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外的书

有朋友要我为她编的“我与语文课”的书写点文字。在她看来，我们做与文学有关系的工作的人，上学的时候，应该对语文课很感兴趣，有许多的感触。其实不然。上初小的时候，我并不爱学习，经常逃学。虽然也翻了一点杂书，但语文课（那时应该叫国文）没有留给我什么印象。用的是什么教材，有哪些课文，是哪位老师讲课，现在一点都记不起来。只记得那时经常和同学到河里游泳，河很深，我游泳的本领很不行，却居然敢往远处去冒险。再就是偷烟摊上的香烟。我不敢去偷，但偷到了我会跟着抽。还有是跑到断垣残壁间找蜗牛壳，然后比赛谁的坚硬。这样，我上课常背不出书来，经常挨老师打掌心。期末考试，好几门不及格。家长对我这样胡作非为十分恼怒，终于把我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基督教会办的，冠以“真理”的校名（49年后，这个校名被取消了，但在80年代后期却又恢复）。听说，我从此变了一个人，变得“老实”了，循规蹈矩了，一副“好学生”的模样，成绩也“突飞猛进”起来。对这些“改邪归正”的转变，我倒是没有一点记忆；这些，都是家里人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讲起这件事，总说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才有这样的“神迹”发生。

不过，事情总是有利也有弊。从此，我好像换了一种性格，变得不怎么爱活动，不喜欢热闹。与人交往就心存害怕，开口说话总不怎么利索。特别是对于内心的东西，从本能上就不愿意、也畏惧讲出来。要不是有这样的改变，我现在肯定不会在学校教书，做什么“学问”。我会选择去当兵，去野外考察，去做生意什么的。总之，上初中以后，我生活的圈子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乱翻书成了我打发时间的最主要的事情。我觉得书本为我提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起我见到的，每天所过的日子来，要有趣得多。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事，多少总能在书里得到弥补。

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我开始认真学习时，我便很自然地喜欢语文课。不过，教材里的课文，老师对这些课文的讲解，依然没有留给我深刻的印象。选入的肯定有许多名篇佳作，但50年代的语文课已变得有些枯燥。上课时总是千篇一律地划分段落，归纳段落大意，背诵一字都不让改动的“中心思想”，总结出几条“写作技巧”。久而久之，就很厌烦。但语文老师是好老师。除了这些例行的课程安排外，常常会向我们谈到一些作家、诗人的事迹，介绍我们不知道的书籍。高兴起来，便朗朗地读起课本之外的诗文。也举办文学讲座，组织“文学社”讨论作品。也要我们写诗和散文。有一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写了一篇抒情散文，总有六七千字吧。里面用了许多抒情排比句，来歌颂北自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祖国新貌。我很得意，在“文学社”讨论时，紧张地等待赞赏；还提醒自己，不要太“喜形于色”。想不到的是老师言辞冷峻的批评：“空泛，夸张，还是写你有体会的东西吧。”我想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凝固了。后来甚至心存怨恨。但从此，我对夸张、空泛，总是十分警惕。这个告诫，是我当时未能真正领会的财富。

虽然喜欢乱翻书，但我们那个地方，书并不好找。读高小是40年代后期，新中国还未成立。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县城里，当时大概有几万人口。每天上下学，沿着两边有“骑楼”的街道，会走过饭铺、杂货铺、药店的门口，也常常在青果行、米行、竹器行外面停下来观望：对新上市的香蕉、洋桃垂涎欲滴，或者愣愣地看怎样用竹篾做斗笠、箩筐。但是，记忆里这个县城并无专门的书店，也没有公共图书馆，虽然韩愈当剌史的潮州离我们那里不远，而县城中心就有据说是建于宋代、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牌位的“学宫”。县里只有几家也兼售不多书籍的文具店。当然，也有藏书颇丰的人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我的家不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个学徒出身的医生。家里有一些医书，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上海广学会发行的刊物。那时，能得到一本喜爱的书，在生活里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50年代上中学以后，读书的条件有了改善。县里开办了文化馆，我就读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也慢慢多起来。我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不少三四十年代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书籍。能读到好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尽管如此，对于书籍仍产生近于“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保留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到几本20年代的《小说月报》时，当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订阅《文艺报》、《文艺学习》杂志时，我清楚地记得那种不夸张的“幸福感”。这是现在得到书籍如此容易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

小时候，语文课外的书中，我读得最多的，其实不是最容易得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我的邻居就有许多这样的小说。但我并不喜欢。现在找起原因来，大概是我太缺乏想象力，对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总不能神会，使我现在对武侠这类小说，仍是不感兴趣。这好像是我的一大“损失”，不能有生活中我不熟悉的另一种乐趣。因为我的外祖母和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高小上的是教会学校，所以，读（和听别人读）得最多的，是《圣经》。星期日到教堂做礼拜，听牧师布道，参加学校、家庭里宗教性质的活动，都离不开《圣经》。小时候对教义什么的，并不能理解，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故事。神创造世界的经过。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洪水和诺亚的方舟。罪恶的所多玛城的毁灭。罗得妻子变为盐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西奈山上的十诫。——当然，《新约》福音书中有关耶稣言行的记载，就更熟悉。《圣经》中的许多句子，在我脑子里，比后来读的任何书留下的印象都要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圣经》究竟留给我什么，实在很难讲清楚。或者说，不能说清楚的比能说清楚的多。现在能想到的也有一些。比如有关“界限”的意识。人和神，已知和未知，今天和未来，善和恶，真实和虚假，真诚和伪善，平庸的生活和理想的境界等等，虽然经常混沌一片，但也不是不可区分。再有就是对于词语的感觉。文字能够创造一个世界，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奇妙、甚至神秘的事情。50年代，报纸刊物，包括语文课所推荐的，是一种规范化的语体文。这类文字读多了以后，我一度觉得《圣经》中文译本不大好。我知道这个通行本叫“和合本”。和当时的语体文相比，觉得许多语词、句式别扭，也不很顺畅。当时，我希望有人来重译。待到我厌倦了那些标准化的语体文之后，想法完全变过来了。设想《圣经》里的叙述，那些祝福、歌唱、劝诫的文字，也如五六十年代标准化语言那样，那将如何是好？让上帝、亚伯拉罕、但以理、约伯、耶稣、犹大都说着我们说的那种“普通话”吗？我真庆幸没有人有我那样愚蠢的念头，去重新翻译《圣经》。

共和国成立后，我爱看的书有了改变。我读了大量五四的新文学作品，也读了许多外国的，特别是苏联、俄国的诗和小说。鲁迅的《呐喊》、《彷徨》和杂文自不必说，却不能理解他的《野草》和《故事新编》。读曹禺的《北京人》（也看县教师剧团的演出），说来惭愧，最喜欢的人物，竟是相当概念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初中有一个时期沉迷于巴金30年代的小说，但持续时间很短暂。我在笔记本上抄录普希金的诗，读他的《驿站长》，读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诃夫的短篇，普里希文的散文，也读《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红与黑》、《包法利夫人》也是这个时期读的，却不能让我很投入。我上中学的这个时期，被看做是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的时期。寻求、确立社会理想和价值观，是那时的“时代主题”。当时，引起我兴趣、能产生“共鸣”的书，好像都和这一“主题”有关。“浪漫”是年青人的“专利”，他们也和“革命”有一种天然的呼应。这些有关“革命”的书籍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本，尽管它现在已不会有很多读者，文学史对它也不会有高的评价。也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不值一提的“惑人货”。但我永远不为曾经喜爱过它而羞愧。从上中学到80年代，我一共读过三次。当然，每次读的时候，都有很不相同的体验。总的来说，当初那种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向往，那种激情，逐渐被一种失落、苦涩的情绪所代替。记得在“文革”两派武斗激烈的日子里，窗外高音喇叭播放著激昂的口号，我却在为保尔和丽达的无望的爱情伤心。

我们的一生里会读无数的书，但让我们难忘的其实不多。这不多的书最有可能是在上小学上中学时读的。而且往往不是语文里的课文。它们是什么书，对每个人来说不会一样。它们给予我们的东西，有一些则可能永远是个秘密。或者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却不愿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