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建国后的十七年（1949—1966）是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正在完成。尽管这一阶段的前期（1949—1956）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但是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权威论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整个“十七年”来说，基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个阶段发生的文学，我们可以统称之为社会主义文学。

“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从整体来说，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学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那么，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和以往的文学（资产阶级文学、封建阶级文学）相比，应该处在一个更高的阶段。总的来说，“十七年”发生的社会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表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因素。具体来说，表现为新的主题（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新的人物形象（工农兵或者英雄人物）、新的形式（秧歌、歌剧、民歌、相声、鼓词）、新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新的读者（工农兵）、新的作者（工农兵作家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作家）等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再现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

传统的考察文学的四个维度——世界、作品、作者、读者，在“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就“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者——作者来说，有两条思路或者说线索：一条是改造知识分子作家或者是专业作家，使之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服务；另一条是在工农兵中直接培养自己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学有一种持久的乌托邦冲动，或者说“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有一种最高理想，就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让工农兵由文学接受的主体变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不仅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最高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

关于“十七年”文学生产者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就第一条线索而言，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而且这条线索也被赋予更多正面的意义与价值。而第二条线索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脉络中也没有相应的位置。这一消失的文学现象就其原因来说不难追溯，简单地说，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几经变迁，知识范型不断转换相关。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是工农兵的时代，工农兵是社会生活的主角，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居于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享有无上的光荣与尊贵的身份。到了八九十年代，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以后，工农兵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边缘化，不再是话语的中心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到1990年代以后甚至被人称为“弱势群体”。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整个社会知识范型不断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的嬗变。对于工农兵创作的相关研究，在当下面临着尴尬。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文学史所确立的“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文本叙述线索在1980年代遭到抛弃，同时在1980年代确立的“启蒙”文学史叙述所建构的文学图景是“让文学回到自身”，以及对“文学性”的强调，在这种文学语境下，工农兵写作要么因为“政治太多”而不是它“自身”受到指责，要么因为“艺术太少”造成“文学性”不足而被漠视。而在1990年代确立的现代性文学史叙述主要是对“十七年”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主要是在思想史层面所做的工作，对于工农兵的相关创作则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