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七年之痒

不按牌理出牌的《文星》月刊，居然打出了好几张王牌。《文星》的出现，是近年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奇迹。用化学元素譬喻，它是稀金属，是镭，是精神癌症的克星。用血型譬喻，则它是新血型，是C型（Courage）。《文星》是勇敢的，它不按牌理出牌，而且，只要看准了，往往全部show hand（亮出底牌），决不逃避。

这局牌，一打打了六年，有没有打赢，目前还很难说。可是，一本刊物，只要能继续出下去，不违初衷地出下去，也就算是赢了。现在六年就要过去，七年行将展开，《文星》应该怎样去迎接这七年之痒呢？

痒原是一种生理现象，其感觉介于舒服和难过之间。搔到了，那真是难以形容的舒服；搔不到，依然只是难过。有些话，自己说不出，别人又说不中，便成为心痒难搔。作家虽多，奈何搔来搔去，总似乎隔着一双厚皮靴子，木愣愣地，怪不着力。今日中国的文化界，痒得很像一只资深的香港脚，可惜大半的文化人，误把厚皮靴子当成了那只脚。结果搔者自搔，痒者自痒。真要搔到痒处，必须把那双不痛不痒的厚皮靴子直截了当地当众脱下来，然后直抓那皮肤。“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文星》做了六年，将来仍要加强做的，正是高力士加上麻姑的这种工作。

我把文化譬为香港脚，还算是客气的。英国现代小说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干脆喻它为狗。在他那篇极妙的《附庸风雅说》（Selected Snobberies）一文中，赫胥黎说：“社会上充满附庸风雅之徒，正如狗身上爬满了跳蚤：至少可以避免瞌睡。”事实上，无论文化是一只香港脚，还是一只老狗，只要它能经常痒下去，而且经常搔下去，总是好事。最怕香港脚已经麻木，而老狗也老得吠不动了，这个民族也就完了。

七年之痒，其痒无比，即有麻姑之爪，也应择要而搔。《文星》的封面标榜思想、生活和艺术。事实上，三者合为一体，便是蓬蓬勃勃的现代化运动。在逐渐壮大的现代化运动之中，《文星》一直是一本最醒目最动听的刊物。过去它全力以赴，未来更要努力争取的，是两种相辅相成的风格。

第一个风格，是“年轻”。唯年轻，才能鼓舞青年。《文星》的英译是Apollo，我觉得这个译名很好。Apollo在希腊神话中是诗与音乐之神，诗与音乐本来就诉诸青年的心灵。更重要的，在古典文学之中，Apollo还象征太阳和壮美的青春。时代应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应该是活活泼泼的。可是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并不活泼。他们活泼不起来，因为欠缺活泼的空间。这简直是老人的世界！密密麻麻的胡子垂下来，连一只小甲虫都飞不进去，形成一重“须幕”。以我的母校台大为例，翻遍教职员录，没有四十岁以下的教授。许多系的教授，平均年龄都在五十八九岁。这种年龄，离“人生开始”固然还有一点距离，但是，除了少数例外，离“思想结束”已经非常近了。所谓faculty（教职工）的faculty（能力），多已在退化之中。也许在文学和艺术的天地，青年没有早熟的成就。可是在思想界，年轻也不一定就等于浅薄。叔本华出版《意志与观念的世界》时，只有三十岁罢了。常有人说，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暮气沉沉，远不如五四时代的青年活泼。他们忘记了，当时的青年受人重视也远甚今日；胡适二十六岁便任教授，三十九岁便任院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