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精神遗产^[1]

虽然巴金先生已经102岁高龄，且多年一直住在医院，生命已基本上靠药物和外部干预支撑，因而，他的死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但是，2005年10月17日他离世的宣告，仍让许多人伤心。报刊、网络上大量文章和留言，并不完全是对一位知名或居权位高层者去世的例行公事，我们看到许多来自内心的真诚表白。五千多民众自发给他送行的情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读者锐减，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已不是以前的年代（比如上世纪80年代）所能比拟，他们中的著名者曾有的“文化英雄”、“精神领袖”的身份，在公众心目中已经褪色。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金去世产生的反响似乎成为一个“特例”，由此也可以说明他在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人们关于上个世纪的历史记忆中的重要地位。

巴金的功绩，当然是他在长达七十余年中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活动。对于巴金作品文学价值的评价，这二三十年来文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他的文学史地位也发生高低错落的变动。但不管怎么说，26卷的小说、散文随笔、评论，10卷的译作，是他一生执著、勤奋劳作，和他巨大创造力的证明。在20世纪，他是拥有最多青年读者，并对他们的生活道路发生重要影响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他的《寒夜》、《憩园》，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确立了难以动摇的地位。他的小说写作，也建立了有独特标记的叙事美学：耽爱“三部曲”的长卷体式；发自生命深处的真诚告白、倾诉的叙述方式；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上强烈的主观干预色彩；对善恶、美丑所做的毫不含混的分辨；对读者的积极响应、参与的期待……对于这种叙事美学的价值，它的艺术功过，肯定存在争议，巴金在他40年代的作品（《寒夜》、《憩园》等）中也做了调整。但是，这种叙事美学，却是巴金式的，独特而不可替代。这大概是一个真诚时代产生的美学。它在今天当然不可能再复现，真诚越来越成为稀缺的东西，但它肯定是值得辨析的财富，至少是值得我们在记忆中留存。

巴金的艺术创造在今天的现实意义，还突出表现在他的写作与他的信念、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都清楚，巴金最初并不是想当文学家，五四时期他在成都成立社团，办刊物，印发传单，后来到上海、南京和法国读法国革命史，翻译研究无政府主义，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意大利工人领袖梵宰蒂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认为小说家也应该是高尔基的那个在黑暗中高举“燃烧的心”的勇士丹柯。虽然在后来，巴金对某种具体学说（如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发生变化，在命运之途中也遭遇到各种挫折、磨难，但是，对不合理制度的憎恨，与强权保持距离，对弱小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一个平等、公正的世界的期待，可以说终其一生都从未有改变更易。而他的文学写作，正是服务于这一崇高信仰的。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度过痛苦、辛酸的十年时间，但是并没有走向逃遁与淡泊，直至生命的临近终结，仍以他的文字和行动，表达了他这样的生活态度：既然历史已经赋予我这样的责任，而我又早已答应承担，那么我就不能放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自然，文学写作与社会理想、社会承担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存在争议的，复杂的问题。强调作家对时代问题、社会行动关切，将文学当做“武器”，与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追求语言、形式的独创性之间，并不是总能协调一致的。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矛盾更为显见。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这也是文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一些时候，当文学过分地成为一种“工具”（而且是“粗劣”工具），过分强调为了政治，为了社会行动应该牺牲艺术的时候，提出文学的“自律性”和“自足性”问题，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当作家、诗人普遍被看成工匠式的“技艺人”，不少作家也把自己定位为单纯“娱人者”，写作的历史承担被看做是虚妄的幻觉，“人”与“文”，人格与文章的分离正成为一种普遍趋向，而20世纪新文学的那种“感时忧国”、关切时世、干预现实的品格，被简单、不加分析指认为是弊端和缺陷的时候，重提巴金提倡、也身体力行的写作承担，指明写作与社会责任存在的关联，相信也并不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巴金等作家在实践中体现的那种思想遗产——作家的热情、想象力、文学技巧，应该为了将现实生活中提供的各种信息加以辨认，做出处理，以确立对现实和社会未来的深刻了解，并向同时代和后代人施加影响——的当代有效性，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虽然不会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但不应忽略其中合理、庄严的内核。

在50至70年代，巴金的写作出现重大的“滑落”，这是他的写作生涯黯淡的时期。“文革”结束后，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为人们广泛谈论的《随想录》：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作家，他以此参与了当代的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巴金是文学家，《随想录》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文学创作。其中确有不少精致、情真意切的篇章，常被举荐的有《怀念萧珊》、《小狗包弟》，以及他回忆、怀念亲朋故旧，包括追忆胡风、路翎等的文字。不过，《随想录》的重要性和已产生的影响，显然不能仅从“文学”这个层面去解析。它们提出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尖锐、深刻程度，和这些表达与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文化问题的契合程度，更应为我们所重视。评论家、读者也更多从这一角度来看待《随想录》。说《随想录》里的篇章并非一一精美，这可以理解为在“文学”层面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但是从参与思想思考，对社会公众发言的层面，离开所谓“精美”的判断，却又可能更切近作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文章传达的主旨。在语言与良知、艺术与道德之间，巴金的选择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相信这一选择，有他的充足的依据。

《随想录》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现状——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现实问题——的杂感，有对自己创作生涯、思想历程的回顾，有对亲朋故旧的深挚怀念……但是它的中心，是对当代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反思、批判。正如他所说，“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谈论各种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在巴金看来，“文革”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历史谬误；让他长久困惑的是，人们因何种缘由卷入这场动乱，“互相憎恨、残害”，“人性受到这样的摧残、践踏”。对于他所说的这一“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事件，他认为，仅是宣布终结，仅是控诉、谴责远远不够，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探究它发生的根源，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因此，《随想录》可以说是一部探讨历史责任的书；它的“关键词语”是“拒绝遗忘”。他提醒读者，那些重要的“过去”不应该轻易从记忆中消失，只有不畏惧的记忆才能使我们摆脱愚昧，使身心健全；而忘却却可以让我们经受的一切变得毫无价值。巴金在《随想录》中坚持的思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假如我胜利的话，我必须使人发疯。”不是编造、臆想美丽的谎言，而是讲出真相，摆出哪怕是可怕的事实：这就是他反复申言的“讲真话”的涵义。

在八九十年代，一再提醒人们正视历史、反思历史的，当然绝非巴金一人。但是，巴金却是始终坚持不懈者。而且，更让人敬重的是，这种“正视”，是从历史的“反思者”自身开始。这一点却不是许多人都能做到的。他坚持认为，“审判”历史，必须从自我审判作为起点。巴金在“文革”中原本是个“受害者”，他可以如大量的回忆文字那样，略去当时的思想感情细节，而突出他的受难的情景，博得人们的同情，痛苦、受难也会转化为一种荣耀，一种缘饰冠冕的光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自觉对“历史”负有“债务”，要在有生之年偿清这些“欠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近乎“残酷”的自责、自剖。这些文字，这种立场、举动，就是要弄清楚“我是谁”。如果在“我”的身份、立场、品格都是疑问的情况下，“我”又如何能有力量对历史进行裁决？因此，有关巴金的“自审”、“忏悔”，不能仅看做是有关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看做是性情修养的问题。这些命题具有普遍的意义，涉及的是个人与历史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反思、历史承担的前提这一问题。

当然，《随想录》并不是一部讨论社会历史问题和人生哲学的著作，我们无权要求作者提供深入论证和结论。它的价值其实是历史某一重要时期个人体验、思考的广度、深度。体验的深度只能来自于冲突，来自于环境与心灵，以及对人的内部世界冲突的把握。我认为，虽然巴金可能有失误，艺术上有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决无欺骗。人们正是在正直、在经常告诫不要忘记民族灾难的历史，并身体力行进行有效反思上，称他为“民族的良心”。

我很同意陈思和先生多年前一篇文章中说过的话，我们现代人“不怎么关心一个过去时代的老人的真实思想和话语内涵。90年代知识界流行过许多新的偶像和新的话语，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因此而完全忽略了今天的社会正是从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对以前鼓舞时代的精神武器完全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能使今天的思想建筑于流行的旋风之中”（《巴金的意义》）。巴金先生已经去世，继承、爱护，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发展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是我们最好的纪念，也是我们所应承担的时代精神建设的课题。

2006年春

[1] 这是巴金先生去世时，应《人物》杂志之约而写的纪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