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这本书值得一读。

为什么？最简便、直接的理由是：本书对“1949—1966年工农兵写作”的历史考察，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很少有人问津的，用最流行的说法，本书“填补了研究空白”。

但又不只是“填补了空白”。

请注意作者自己的陈述：“（本书）无意对‘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写作进行肯定，为之翻案，使之重新进入文学史；也无意利用今天的价值观对它们进行否定；甚至也不想讨论这些写作在今天的真正意义，我所做的工作是将之‘历史化’”，“还原历史现场，呈现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

这正是我们感兴趣而要讨论的：本书提供的是怎样一幅“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作者为什么要采取“只述不论”的研究与写作策略？

本书描述的文化、文学图景出现在1949—1966年，实际是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也即共和国历史前十七年或二十七年。本书一再引述毛泽东1949年9月的宣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在世界”，这应该算是历史的开端。而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一开始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工农教育也成了新中国教育的主体，于是，就有了建国初期的“识字政治”和“向文化大进军”。这是可以以一系列的数据作为历史的记录的：从1949年至1960年，短短的十年间，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总计扫除文盲9940万人，全国人口，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文盲比例大幅度下降。在“向文化大进军”中，部队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各连都配备了文化教员，以团为单位开办文化补习学校，各师都有速成小学，军办速成中学。在五十年代的鞍钢各厂都有业务学习班和文化学习班，全市有各专业的夜大。还有4200多万的农民参加了1951—1952年冬季学校的学习。全国所有的正规中学、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大学都向工农兵子女敞开大门，录取和助学金上都给予特殊照顾。这样，就依靠国家政治的力量，把因为不识字而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的工农群众带进了新中国历史运动中，并使之成为国家的主体。

组织工人、农民群众文化活动也成为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的首要任务。据统计，到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时，全国18个主要城市就有730个工人俱乐部，全市性的工人文化宫有16个。这些组织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信念：工人阶级乃至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要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培养工农作家的任务，也被提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这背后也有一个文学想象：工农兵不仅应该是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接受对象，更应该成为文学的创造者，这样才能全面地确立工农群众在文学上的主体地位。在党的统一领导、国家权力的全力支持下，这样的文学想象迅速落实为高度组织化的制度安排：除专门成立培养工农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从中央到工人集中的大城市，纷纷成立文学创作小组，举办短期训练班，开设文学讲座，建立通讯员制度，所有的报纸杂志、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向工人的业余创作开放。更有很多专业作家以极大的热情辅导工农作者写作，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出席的青年作者约500人，其中82%来自工厂、农村和兵营，他们中间后来就出现了一批以唐克新、胡万春、万国儒、阿凤、高玉宝等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鲁迅当年曾经设想，希望借助“政治之力”，使“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通过普及教育，使之掌握文化，并且有了觉醒，自己开口说话，写作，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会创造出“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在新中国，鲁迅这样的先驱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但工农兵作家在展现了自己的全新风貌，并得到社会承认以后，又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与困惑之中。主要有两个身份限制。一是“党所培养的作家”的身份。如茅盾在1962年写给胡万春的信里所说，“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将结论教导你们”。本书作者也有一个分析：工农兵作家“他们从文盲、半文盲到开始写作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就是一种（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种（党的）意识形态教育是支撑他们写作的唯一话语资源，他们在表达的时候也只学到一种话语方式，那就是歌颂。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所以后来孙犁在总结他所培养的工人作家阿凤的创作时就说，他“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尽管不可否认这样的颂歌的真诚，但毕竟是一个写作视野、深度、广度上的限制。另一个身份限制是“阶级的代言人”。孙犁就曾这样谈到束缚工人作家的“清规戒律”：“工人作家，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一言一行，影响巨至。工人作家头脑中一旦有了这个概念，他既要选择正面，又要选择先进，在对这些高大者进行艺术处理时，又必定叫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要照顾影响，其作品枯燥无味，就定而不可移了。”本书作者也引述一位研究者的意见，谈到工人作家在塑造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时所面临的处理“阶级主体”与“典型的个体”之间关系的困境。其实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所谓“阶级主体”就是“党主体”，“阶级的代言人”也是“党的代言人”，因此，孙犁所说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礼”就是党的观念与意志。最终支配工人作家的创作的，正是这样的党之“礼”。新中国的工农兵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党的文学。本书作者说，工人作家“是荣耀的光环，同时也是沉重枷锁”，这是不无道理的。但又必须看到，无论是对党的歌颂，还是对党之“礼”的服膺，对当年的工人作家来说，都是从自身的经历与成长中引发出的自然选择，是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因此，我们今天重读他们那时所唱的颂歌，在感慨其幼稚与简单时，又不能不被其中的真诚、清纯之气所感动：那样的共和国幼年时代的文学，是再也不可能重复了。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建国前二十八年对工农作家的培养，还有一个指导思想，即毛泽东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对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来说，培养和造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与改造和征服异己的知识分子，是同一个历史任务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目的就是要“颠倒”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把掌握了话语权的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愚蠢的高贵者）变成受教育者，被批判、改造者，甚至失语者；被压迫者、没有话语权的工农群众（聪明的卑贱者）不仅要夺回话语权，而且要成为教育者、批判者，以至压迫者。而且这样的“历史的颠倒”论也直接影响了工农作家的创作，他们在歌颂体力劳动及劳动者的同时，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贬抑脑力劳动和知识分子。

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新民歌运动，除了他的“人人能劳动，人人会写诗”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乌托邦理想，一个现实的目的是要将培养工农作家的经验推广到全民，以建立“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以和他已认定是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教授”“文艺家”对抗，最后取而代之。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更自觉地号召“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并完全取消专业作家，强调无产阶级文学应直接由工农兵作者创造，而且要坚持业余性，以保证永远不脱离劳动与劳动人民，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就成为更加纯粹的党的文学了。

从以上的简述里，已经不难看出，这一共和国前期独有的“工农兵写作”的文化、文学图景，是十分复杂的，具有多层面的相互纠缠的因素、影响与作用，它对我们固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研究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再也不能从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鲜明立场出发，将其妖魔化，或者理想化。这都会对历史的多面性与多效应性形成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遮蔽。我以为，这就是本书的作者要宣布，他既无意为其“翻案”，也不愿对其大加批判的原因所在。他所能做的，就是面对“一切事实”，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应有的复杂性、丰富性，以至模糊性。应该看到，“工农兵写作”所涉及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极多，是一时看不清，想不明白的。这就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距离。这是能体现历史研究的“长时段性”的：历史评价必须是长时段的，甚至可以说，时间越长，历史事件和人物多方面的矛盾暴露越充分，评价越客观，越具有科学性。有些问题过于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就不妨搁一搁，冷却一下，不要急于作结论。与其轻率作判断，不如下功夫把历史事实的方方面面搞清楚：这正是本书作者选择的研究策略，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具有启发性。

其实，作者今天之所以可以做这样的选题，也是因为有了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当作者复原了五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文化、文学图景，今天的读者是会有一种陌生感的：在当下中国现实生活里，这样的文化、文学图景“业已消失”，以至于我们甚至会觉得，作者是在写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难道真的会有那样的时代，工农教育、工农文化会成为国家教育与文化的核心，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文化机构，都向工农兵和他们的子女敞开大门，工人和农民在政治上享有国家主人的地位，工人作家、农民歌手会成为“天之骄子”？这一切，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现行的社会结构里，工人、农民已经成了弱势群体，历史再度“颠倒”过来，他们又成为社会不公平的受害者；在现行的国家教育、文化体制里，工人、农民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不用说他们自身接受教育、享受文化的权利被严重忽略，他们的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虽然最近这几年出现了“打工者的文学”，显示了某种历史的延续性，但其影响、作用，在文学整体中的地位，都今非昔比；而且其文学内涵、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也迥然有别于当年的工农兵文学。

我们不能只是惊异、感叹，更要思考与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又会涉及太多太多的问题。本书的作者在“结束语”里，即讨论到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由此决定了发展道路、依靠对象的不同选择，发展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与机制的变化，等等。继续追问下去，又会涉及共和国前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变动等等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我们还不能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将共和国的前后历史简单对立起来，也要像前文所强调的那样，面对一切事实，揭示其内在的一致，以及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过程，其中的种种复杂关系与多重效应，等等。——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作者选择这一“业已消失的文化、文学图景”的课题，其实是无意中触及共和国历史（不仅是共和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一系列重大、敏感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通常说，文化、文学研究都要“以小见大”，但本课题背后问题之“大”，也即其包蕴的历史与现实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恐怕是作者最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作者也是清醒的，因此，他只做了他能够做的，把更多的问题留给了读者与以后的研究者。这样，本书的写作就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开放性。我们对本书的阅读与评价，也就不能仅限于作者写到了什么，更要重视它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其所开拓的更为丰富、更有吸引力的研究前景。

简单地说，这本书向我们提供了业已消失，已被遗忘，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共和国曾经有过的文化、文学图景，这古老故事的新开掘，自然是能够逗引兴味的；但它更给我们提出了许多一时半会儿还想不清楚的问题，更能唤起我们的想象力和思考、创造冲动：这或许是更有趣的。

这本书值得一读！

2013年8月18—20日
（发表于《书城》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