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如果说女性形象的“他塑”承载了太多的载体功能的话，女性形象的自塑似乎又成为远离了众多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女性本真存在的私人叙述。而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立足于精神性别建构的家园意识，身份认知中角色的互补与冲突和文化原型的梳理，旨在从社会历史语境的语言深穴中发掘出“这一个”她带血带肉的女性形象。也许这样的拷问对于完美的女性形象来说仍是碎裂的、片断的，且不说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结构中女性形象的空洞能指性，但却剪辑出超越了中国传统家庭结构里母亲形象的“新女性”形象的衍变特质，和不再隐隐地对峙于男性中心格局的女性自我言说方式，以及中国本土女性的现代化的生存经验和现代性的审美体验，即女性个体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

一、1980年代以来女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女性形象

（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批评被引介入我国以来¹，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生态女权主义的出现²，女权／女性主义批评在我国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期间，女权／女性主义经由理论的横向移植，到女性主义创作中有意识地借鉴和模仿，再到女性主义理论在文本批评中的全方位应用（文学、电影、戏剧、戏曲、绘画、广告、新闻媒体）以及女性主义理论在不同学科间的穿越，比如对女性社会学、女性法学、女性地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涵容，女性主义批评确实呈现出一时之盛。但在西方却有人惊呼女权／女性主义理论正处于“危机时刻”³：就文学学界本身而言，文学女性主义所属于的那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不仅关于女性主义，而且关于种族、性等方面的辩论也都已经过去。“归属认同政治”已经变了味儿，至少在许多大学教师当中是如此；纯理论也已经多少有点黯然褪色。这是美文精神在与语义学持续不断地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小小的胜利。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女性主义，都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女性主义的领域真的处于一个“危机时刻”，而变好的征兆正在出现。“变好的征兆”指的就是突破了男权中心的女性主义的审美认知与现有基础上人类审美经验的理性预期的融合⁴。

在国内，李小江的《阅读的维度与女性主义解读——析张抗抗的〈作女〉》 （ 《文学评论》 2003年第4期）一文敏锐地指出：“作女”这一女性形象不仅是反男性中心主义的，甚至是反女权主义的，她们的行为逸出了女性人生的常轨，不渴望拥有和男性有关的灵肉一致的爱，也不想经历生育的苦难和伟大。她们是自由、自主、自在的一群；对该作品评价出现的分歧，涉及当下女性写作和文学批评中普遍存在的两个问题，即阅读的维度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边界。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文学的”如何与“文化的”融合无间而没有擦痕，“审美的”如何兼容“女权／女性的”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当这边风景独好时，女权／女性主义批评的着力点——女性形象批评却呈现出黯然消退之势。

当文学写作的重心由作者转向读者时，女性主义的抗拒性阅读策略，企图化解剥离了男性中心视角的，人类文化价值结构的惯性引力圈之外的，女性／女权主义文论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召唤出丰盈而完美的“这一个”女性形象，这一个“她”有着属于人的自我的生命本原的力量和独特的属于她的文化时空结构。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并不只是为了印证西方女权／女性主义文论在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中的有效性，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有的精神资源和现代传统，以及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⁵，从中提炼出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之上的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势所必然。她，何以为家？“这一个”她的灵与肉在社会历史语境的话语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无法形成互文，声息相通。

当我在阅读丁玲时，阖上《莎菲女士的日记》 、《阿毛姑娘》 、《庆云里的一间小房》 、《自杀日记》……在我的想象中，都有一幅女性含泪的面容在城市街衢所组成的河流中浮漾，凝神细看时，这一幅含泪的面容又似乎在沉沉黑夜中的海面上荡漾；而当一切都静下来之时，含泪的面容又似乎在笑，笑容融化了灯光与黑夜交织下的海水的蓝和边界外的暗褐。当我阅读完叶灵凤的《永久的女性》之后，确实有女性澄澈地笑的面容映现出海水的蓝和边界外的暗褐。她的中心形象却是苍白的、空洞的、模糊的，有着历史的宿命的投影。现今，女性形象更是风姿绰约地闪烁在城市的摩天大楼、熙来攘往的流行与时尚之中以及金钱不竭的驱动力之后。在这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潮流中，女人在干什么？能留在我的心海里的女性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女性形象的断裂性、不确定性和内在的含混，导致我的记忆中却是一连串的模糊。从中发掘出“这一个”她带血带肉的真实形象，便成为女性形象研究的初衷和终极意旨。

（二）

有人说女性形象研究是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在我国，传统的女性形象研究主要是从阅读经验的美感出发，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并没有把女性形象的主体性和男性中心主义联系起来。女性形象的塑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寄寓着男性创造者审美意愿的理想载体和衡量社会解放的人性深度的标尺以及变动社会系统中的修辞能指；⁶一类是处身其中并对自我及两性关系有着清醒、自觉的探询意识的知识女性形象群（女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自塑），比如张洁、张抗抗、陆星儿、王小鹰笔下的女性形象，主体性的无奈、探询和涵容了社会变动的平和，从已然风化的岩石上雕琢出粗具轮廓的女性自我形象的面容。但这也是群体性的，并不具备特色鲜明的个体性。这也代表了女性形象塑造在以后的两种发展倾向：男性作家的世界观中或隐或显的男权中心和女性作家的创作观中从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边缘切入的日益鲜明的生命意识和性别意识。

20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大面积登陆，从男／女二元对立格局或从女性视角立论的批评不可谓不多，但女性形象研究并不是研究的重心，女性形象研究处于没有理论支援的孤立状态；而女性主义批评的性别、政治方法却呈现出多中心的繁荣，尤其是研究者对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心理、性别蕴涵到女性形象的衍化及其功能分析，以及书写策略的对位研究，解剖了民族叙事与遗忘的政治之间，女性形象在他塑中“被解放、被想象、被创造”的时代轮廓，以及在自塑中面对纯粹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文化深层时的心理困惑。女性形象研究悄悄地渗入了比较文学形象学⁷的内容和方法：在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和女性亚文化的交融、互渗的碰撞中，生命与文化交织的不可见的女性露出冰山的一角，标示着被造成的女性形象所承载的人性的深度和文化的沉重；在主流文化和女性亚文化的碰撞圈之外，历史地生存着的真实女性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绿地，女性主义批评从“女性形象”批评进入“妇女中心”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和叙事诗学的结合⁸，可以更为彻底地打破女性是皮格马利翁手中雕像的历史怪圈，也能更加鲜明地雕刻出女性形象的主体性以及其中寄寓的现代性。但是这一女性形象仍是笼罩在被创造的对象性的客体地位。另一方面，女性自身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性探求赋予自体的真善美，将突破历史重围而自由、自主、自在地挥洒出来人之为人的全面性。与此同时，富于美感和人文（道）主义氛围的传统的女性形象研究在平稳地前进。生态女性主义更把男女对立的二元格局，推向了环境恶化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从生态整体主义反思男性中心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事实和价值。然而，脱离了女性形象研究，无论是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抑或生态女权／女性主义批评，依然无法绕开男性中心话语体系的最后、最坚固的盾牌。一般文艺理论把形象看成是作家个人艺术独创性的结晶，它的研究重点也在这里，而形象学研究中，作家充其量只被看成媒介，研究的重点是形象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作家们赋予他者形象以意识形态或乌托邦色彩，总是有意无意在维护、扩张或颠覆自我文化。因此，他者形象一经产生，就会反作用于自己，对自我意识发生巨大影响。比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他者形象的乌托邦色彩，就颠覆了作家所属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主流文化，“安娜的血”创造了作者在八旬高龄的自我超越。正如雨果·狄泽林克所说：“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⁹他者形象犹如一面镜子，照见了别人，也照见了自己。从这一视角进入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女性形象研究便是解构基础上的建构，借助于形象学的问题框架，可以破除作家世界观中的“我执”意识，使之趋向更为宏阔的贴近的人文话语立场。但是这一镜照中的女性形象，也有着受制于集体无意识的潜在规约和处身男女两性对峙格局的类型化危险。王巧凤的《原型批评与张爱玲》（ 《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一文认为：我们的文化语境一直存在着性别盲点，尤其从水原型文化视域观照性别历史传统及其经验时，女性自觉意义上体认的性别意识，是一种神话性质的虚假与苍白，张爱玲及其创作较早地剖露了这一文化现象。依托于神话思维的原型批评赋予女性形象研究以更深邃的文化内涵：不仅揭示出了父权制文明中女性的性别依附身份，也发掘出史前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事实。¹⁰凝聚于女性主体的真善美本身就凝结着男性中心的价值体验，但更有源于女性生存经验的、血肉淋漓的，无法被男性中心的历史所纳入的性情、思理和志趣。文学形象的创新，很接近历史的前行，对它的界定，理应突破男性中心主义的历史内囿，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时代特征：它可以是（一些人物）一个时代的先驱，也可以是（一个事件）一种历史行为的先兆，或者说反映了历史拐角处的时空尘埃和人情物理的牵绊——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笔下各色女性形象，单纯的女性阅读或女性主义解读都会显得捉襟见肘。文化原型中所呈现的历史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家园意识，角色期待，超越了单纯的性别指向，而是立足于身份认知和角色的互补与冲突中精神性别的孕育，呼唤着心灵的家园。也许这样的拷问对于完美的女性形象来说，仍是碎片的，片段的，且不说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结构中女性形象成为空洞的能指，但却拼贴出超越了母亲形象的女性形象的衍变新质，以及不再隐隐地对峙于男性中心的女性自我的言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