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如果说女性形象的“他塑”承载了太多的载体功能的话，女性形象的自塑似乎又成为远离了众多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女性本真存在的私人叙述。而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立足于精神性别建构的家园意识，身份认知中角色的互补与冲突和文化原型的梳理，旨在从社会历史语境的语言深穴中发掘出“这一个”她带血带肉的女性形象。也许这样的拷问对于完美的女性形象来说仍是碎裂的、片断的，且不说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结构中女性形象的空洞能指性，但却剪辑出超越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里母亲形象的“新女性”形象的衍变特质，和不再隐隐地对峙于男性中心格局的女性自我言说方式，以及中国本土女性的现代化的生存经验和现代性的审美体验，即女性个体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

一、1980年代以来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女性形象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批评被引介入我国以来¹，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生态女权主义的出现²，女权／女性主义批评在我国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期间，女权／女性主义经由理论的横向移植，到女性主义创作中有意识地借鉴和模仿，再到女性主义理论在文本批评中的全方位应用（文学、电影、戏剧、戏曲、绘画、广告、新闻媒体）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不同学科间的穿越，比如对女性社会学、女性法学、女性地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涵容，女性主义批评确实呈现出一时之盛。但在西方却有人惊呼女权／女性主义理论正处于“危机时刻”³：就文学学界本身而言，文学女性主义所属于的那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仅关于女性主义，而且关于种族、性等方面的辩论也都已经过去。“归属认同政治”已经变了味儿，至少在许多大学教师当中是如此；纯理论也已经多少有点黯然褪色。这是美文精神在与语义学持续不断地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小小的胜利。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女性主义，都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女性主义的领域真的处于一个“危机时刻”，而变好的征兆正在出现。“变好的征兆”指的就是突破了男权中心的女性主义的审美认知与现有基础上人类审美经验的理性预期的融合⁴。

在国内，李小江的《阅读的维度与女性主义解读——析张抗抗的〈作女〉》 （ 《文学评论》 2003年第4期）一文敏锐地指出：“作女”这一女性形象不仅是反男性中心主义的，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她们的行为逸出了女性人生的常轨，不渴望拥有和男性有关的灵肉一致的爱，也不想经历生育的苦难和伟大。她们是自由、自主、自在的一群；对该作品评价出现的分歧，涉及当下女性写作和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两个问题，即阅读的维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边界。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文学的”如何与“文化的”融合无间而没有擦痕，“审美的”如何兼容“女权／女性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当这边风景独好时，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的着力点——女性形象批评却呈现出黯然消退之势。

当文学写作的重心由作者转向读者时，女性主义的抗拒性阅读策略，企图化解剥离了男性中心视角的，人类文化价值结构的惯性引力圈之外的，女性／女权主义文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召唤出丰盈而完美的“这一个”女性形象，这一个“她”有着属于人的自我的生命本原的力量和独特的属于她的文化时空结构。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印证西方女权／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中的有效性，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有的精神资源和现代传统，以及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⁵，从中提炼出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之上的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势所必然。她，何以为家？“这一个”她的灵与肉在社会历史语境的话语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无法形成互文，声息相通。

当我在阅读丁玲时，阖上《莎菲女士的日记》 、《阿毛姑娘》 、《庆云里的一间小房》 、《自杀日记》……在我的想象中，都有一幅女性含泪的面容在城市街衢所组成的河流中浮漾，凝神细看时，这一幅含泪的面容又似乎在沉沉黑夜中的海面上荡漾；而当一切都静下来之时，含泪的面容又似乎在笑，笑容融化了灯光与黑夜交织下的海水的蓝和边界外的暗褐。当我阅读完叶灵凤的《永久的女性》之后，确实有女性澄澈地笑的面容映现出海水的蓝和边界外的暗褐。她的中心形象却是苍白的、空洞的、模糊的，有着历史的宿命的投影。现今，女性形象更是风姿绰约地闪烁在城市的摩天大楼、熙来攘往的流行与时尚之中以及金钱不竭的驱动力之后。在这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女人在干什么？能留在我的心海里的女性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女性形象的断裂性、不确定性和内在的含混，导致我的记忆中却是一连串的模糊。从中发掘出“这一个”她带血带肉的真实形象，便成为女性形象研究的初衷和终极意旨。

（二）

有人说女性形象研究是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在我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研究主要是从阅读经验的美感出发，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并没有把女性形象的主体性和男性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女性形象的塑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寄寓着男性创造者审美意愿的理想载体和衡量社会解放的人性深度的标尺以及变动社会系统中的修辞能指；⁶一类是处身其中并对自我及两性关系有着清醒、自觉的探询意识的知识女性形象群（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自塑），比如张洁、张抗抗、陆星儿、王小鹰笔下的女性形象，主体性的无奈、探询和涵容了社会变动的平和，从已然风化的岩石上雕琢出粗具轮廓的女性自我形象的面容。但这也是群体性的，并不具备特色鲜明的个体性。这也代表了女性形象塑造在以后的两种发展倾向：男性作家的世界观中或隐或显的男权中心和女性作家的创作观中从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边缘切入的日益鲜明的生命意识和性别意识。

20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面积登陆，从男／女二元对立格局或从女性视角立论的批评不可谓不多，但女性形象研究并不是研究的重心，女性形象研究处于没有理论支援的孤立状态；而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政治方法却呈现出多中心的繁荣，尤其是研究者对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心理、性别蕴涵到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分析，以及书写策略的对位研究，解剖了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之间，女性形象在他塑中“被解放、被想象、被创造”的时代轮廓，以及在自塑中面对纯粹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文化深层时的心理困惑。女性形象研究悄悄地渗入了比较文学形象学⁷的内容和方法：在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和女性亚文化的交融、互渗的碰撞中，生命与文化交织的不可见的女性露出冰山的一角，标示着被造成的女性形象所承载的人性的深度和文化的沉重；在主流文化和女性亚文化的碰撞圈之外，历史地生存着的真实女性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绿地，女性主义批评从“女性形象”批评进入“妇女中心”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和叙事诗学的结合⁸，可以更为彻底地打破女性是皮格马利翁手中雕像的历史怪圈，也能更加鲜明地雕刻出女性形象的主体性以及其中寄寓的现代性。但是这一女性形象仍是笼罩在被创造的对象性的客体地位。另一方面，女性自身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探求赋予自体的真善美，将突破历史重围而自由、自主、自在地挥洒出来人之为人的全面性。与此同时，富于美感和人文（道）主义氛围的传统的女性形象研究在平稳地前进。生态女性主义更把男女对立的二元格局，推向了环境恶化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从生态整体主义反思男性中心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事实和价值。然而，脱离了女性形象研究，无论是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抑或生态女权／女性主义批评，依然无法绕开男性中心话语体系的最后、最坚固的盾牌。一般文艺理论把形象看成是作家个人艺术独创性的结晶，它的研究重点也在这里，而形象学研究中，作家充其量只被看成媒介，研究的重点是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作家们赋予他者形象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总是有意无意在维护、扩张或颠覆自我文化。因此，他者形象一经产生，就会反作用于自己，对自我意识发生巨大影响。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他者形象的乌托邦色彩，就颠覆了作家所属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安娜的血”创造了作者在八旬高龄的自我超越。正如雨果·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⁹他者形象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别人，也照见了自己。从这一视角进入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女性形象研究便是解构基础上的建构，借助于形象学的问题框架，可以破除作家世界观中的“我执”意识，使之趋向更为宏阔的贴近的人文话语立场。但是这一镜照中的女性形象，也有着受制于集体无意识的潜在规约和处身男女两性对峙格局的类型化危险。王巧凤的《原型批评与张爱玲》（ 《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一文认为：我们的文化语境一直存在着性别盲点，尤其从水原型文化视域观照性别历史传统及其经验时，女性自觉意义上体认的性别意识，是一种神话性质的虚假与苍白，张爱玲及其创作较早地剖露了这一文化现象。依托于神话思维的原型批评赋予女性形象研究以更深邃的文化内涵：不仅揭示出了父权制文明中女性的性别依附身份，也发掘出史前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事实。¹⁰凝聚于女性主体的真善美本身就凝结着男性中心的价值体验，但更有源于女性生存经验的、血肉淋漓的，无法被男性中心的历史所纳入的性情、思理和志趣。文学形象的创新，很接近历史的前行，对它的界定，理应突破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内囿，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时代特征：它可以是（一些人物）一个时代的先驱，也可以是（一个事件）一种历史行为的先兆，或者说反映了历史拐角处的时空尘埃和人情物理的牵绊——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笔下各色女性形象，单纯的女性阅读或女性主义解读都会显得捉襟见肘。文化原型中所呈现的历史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家园意识，角色期待，超越了单纯的性别指向，而是立足于身份认知和角色的互补与冲突中精神性别的孕育，呼唤着心灵的家园。也许这样的拷问对于完美的女性形象来说，仍是碎片的，片段的，且不说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结构中女性形象成为空洞的能指，但却拼贴出超越了母亲形象的女性形象的衍变新质，以及不再隐隐地对峙于男性中心的女性自我的言说方式。

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的思考重点是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生态文艺学所关注的不止是人与物质环境的关系，还要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人怎样对待物，怎样对待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也折射出人如何对待同类，如何对待自身，折射出他的心灵。生态文艺学把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融合统一起来，探讨人如何成为历史的全面发展的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应是生态文艺学的哲学基础；人在善待自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人善待人，人善待自己。¹¹女性和男性一样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自然的人。只有善待女性与男性相比的差异性，自然与人相比的差异性，才能推动精神生态和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显然，“作女”等新女性形象的出现，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中国大陆）社会，为作女的生长和“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文化中“阴阳兼济”的传统、宗法家族社会中女性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以及近代以来社会和男人扶助妇女解放的新传统，都为今天“作女”的诞生和生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一旦如横空出世，很快便“春风一片绿”了。无论在全球视野中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还怎样地处在“发展中”，都挡不住她们前驱的步伐，遮不住她们“新世纪”的身影。这是因为，她们的社会资源不尽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不尽是都市的和职业化的，更来自我们的历史和传统——与西方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不同，中国女人的历史资源和社会支持十分丰厚，这里不必细细说清，但至少可以说明，迄今为止，无论西方女权主义怎样发达以及女性主义小说怎样前卫，都还没有出现“作女”这类形象。区别她们的不同，不是看她作为独立的个人能“作”到什么程度，而是看她与社会、与男人的关系以及对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到20世纪90年代，欧美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写作，仍然没有走出“压迫”或“压抑”、反抗或反叛这样的女性主义传统，少见作女这样洒脱、自由、自在、独立且快活的“世纪女儿”。然而，一旦照搬西方的视角、西方的方法和批评模式看问题、看作品，就会忽视或曲解了我们自己土地上原创性的资源。而文学创作的好处，就在它从来不用概念或人家的理论说话，因此才可能对我们身处的社会中的新生事物有敏感而准确的把握。¹²而兼容了审美的和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的一组组女性形象的排列才有可能缩短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建构女性主体的自然，女性主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文学吮吸现实生活的烟火气，才能使现实生活蒸腾出形而上的诗意。反思和清理那些和中国女性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民间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转型特有的社会心理状态等，是如何叠加在一起，形成中国女性的生存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它们又是如何释放同时也是制约女性脱颖而出的……其实是更为关键的¹³。

（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批评引进之前，某个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或女性世界，和某个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在数量上或研究的质上几乎都是平行的；随着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某个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并没有低迷，而是更为引人入胜；90年代以来，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本土化有了一定实绩，而其中也不乏女性理论家针对社会解放程式中，对女性“自我”确立的回避的解剖。与此同时，借助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支撑，女性形象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但与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的大面积繁荣和上趋之势相比，女性形象研究则是在吸纳了新的研究空间之后，独木不成林地单面发展。于是有人在做男性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和男性作家的女性情结或者女性观的探讨，有人在挖掘女性形象的文化意味、审美价值，有人从形象学和女性主义视角入手分析女性形象的文化蕴涵、文化心理，还有人从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入手，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和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成绩尤著者见于鲁迅、茅盾、曹禺、郭沫若、老舍、金庸以及丁玲、张爱玲、凌淑华、沉樱、张洁、池莉、徐小斌、林白、残雪、张抗抗等。然而，女性形象似乎隐藏在弥漫的民族叙事与性别政治的烟雾中。女权／女性主义理论与其现实接受语境间的话语缝隙，成为超越一切派别之争的现代性焦虑之源；从何种角度，以何种立场来反思现代性，这既是中国女性学者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命题。¹⁴与女性成为男性中心的社会历史舞台上的道具或献祭相比，中国女性文学所经历的自我言说、灵肉一致的爱情寻找、欲望叙事、小女人关怀、身体书写和美女写作的个人言说，使之与底层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错位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对于启蒙主义与新启蒙主义语境中的民族叙事和女性主体性的现代性建构的反思，也许能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深的人性刻度。

人是二元性的生物，既是自然性、动物性、物质性的存在，又具有建构性、规范性和符号性的文化属性，性别既是文化的建构，也是历史的建构，两性的划分使得女人、男人都成了“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作为自然之子，他们之间永远在相互寻找、相互补充，异性关系是生命中必然要发生的。伍尔芙说：“在想象里她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她丈夫的财产。”¹⁵这里，揭示了女性没有历史，惟有以肉身存在而被想象的命运。但是，女性的肉身存在是可言说性的：身体叙事的出现使人类重新认识到了身体上的神性。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是这样界说“身体”的：

身体不是功能器官，既非性域亦非博爱之域，而是每个人成人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身体的自我与自己相遇，这相遇有快感、爱，也有脾气。在这个位置上，人们互相被唤入生活。……身体不是一个永恒精神的易逝的死的躯壳，而是我们由之为起点去思考的空间。……一切认识都是以身体为中介的认识。一旦思想充满感性并由此富有感觉，就会变得具体并对被拔高的抽象有批判性。……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系统，它既锚在生理的身体上，也锚在社会政治的整体上。……身体不是私人性的表达，而是一个政治器官，是宇宙的和社会的实在之镜像，反映着人的病相、毒害和救治过程。在身体这个位置上，人们可以审美地、社会地、政治地、生态地经验世界。¹⁶

也许，作为女性的身体形象更能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

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清末以来新女性走出家庭及其思想解放的推动力量来自男性知识分子，如反缠足运动即是由康有为等维新派最先提出的。但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五四时期的女性并非被动等待男性的救赎，她们有时甚至能利用男性对通过解放妇女拯救国家这一理念的痴迷，开拓女性自我空间。通过细心考察被遗忘的才女薛绍徽，钱南秀（2003）发现以薛为代表的清末新女性在戊戌变法中是积极的组织者和思考者，她们试图以自己的策略建构新女性的典范并促进国家富强。钱南秀认为妇女参与改革的传统深深植根于魏晋以来的贤媛文化，也传承了17、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才女传统。王政（1999）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通过对《妇女杂志》的细致分析和对5位五四新女性代表人物的采访，揭示了女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五四新女性的个人命运以及民族主义与妇女解放话语的关系。¹⁷

正因为这样，在文学文本和社会、自然本文构架的有机互动中，建立女性形象系谱，使女性形象研究成为一份跨学科的学术工作，才有可能消弭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其现实接受语境间的话语缝隙，彰显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审美认知的多元共融。

但是，由于忽视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具体的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内生性理论支撑点，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文化批评并不能很好地反哺女性主义的文学创作、阅读和接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话语圈中的生硬移植，脱离了女性主体的生产生活实践和在实践中人的主体性生成；在这种静态的理念规制之中，女性再度成为男性中心社会程序性的套话。只有在性别主体与社会主体合一的女性生存的实践、理想、价值维度上，在身体所具有的社会性成人位置上，以两性之间平等地对话、交流的“亲善”的基本态度或象征模式，才有可能塑造出与社会总体想象物间距离越大，越具有独创性的女性典型形象。

1 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2 ［美］C.斯普瑞特奈克著，秦喜清译：《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3 《处于“危机时刻”的女权／女性主义批评》,《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

4 杨俊蕾：《从权利、性别到整体的人》,《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

5 王明丽：《“看”的分野：20世纪中国散文的“自我”与“自然观”》,《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6 丁莉丽：《她们：变动社会系统中的修辞／对新时期小说中部分女性形象的解读》,《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

7 刘洪涛：《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8 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9 转引自雨果·狄泽林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发展》,《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10 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西文化中爱与美的主题》，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 王先霈：《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江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2年第5期。

12 参见前引李小江文。

13 董丽敏：《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以林白为个案》,《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4 王艳芳：《女性文学批评中“拒绝对话”现象的分析》,《文艺评论》,2002年第2期。

15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3页。

16 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17 转引自叶敏磊，毛升：《颠覆与建构：1990年代以来英文学界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研究》,《社会》,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