安，于是出门干活时又带上了烟袋，只是烟包里空空的。每到在地头上歇息的时候，人们都凑在一起吸袋烟。他这时也把烟锅插进空烟包，窝扭半天，看到别人点着烟了，就抽出自己的烟锅，用大拇指摁着，说“凑个火”。意思是让别人用吸着的烟给他点着，这种办法相互间经常用。别人要给他点烟，必须把自己的烟锅对准盖在他的烟锅上，并且要猛吹几口。这时，他也就跟着猛吸几口。要是他烟锅里装满了烟，几口就对着了火，可他的烟锅是空的，三两口下来，人家烟锅里的烟就全吹到他烟锅里了。次数多了，人们都知道了他这个小点子，有的不给他对火了，也有的就直接递给他烟包，说：“反正你是空烟锅，别装相儿了，装一袋吧。”他也就笑笑接过烟包，装上一袋。就这样他得了个外号“空烟锅”。后来他烟包里也能经常装满烟了，有时还让着别人吸，这个外号也就被人们淡忘了。这是李春莲专门给他找碴儿，才又提起这事儿。他当然不当回事。

知道他两个叮当起来就没个完，潘士金说：“别胡闹了，没事听听也行。”

李庆祥、潘士宝已经走了，潘忠良朝李春莲努努嘴，撵她走。李春莲是真想听听潘忠地写了些什么，不理他，坐着没动。

老会计已经把材料看了一页多，这时摘下老花镜，将材料递给潘忠地，说：“忠地你念一遍吧，我这眼看着怪费劲。”

潘士金说：“对，念慢一点，我们听听就行。”

潘忠地开始念，开头还慢些，念着念着就快起来了，心里还有些发慌。李春莲起来给大家倒水，端起茶杯递给潘忠地，小声说：“队长让你念慢点，别慌，喝口水再念。”

潘忠地喝了口茶，心里稳定了许多，继续念。

潘忠地刚念完，潘忠良就说：“我怎么越听越像领导人作报告呢，还一二三四的。对了，第一句怎么说的？汶水滩的发展？说咱三队就行，全大队的事咱操那闲心干吗！”

李春莲说：“你懂什么？这是给公社领导写的材料，我听着太好了。”只要潘忠良一张嘴，李春莲就接他的话把儿。其实她也听不明白孬好，只觉得一条一条的挺在理儿。

老会计说：“写得不错，题目也可以，‘关于汶水滩发展的几点想法’，说‘想法’比意见、建议要好。就是开头那两页长点，都是说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这不是领导讲话稿，用不着，有几行字的帽把下面的内容引出来就行。”

潘士金说：“忠地你真行！我还以为你就是耍耍学生腔写点大道理哩，后面那几条说得很实在，都说到了点子上，合乎咱村的情况。特别是第一条，翻土压沙，对，就叫‘翻土压沙、改良土壤’，你说的是‘挖壕子把土翻上来，把沙埋在下面，改良西坡北坡的沙地’，不用这么长，用这八个字就概括了。第二条说的是在汶河滩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和第一条说的是一回事儿，的确是个根本问题。第三条说的是水利化，只说到打机井买抽水机，那是将来的事。现实还得‘两条腿走路’，以后有条件就打机井，没条件就先挖土井，暂时买不了抽水机，可以增加二人拧。第四条是在东边干渠上修桥，便利生产，这也很好。”他边说边卷了支烟，点着吸了一口，接着说，“能不能再加上两条，一是要推广良种，并且要良种良法配套，尤其是几种主要作物。这事公社领导讲过多次，咱没做到。二是要发展畜牧养殖，特别是养猪，猪多就肥多，土杂肥多了才能增产。这都是提高产量的重要措施。”

这是潘士金的长处，他参加会议很少记录，可每次讨论或回来传达精神，总是一条一条说得头头是道，尤其是领导讲的关键话，一句也漏不了。有人说他的脑子是录音机。你看刚才，就听了一遍，说得多清楚！潘忠地边听边记，越听越佩服。

这时潘忠良又说话了：“我看第一条就不行，这是一亩二亩呀，千把亩，猴年马月能翻完？再说了，今年整了，明年春天一场风就把河滩里的沙刮出来盖没了。还栽树，多少年能长起来挡住沙？”

老会计却觉得很有道理，说：“‘钢梁磨锈针，功到自然成’，这是改变咱村生产条件的根本，这条意见最好。就看领导能不能下决心，带领全大队一起干了。”

李春莲说：“别听忠良哥的，就听大老爷和大叔的。”

潘士金站起来看着潘忠地，说：“忠地你以为怎么样？明天别下地了，按刚才说的你再改改。改好后再让大队书记看看，然后就送到公社去，一定要亲手交给杨书记。”

“恁两位说得太好了，我回去就改。”潘忠地很兴奋。

潘忠地摸黑从窗台上拿起火柴，点着灯。这灯罩真烦人，刚擦了两天就又熏黑了。怪不得有人说代销点为了赚钱，在煤油里掺了柴油，油烟这么大。他拿下灯罩，用左手掌堵严小头，用劲从大头往里面哈了几口气，当内壁均匀布满水汽时，立即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顶进去一张干净纸，轻轻进行擦拭。他小心翼翼，因为有一次不小心被灯罩外沿划破过手指。擦了一遍，对着灯光一照，还有个别地方黑乎乎的，就又哈气，再擦。擦好了，把灯罩放上，那灯头忽闪了两下，矮下来，灯光立时变白，亮了许多。

从老会计家没出来，潘忠地对这些生产队干部们的看法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来以为他们整天粗粗拉拉，也就对社员吆五喝六的，没什么水平，没想到讨论问题这么有思想有深度。别人不说，起码队长和老会计水平就很高，真是出乎预料。原来还想，自己改了多遍的材料，让他们看看也就是走走过场，显得尊重他们，结果他两个都提了那么些意见，还都句句在理。以后在他们面前还真要虚心。

他拿过稿纸，要从头认真地进行修改，该删的删，该并的并，按队长说的，后面再增加两条。

时间过得真快。当他还有半页没誊完时，外面鸡窝里的大公鸡已经叫了起来。他没有停笔，一气完成，才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和衣躺到床上，眯盹一会儿。

吃过早饭，潘忠地去了大队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会计都在，两个人正吸着烟说闲话。

“大叔，这个材料我写完了，请你看看，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我再改。”潘忠地双手把材料递到张义生面前。

张义生没接，随口问：“什么材料？”

潘忠地说：“就是那次公社杨书记来时交代的，我这才写出来。”

张义生说：“咳，你不说我倒忘了。他也就是随便说一句，不用当真，写不写的没关系。材料的事我不明白，让明尧看看吧，他是咱大队的笔杆子。”

潘忠地只好又递给展明尧。

展明尧接过去放到办公桌上，说：“先放这里吧，我抽空看看。”

潘忠地站着没动，说：“我想尽快给杨书记送去，他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

展明尧说：“好吧，你那边坐坐，我这就看。”

展明尧开始看材料。潘忠地坐到一边凳子上。张义生叼着烟卷，问：“怎么样？回来干活适应吗？”

潘忠地说：“适应，就是有些活还不会干，慢慢学吧。”

张义生说：“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出去当个工人。还有向东，恁两个算是咱大队有知识的人了，不能让恁老是窝在家里当社员。”

看来书记对年轻人很关心，潘忠地却实话实说：“我感觉当社员不错，农村还真有干头哩。”

张义生说：“什么干头？社员就是三等公民，风里雨里，一年四季没空闲，苦累不说，还缺吃少穿的，就算庄稼活都学会了能有什么出息！”

潘忠地不吱声了，心里话：党支部书记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和临离开学校时老师讲的，还有报纸上、广播上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呀！回来这段时间，还从来没想过离开农村的事，只是一门心思出工，再累也咬着牙坚持，就是为了给人们留下个好印象，生怕别人说上了几年学就不安心农业生产了。难道这样做不对？

潘忠地正思考着，展明尧合上材料，说：“写得挺好，句子也很顺溜。这是杨书记要的？没问题，不用改了，送去吧。”

潘忠地拿过材料放到张义生面前，说：“大叔，您还是看看吧。”

张义生推了推材料，说：“我不用看，明尧说行就行。你回去吧，我们还有事。”

潘忠地觉得这是在撵他了，于是拿起材料出了办公室。

潘忠地刚出门，张义生就问展明尧：“都写了些什么？”

展明尧说：“我也没仔细看。也就是年轻，口气不小，什么翻土压沙，植树造林，还有在干渠上修大桥，公社书记也不会提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情。”

张义生说：“刚出校门没经过大世面，还不懂事。杨书记一句话，他就拿棒槌当真（针）了。我是不能看，我要看了公社领导就会以为是咱党支部的意见了。”

展明尧递给张义生一支烟，说：“是啊，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些想法，大话空话，没点用处。”

潘忠地到南坡找到潘忠良，没到跟前就喊：“忠良哥，我到刘集去，借你的自行车骑骑。”

潘忠良说：“吆，你这是去公社见领导，我那破车子除铃铛不响什么都响，你骑它多丢面子！骑辆好点的，队长和老会计的都比我的好。”

潘忠地知道他好闹着玩儿，对他的话不能当真，又说：“破不破的你能骑我就能骑。你是怕我给你摔坏了，不想借给我啊？放心吧，我骑车子的本事不比你差。”

潘忠良说：“你愿意骑就骑吧，在南屋里，车子没锁，大门也没锁，自己推去就是。别忘了，不能白骑，得给我买盒烟卷来。”

潘忠地说：“想好事吧！我才没钱给你买烟哩。”说着回头走了。

公社大院在刘集南北大街的路西，大门朝东。门两侧挂着三个仿宋体字的大牌子：中国共产党刘集人民公社委员会，刘集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刘集人民公社武装部。潘忠地在门口下了自行车，推着走了进去。他还是第一次进这个大门，进去边走边看。路北一排红瓦房，各门口右上方都钉着个小牌子，上写办公室的名称。第一个门是民政室，再往前依次是农技站、水利站、林业站、贫协、团委、妇联，除了民政室像是两间房，其余都是一间。路南也是一排瓦房，因为看到的是后窗，弄不清是些什么办公室。路的尽头有一棵大柳树，树荫足有半亩地。树西面是一眼井，半米多高的井台，井口四周用石板砌着，安着挂辘轳。树前面有条南北路，看来两边还各有院子。不知道党委办公室在哪边，潘忠地想找人打听一下。

他把自行车放到柳树旁边，回头看到从农技站出来一个人，正往这边走来，便迎上前去，谦恭地问：“同志，请问一下杨书记的办公室在哪儿？”

这人上下打量了潘忠地一阵子，反问道：“你是哪里的？找杨书记什么事？”

“我是汶水滩大队的，杨书记让我写个材料，我给他送来。”

“你叫什么名字？”

“潘忠地。”潘忠地想，见书记真难，想问问在哪里还查户口似的。

这时那人上来握住他的手，兴高采烈地说：“你就是潘忠地呀，我是农技站的，叫王士友，王士霜的哥哥，知道了吧！”

潘忠地仔细一看，还真是，兄妹俩脸面很相似，尤其是那双双眼皮大眼睛，简直一模一样。于是高兴地说：“知道，知道，士霜曾经给我说过。你就是王站长了！”

“什么站长不站长的，就两个人的站，只有一个兵的小负责人。”王士友笑了笑，“你找杨书记？他今天开党委会，我也正好给胡社长送份资料，你先等等，我去看看散没散会，顺便给杨书记说一声。”说完去了南院。

潘忠地坐在井台上等着，没大会儿王士友就回来了，过来边推自行车边说：“他们还没散会，杨书记让你先到我办公室坐一会儿。”

“不用了，我在这里等等就行。”潘忠地赶紧起来逮住自行车把，不让他推。

“大老远来了，也得喝杯水呀，走。”王士友夺自行车。

潘忠地没让给他，说：“还是我推着吧。”

“那好，你推。”王士友在前面走，潘忠地跟在后面。

农技站办公室里收拾得很利落。靠北墙窗户下面摆着两张办公桌，东、西两面墙上贴着“小麦锈病的种类与防治”“玉米新品种介绍”等几幅彩图。南面靠窗有一张连体椅子，油漆虽已剥落，上面一点灰尘没有。王士友进门就倒水、让座，潘忠地坐在连椅上。

“坐这边，喝水得劲。”王士友将一杯茶水放到对面桌子上。

潘忠地过来坐下，说：“站长您别客气，我不渴。”

王站长说：“别站长站长的，叫我大哥就行。说起来咱还是师兄弟哩，我是地区农校一级，这才毕业两年多。”

潘忠地“嗯”了一声，接着说：“可是我只上了一年，这学期一开学就回来了。”

王站长说：“我知道，夏天在恁大队开抗旱现场会，我也参加了。三队队长介绍经验时就提到你，我一听就引起了注意，觉得你了不起，刚回村就能发挥作用了。星期天回家我就把你的事情告诉了士霜。”

潘忠地觉得有些奇怪，问：“你怎么知道我和士霜是同学？”

王站长笑了笑，说：“不仅知道你们是同学，还知道你们在一中是同班，你在班里担任过班长，临毕业那年又担任团支部书记，士霜是学习委员，对吧？”

潘忠地的脸慢慢有些发热，不言语。王士友又说：“你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才报考的农校。士霜当时也想报农校，我知道她的成绩也不错，所以动员她考了高中。你们最近通信了吗？”

潘忠地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吞吞吐吐说了实话：“前一段她给我来过两次信，我没回。”

王士友拉开抽屉拿出半盒烟，抽出一支递给潘忠地，潘忠地说不会吸，于是自己点着，吸了几口后说：“我怎么知道你的情况的？有一次我看到士霜书摞上放着一封信，是从农校寄来的，就问她谁寄的。她就给我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你的学习成绩比她好，要上高中一定能考上大学。我说农校也不错嘛，她说好什么好，现在要下马了。我当时还让她给你回信做做你的思想工作，回农村一样有作为。她回没回？”

潘忠地说：“回了。我是到家后才又给她写了封信，从那没再给她写过。”

王站长说：“你是不是觉得回家当了社员，不好意思给她写信了？通通信怕什么，相互鼓励嘛！我说过士霜，你们是老同学，可以联系，只是不要太频繁。她现在是高二，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上。”

潘忠地刚想解释什么，杨书记进来了。潘忠地立即站起来，杨书记上来握住他的手，说：“忠地来了！走，到我办公室谈谈。”

潘忠地随杨书记出门，王站长送到外面。这时杨书记回头说：“老王，你到伙房给吴老头说一声，给我炒两个菜，让忠地吃了饭再走。”

王站长答应着，说这就去。

潘忠地说：“我回去吃就行，又不远。”

王站长在后面说：“这都十一点多了，还能饿着肚子回去？”

杨书记办公室在西南角小院里。院子中央有一棵大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北面是“明三暗五”的瓦房，进去门，中间是三间的会议室，围着两张大案子摆放着十几把椅子。东头里间屋就是杨书记的办公室。潘忠地跟着刚到门口，通讯员就从西头里间屋端过来一杯水，递给了潘忠地。

杨书记办公室摆设也很简单，一张三屉桌，后面一把老太师椅，像是土改时收缴的地主家的，扶手已缺了一根站柱。椅子后面是文件橱，橱子里放着一些刊物、文件。旁边有个报架，上面有四五份夹好的报纸。办公桌对面有两把椅子，一侧还有条板凳。

“杨书记，您说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这才写出来，不一定合您的意思。”等杨书记坐下，潘忠地掏出材料递过去。

杨书记说：“你从学校回来时间短，我出的题目又比较大，这能写出来就挺快的。大队小队他们几个看了吗？”

“队长和老会计帮我改过，张书记没看，他让大队会计看了看。”

“你坐下喝水吧。”杨书记开始看材料。

潘忠地从报架上拿下《人民日报》报夹，回头坐到板凳上翻起来。他在学校就有每天到阅报栏看报的习惯，回来这几个月，每隔几天就到本村小学里找报纸看。小学里有一份《大众日报》和一份《中国少年报》。他也到大队办公室看过，大队也是一份《大众日报》，还有一份《大众日报（农村版）》，但是，大队办公室存不住报纸，每当来了新报，谁遇上谁就顺手拿走了，不是糊墙就是当卷烟纸，很少有人认真看。他现在又看到了《人民日报》，感到很亲切。可是，当下他无心认真看报，因为这是第一次这么接触“大领导”，又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合不合领导的心意，心里老是惴惴不安。他翻着报纸，眼睛却瞬瞬地瞅杨书记。

杨书记手拿红铅笔，聚精会神地看着，有些地方还画上了道道。看完后又从头翻了翻，然后点着烟，沉思的样子。一支烟快吸完了，才拿起烟盒说：“你看我光顾自己吸了，忠地你吸支吧。”

潘忠地放下报纸，说：“我不会吸烟。”

杨书记说：“太好了。忠地，我得感谢你，你帮我们开启了思路。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沿汶河七八个大队，沙化的土地大概近万亩，要是都改造好了，对全公社的产量影响很大。你的想法不仅对这几个大队，对全公社都有指导意义，因为要想增产，都必须因地制宜改善生产条件。还有你说的修桥，是花钱较多，公社应该给予帮助，再加上大队的积极性，一定能够办到。至于后面那几条，别看是我们的常规工作，大会布置小会讲的，可并没有引起干部们重视。”

听到杨书记给予了肯定，潘忠地心里宽松了许多，不那么拘谨了，就说：“我只是根据俺大队的情况提出了这么几点想法，不一定对。再说了，我回来参加劳动时间短，有些农活还不会干，老担心提的问题脱离实际。”

杨书记说：“不，你这些意见完全符合实际，只是具体操作起来还必须研究详细的措施。另外，如果说材料本身的缺陷，就是还没有上升到理论。你这个材料我要提交党委会认真进行讨论，为制定全公社的发展计划作参考。”

杨书记正说着，王站长在门外喊通讯员：“小陶，到伙房端菜去。”随着话音，他右手端着一盘油炸花生米，左手提着个酒瓶进来了。

杨书记说：“哟，还买酒了？”

王站长说：“我让老吴炒了四个菜，说好了你支钱。我想来陪陪忠地，还能空着手啊！这不，到供销社买了瓶兰陵大曲，够咱仨喝的吧？”

潘忠地接过盘子，说：“我不喝酒。”

王站长边开酒瓶盖边说：“可以少喝点，别作假。”

潘忠地解释：“真不能喝，在家里也没喝过。”

杨书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说：“忠地不喝就算了。这么好的酒别开了，一块二毛多一瓶，你拿回去再待个客人。要喝我宿舍里还有半瓶山东白干，前天来客人喝剩下的，在床头下面放着，你去拿来。”

王站长已经把瓶盖扔到了墙角，说：“买了就是喝的，已经启开了。”

小陶用托盘端来三盘菜，一盘凉拌猪肝，一盘葱花炒鸡蛋，一盘白菜条炒肉丝。盘里还有三双筷子，一头大蒜。王站长从会议室拿过来两个茶碗，先倒满一碗放到杨书记面前，又倒满自己这碗，对小陶说：“你去把馒头拿来吧，我交好票了，八个，忠地不喝酒，让他先吃着。”

杨书记已经拿起了筷子，对潘忠地说：“来，把椅子往前拉拉，坐下先吃菜。”

小陶用笼布提来了馒头，王站长接过去拿出一个，递给潘忠地：“你吃，我们先喝酒。”

两个人一茶碗酒还没喝完，潘忠地就吃完了两个馒头，放下了筷子。

王站长说：“怎么放筷子了？再吃呀！”

潘忠地站起来想坐到一边去，说：“我饱了。”

王站长把潘忠地摁到椅子上，又拿起一个馒头塞到他手里，说：“不行，俺两个每人俩就够了，给你买了四个，得吃完！”

潘忠地勉强接过去，强着又吃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