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先生与新国学

冯其庸先生以治红学著称于世，因为在《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等研究领域的诸多创获，加之领导一个红学小组注释《红楼梦》，创刊《红楼梦学刊》，创办红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研究会等，先生在红学界的泰斗地位，很自然举世无争。但是，谁能想到，早年的一个梦想，却让冯先生这位江南才子到了晚年却与西域发生了不解之缘。而以西域为开端，冯先生的晚年，也如西域高山、大漠一样，进入一个更加辽阔而壮丽的境界。

一、西域

冯先生自己说，初读玄奘的故事，是在小学失学之后的那几年，如饥似渴，见书就读。当时的冯先生，应该只有十几岁。不知从哪里寻来了一部线装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一读入心，再也没有放下。从那时起，冯先生就生发一种梦想，想追随玄奘的脚步去西域冒险。冯先生一直以为，玄奘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对于真理的忘我追求。但是，冯先生第一次成行西域已是1986年了，距他最初的希望，竟然过了半个世纪。冯先生在焉耆拍摄的一张开都河照片，名之为“玄奘渡口”，童年时期开始的萌动，终于结成了一片看得见的影像。

冯先生在自家庭院

从此，冯先生展开了他的玄奘之旅。按照《大唐西域记》和《大唐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冯先生每次前往西域，都是沿着玄奘当年的路线行进。1995年暑假，我有幸第一次参加冯先生的西游壮举。2005年，再次追随冯先生走进新疆，穿越罗布泊，走访古楼兰。一路上，有机会坐在先生身边，一边领略车外的壮丽风光，一边聆听冯先生的壮丽人生。最没有想到的是，冯先生对于西域的多方面学术思考。古代中国，每当盛世，中国都会倾力经营西域，西域成为中国发展的必定方向，西域不仅是中国吸收世界智慧的渠道，也是贡献世界、展示中国的通途。虽然，今日世界的交通方式已经天翻地覆，但是西向发展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选项。后来，中央果然有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定，学人的思考与国家的建设不期而遇，让我辈后学大开眼界。

冯先生西域旅行，前后十多次。冯先生是书画家，他也喜欢摄影，西域之行，冯先生用他的照相机也捕捉了很多珍贵画面。这些画面，主要有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冯先生抓拍了很多维吾尔族的老人镜头，白须飘然、目光深邃、神情泰然，让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冯先生认为，西域与中亚相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也会成为世界竞争的中心地带，作为中亚的近邻，中国未来在中亚问题上的发言权取决于中国的实力和西部开发。西域是中国多民族居住地区，不仅历史文化丰富，而且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学术独立，是追求学术思考的独立性，但学术独立并不意味着永远躲进象牙塔，脱离社会、脱离时代。学术的目标应该远大，为未来着想，从学术这个特殊的渠道回报社会。西域的学问，复杂性强，场面宏大，所以必须养成大胸怀。中国自古多民族，未来走向必然是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否则是有问题的。既然研究传统文化，也一样要存有这样的心思，中华民族共同的遗产，要为各民族共同发展服务。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着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但无一不是危险的。

车外的风景可能会保持几个小时一模一样，新疆的戈壁展现了自然之大气。每当这个时候，冯先生讲述的江南风光就会在头脑中反映出来，形成强烈的对比。冯先生作为江南文人，竟然会一往情深于西域的戈壁大漠，在他内心的深处，这种对比一定会更为强烈。冯先生讲得最多的是无锡国专的往事，如何在拥挤的人群中聆听钱穆先生讲中国历史，冯先生提及多次，而我感觉冯先生真的如钱穆先生主张的那样，对中国的历史保持着一种绵延不绝的温情。冯先生讲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先生，说唐校长虽为经学大师，但从来是广招贤才，不拒任何学派，所以无锡国专大师云集，更没有成为经学院。治学必有长短，不能总用自己所长去评价天下，对于学校而言，各种人才云集，才能培养出更优异的学生来，毕竟学生才是学校的真正目标。我读书甚少，冯先生讲的许多学术前辈，如唐文治、王蘧常、顾起潜、冯振心、吴白陶、顾佛影、王佩琤、张世禄等，我都是闻所未闻，内心里十分惭愧。看见先生陶醉于无锡国专的往事，不免也一样心驰神往。我辈生也晚，虽然没有遭遇建国后那些人为的政治动荡，读书可以一心一意，但是可能无法再遇无锡国专那样的学术盛世了。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无锡国专绝对独树一帜，虽然没有北大、清华那么广泛的影响，但就学术领域而言，无锡国专出身的学者多如冯先生一样，学艺兼修，一专多能。在当今的主流学术体制里，这样的故事，几乎再也没有机会重现了。

想到这一点，坐在冯先生身边的我，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以冯先生的阅历与思考，如果能够有机会投入实践，这种学术思考就会扩展为社会财富，然而先生已经离休，不可能再有什么实践机会。这才是说不出来的伤感。据说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计划，需要二百年才能完成，然而最后的形势导致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全力以赴。想一想，这类浪费，几乎是触目皆是，如果不能想得开，岂不是遍地烦恼。

得识西域学术之辽阔，得知冯先生的境界辽阔，于我已十分知足。或许有一天，我也可以因为知道冯先生的一些故事而受到学生多一份的尊敬。凡事都得如此，尽量向好的方面去想象吧。

二、国学院

但是，谁都不会想到，八十多岁的冯先生，忽然再次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高峰，2005年，于是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成立国学院，纪宝成校长亲自到冯先生家，盛情邀请冯先生出山，出任国学院首届院长。冯先生推辞不过，同意暂任两年，以便过渡。以冯先生的高龄，自然不能打理具体事务，但是先生的很多思考，却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

国学院的师资从文史哲三个学院选调。因为冯先生的推荐，我博士毕业之后即到人民大学落户工作。现在，冯先生希望我到国学院报到，我当然责无旁贷。常务副院长孙家洲和我一样，都来自历史学院，而副院长袁济喜和叶君远都来自文学院。叶老师是冯先生的高足，是文学院的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国学院的副院长。为了保持与冯先生的联络畅通，孙老师给我加了一个头衔，叫作院长助理。于是建院初期的很多事，我都有机会成为见证人。

成立国学院，是纪宝成校长直接推动的。后来听说，校长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酝酿，连续撰写文章呼吁国学建设，在舆论上先声夺人，并且引发了讨论与关注。在学校已经筹备国学院期间，召开过多次国学课程建设的讨论会，也开过国学学科论证、呼吁国学建设的正式会议。但是，作为国学院组织的建立，肯定是从确定冯先生为院长之后才正式开动起来的。

冯先生既然答应出任院长一职，没有任何应付差事的心理，立刻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国学院新建，学校在资金方面的投入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冯先生认为还要依靠社会力量，争取多方面筹措资金。冯先生的努力很快见效，十月十六日开学典礼，第一笔二百万元的社会捐助及时到位，不仅使学院初建就具备了从容安稳的条件，也鼓舞了士气，壮大了声威，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国学的社会价值。国学院开办以来，获得多笔社会赞助，而冯先生引入的这第一笔最及时，最能引发人们对于国学的想象力。

国学虽然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学术表述，但是国人对于国学的概念却十分陌生，而原因则是众所周知的。如何在教学、科研方面重振国学，学校下了大决心，决定国学院实行本硕连读学制，希望通过六年的时间，让国学院的同学把国学的基础夯实打牢。在此基础上，冯先生提出三点建议，希望国学院在学生的培养上能够卓有成效。第一，加强师生的密切联系，通过师生互动，让学生尽快踏上学问之路。无锡国专时期，师生联系紧密，任何老师都不能拒绝任何学生的请教。冯先生说，无锡国专的师生体制，其实是沿袭了古代书院传统。根据冯先生的建议，国学院实行导师制，在三年级的时候，就根据同学的专业选择和老师的考察确定导师与同学的关系。第二，读万卷书必须配合以行万里路，实地考察对于学问而言，不仅是增加一种新的学术证据，也能养成学生良好作风。冯先生特地书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几个大字，如今还悬挂在国学院资料室中。根据冯先生的这个建议，国学院报请学校批准，国学院实行定期游学制度，六年期间两次游学，一次走东南路线，一次走西北路线。学校全力支持，至今此项制度都完成得很好，成为国学院走出校园办学的代表性活动。第三，让同学及时领略大师的学问。冯先生建议办“国学论坛”，不定期地邀请学界的一流学者来校办讲座，在同学了解学问的具体问题之外，还能感受到大师风采，正面引导学生的人生追求。如今，国学院举办了多年的“国学论坛”还在进行中，大师们的讲座随后也以《国学论坛》为题出版发行，以期延伸影响于社会。

根据冯先生建议而诞生的这些教育行动，多少都能看到无锡国专的一些影子。冯先生确实把无锡国专的经验有意识地加以总结归纳并付诸实践，从而成为人民大学国学院的诸多办学特色。其实，冯先生对国学院办学影响最大的是课程体系的设计。中国的人文教育存在问题，这是中国高教的共识，前些年，许多重点大学都采取了改革措施，力求改变文史哲分科过细带来的严重问题，于是一批“文史哲实验班”纷纷成立。但是，实践的结果，如今多无声无息了。虽然不会有人站出来宣布失败，但是大家都同意不成功。原因何在？人大要办国学院，即使赞成者也有忧虑，担心再走一遍文史哲实验班的老路。文史哲实验班的问题，在于课程体系没有创新，基本上是文史哲课程的叠加，学生上课压力大，甚至没有时间读书，这怎么会获得成功呢。为此，人大举办多次国学课程研讨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出主意想办法。但是，所有专家都在强调本学科某些课程的不可缺失，你加一门课他加一门课，好像文史哲实验班的幽灵又出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那就是现在的文史哲专家，即便是从思想上已经认同国学建设的价值，但在建设的具体方案中却不知如何着手，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没有具体经验。

冯先生并没有参加前几次的课程研讨会，问题和症结也全然不了解。2005年7月12日，孙家洲、袁济喜、叶君远和我一同去看望冯先生。冯先生把他的课程设想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一一讲给大家听。冯先生设计的课程体制，最重要的特色是以经典研读为课程骨干，如《论语研读》、《老子研读》、《左传研读》、《文心雕龙研读》等等，再辅之以通论课程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通史》等，体系清晰，轻重明确。大家一听，此前的所有问题，忽然之间都豁然开朗了。当天回到学校，我们立刻在叶君远先生的文学院办公室把冯先生的这张课程简目输入电脑，稍作补充，即成了国学院的第一张课程表。几年来，国学院的具体课程多有修改，但冯先生最初确立的基本体系始终未变。

以经典研读为课程骨干，恢复原有的中国学问的基本单位，这样不仅可以与文史哲的学术分野相区别，也能在理解古人学术思路，接续中国特有的学术传统上显现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敞开怀抱学习西方，成绩即使不能称为显著，至少在学问领域西学占据主流是没有疑问的，与此同时，就是国学的整体衰落。所以如今复兴国学，是重新创造中西融合的学术条件。只有国学或者只有西学，显然都不是中西融合的正常现象。国学不仅研究对象是中国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也是中国的，国学的复兴不仅是名义，更重要的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复兴。古人没有文史哲这样的学术分类，任何一部经典名著，虽然会有各自的特色或侧重，但是综合仍然是最主要的特征。强行按照文史哲的分类分割古代中国的经典著作，是我们学术多年来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无法获得先人宝贵学术遗产的症结所在。因为经典著作是综合性的，那么以经典著作为基本单元的课程体系，就能够在更好地与古人的学术理念进行对接，理解与发扬也就拥有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一时之间成为学术思想上的弄潮者。在存在争论的地方，校长和冯先生都主张坚定自己的既定路线，坚持数年，误解会自然消除，理解与支持也会越来越多。国学院的建设，是高等教育的一次创新，很快教育部确认人民大学国学院为创新实验基地，国学也成为创新学科。曾有人认为国学只能成为一时热潮，很快会冷却下来，这几年的社会实际证明，国学越来越成为国人追求的对象，很多人把学习国学当作重大人生调整的措施，社会上认同国学的声音不是越来越小了，相反，国学正在成就中国文化前进的一个新动力。事实证明，人大创办国学院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响应了社会的需求，服务社会、服务未来的大学理想在这里得到了实现。而冯先生，这位当年无锡国专的毕业生，正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为国学在新时期的复兴，担当起历史桥梁的使命，而且，那几乎就是一个人的国学桥梁。当年的无锡国专的办学宗旨是“研究本国的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如今国学院，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大国学

冯先生对国学的深情厚谊，很容易让人怀疑他是一位思想保守的老者，而事实上，即使对于国学，冯先生恰恰是从未来着眼的。一方面，他认为中国需要国学，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乳。另一方面，他主张复兴国学要在全面继承近代学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时引起争论的正是冯先生主张的“大国学”理念。

国学既然以国名学，就应该体现现有中国的实际。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国学当然不能排除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也是多民族共同建设的历史，历史上各个民族休戚与共，汉民族和汉文化就其历史形态而言，也是多民族血缘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国学如果只讲汉族之学，学理无据，政治有害。中国的实际，也包含中国的现状，而就学术而言，近代以来吸收西方文化形成的学术等现状，只能作为今日复兴国学的基础，不仅不能摒除，而且不该排斥。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进入，中国的学术毕竟有了很大进步，从概念、理念到治学方法，西学都为中国学术带来了新鲜血液。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多以中西兼容为主要治学特点，这是必须给予重视的。复兴国学如果以排斥西学为指向，只能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同时，近代以来的学术范围，比起古代有了很大的扩展，以中国古学而言，甲骨文、汉简、敦煌西域文献等新资料的发现，不仅仅是资料上的扩展，课题、方法等等无一不随之进步。如今复兴国学，近代以来的学术进步必须成为基础。

2005年5月，人大召开国学座谈会，纪宝成校长当众宣布聘请冯先生出任首届院长。冯先生致辞时即表示建设大国学的必要性，举凡敦煌西域、出土简牍汉画等，都应该纳入国学的研究范围之内。8月底，冯先生联合季羡林先生上书国家领导人，呼吁建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呼吁，很快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领导批示迅速下达，指示相关部门跟进支持。这一消息是10月冯先生刚刚到达楼兰古城时获悉的，整个考察队都为之欢呼。冯先生大受鼓舞，立刻在楼兰古城的帐篷中，召集所有考察队的学者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不仅表示全力支持国学院的西域研究，还纷纷献计献策。10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大会，宣布国学院正式成立。纪宝成校长讲话，报告人大为什么要创办国学院，冯先生致辞报告国学院将如何办，再次强调大国学的理念。

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大国学理念迅速在国学院的初创时期突显出来，而具体表现就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从学术的角度说，与中国相关的学问，西域因为牵涉很多古代西域语言问题，该领域中国长期落后。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西域出土的古代语言资料都流散到西方，另一方面西方的相关研究起步早，成绩大。如果中国长期回避西域古代语言的研究，那就会永久停留在落后状态，这是中国不应有的也不该有的表现。从未来西部开发的角度看，西域研究停留在落后状态显然不利于西域的开发和建设。国防建设与民族团结，都是中国的大局，而西部是最典型最重要的部分。西域研究，使用的是历史词汇，但是西域与西部的联系很清楚，以学术的研究协助未来的发展，显然意义重大。

任何研究都一样，理念必须由人才贯彻。国学院开办之初，没有合适的西域研究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十分缺乏。学校决心花大力气，用当时最高年薪聘请了沈卫荣教授，而推荐沈卫荣的是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先生。根据冯先生的建议，国学院又聘请西域考古大家王炳华先生。各项研究也陆续开展起来，出版连续出版物《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辑刊》，每年一期。出版西域研究丛书，如今已经有十几部研究专著面世。开设了许多民族语言类课程，藏语、蒙语之外，还有梵文、巴利文、西夏文，最近又开设了吐火罗语课程。有兴趣的同学被送往国外深造，西域所已经送出的学生前后已经有十几名，有的是到国外攻读学位，有的是联合培养，有的是专项进修。各项助学活动也有声有色开展起来，旅居加拿大的藏传佛教大师谭锡永先生不仅为西域所安装了远途电信设备，便于西域所同学随时收看世界各地的学术报告，也出资成立汉藏佛学研究中心，资助学生和相关学术活动。

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举凡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不管是义理、辞章还是考据，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冯先生认为，当今国学复兴，首先是埋头学问，至于总结归纳，整理出影响世界的理论体系，都必须建立在学问基础之上。国学，深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灵魂所在，但是如果不能建立深厚的学术积淀，仅仅高声主张国学拯救世界，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危险的。如今国学的实际，连国人尚且没有很好地理解，连说服世界都难，更不要说拯救世界了。国学尚不能成为国人联络团结的文化纽带，如何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呢？在国学的学术观念上，冯先生主张大国学理念。在国学的复兴发展上，冯先生主张循序渐进，打好基础，从学问的立场立意，从培养学生入手。没有良好的基础，一味好高骛远，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不利于国学复兴大业。

冯先生的大国学理念并非人人赞同，但是加强中国人的国学素养，培养学生的国学研究，则很少见到异议。国学院学术顾问季羡林先生，在病榻之上发表谈话，大力赞扬大国学理念。冯先生感到十分欣慰与鼓舞，其实两位先生在给国家领导人的致信已经谈及这一理念，只是少人知道而已。2008年，国学院成立三周年，《光明日报》发表专版以示纪念，冯先生撰写《大国学即新国学》，再次强调大国学的理念与价值。就学术界的一般情况而言，在拥护国学的群体中，不赞成狭隘国学的是主流，大国学新国学是最能获得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