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承担的意义

——“我的阅读史”之《郭小川全集》^[1]

一

50年代初刚上初中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许多署名“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后来知道郭小川是这个写作集体的主要成员。1955年，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抒情诗发表，我是热爱者之一，并在作文课上，模仿这一体式，写作长篇的楼梯体诗。1956年来到北京上大学，这一年和随后几年郭小川发表的作品（《山中》、《致大海》、《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望星空》等），在我们一部分喜欢诗的同学中传诵。记得，我和同班的刘登翰当时特别喜欢他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所表达的观点，欣赏他对已获评论界高度赞扬的《致青年公民》的自我反省（“浮光掠影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产品”），欣赏他对诗的“思想创见”、“独特风格”的追求，和探求诗歌创作“新路”的执著。我的《月下集》（1959年人民文学版）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刘登翰在“作者自己”、“新颖而独特”、“巧妙而奇异”这些字句下所画的圆圈。1962年冬天回广东老家路过厦门，和刘登翰又一次到鼓浪屿，听到海涛拍浪的声响，不约而同脱口说出“如鼓的浪声”（郭小川《厦门风姿》）。我们对于郭小川的亲近的感觉，想起来是很自然的。他对于革命和文学的真诚，战胜平庸和寻找独创性，以及在那个时代，在“探索”和“独创”上，环境的压抑和自我的压抑，都为我们所熟悉，我们也多少体验过。“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在《文汇报》（香港）和《长江》（武汉）上读到公开发表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既惊讶又兴奋，因此写了论郭小川50年代诗歌创作的长文，讨论他这一最有光彩的文学时期。“新时期”的最初几年，是郭小川最受读者和批评家热情关注的时期。随后，中国大陆诗歌的热点和诗学问题，发生重大转移，郭小川逐渐退出诗界关注的中心。回想起来，这十多年中，除了编写文学史、诗史有所涉及之外，我只是在《望星空》的重读活动中，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我自己不清楚还有哪些重要问题可能提出。有时便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位诗人的写作，是否已失去在新的视角下被重新谈论的可能？

《郭小川全集》（下面简称《全集》）的出版，纠正了我的这一想法。由于大量的背景材料和诗人传记材料的披露，作为当代诗人、知识分子的郭小川的精神历程的研究价值得以凸现，也使其诗歌创作的阐释空间可能得以拓展。近些年，对于当代（50—70年代）的作家、知识分子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的研究，已被逐渐重视。不过，“集体传记”式的研究风格和方法，似乎仍颇为流行：许多作家、知识分子，被放在几种类型的粗糙区分下谈论。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许有他们的共同问题，但是，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每个人的日常境遇，和面对决定的困难，总是各不相同的。在读了《全集》的有关材料后，更相信这一点。在“当代”，郭小川不是被革命遗弃的作家，不是与时代存有严重冲突的作家。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将生命化为抽象的思想，面孔失去光泽的人，犹如《日瓦戈医生》中的斯特列尼科夫那样。郭小川既为那时的文学界所推崇举荐，但在某一阶段，或某些作品，也受到严厉批判；他进入50年代文学的权力机构，却对拥有权力并不十分热衷，且不能与这一权力体制完全融合；在诗歌艺术的独创上有很高的要求，却因不能获得开阔、丰厚的参照和借鉴，而使这种要求受挫；一生忠诚革命的“集体事业”，但在面对“革命”要求放弃个体的精神独立时又会犹豫不决，甚至陷入内心冲突的痛苦之中；人性、温情、信任等人道主义“毒素”，显然侵蚀了他对于阶级论和斗争哲学的信仰；为了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多次检讨，做出真诚的忏悔和反省，但始终坚持着心灵和人格的高贵，而与怯懦和委琐无关；并不一味沉湎于对纯粹目标、概念、原则的神圣幻觉，在感情上更倾向于对日常生活，对有着具体的喜怒哀乐的生命过程的尊重；……说起来，在经历了纷繁变迁的时势之后，对于那些被他人和自己塑造成“毫无杂质”的“纯粹”的人，我们总会心存疑惧，不再那么信任和亲近。《郭小川全集》为我们进入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它所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不空洞含糊的，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二

《全集》的出版，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改善和深化，应该也有一些启示作用。《全集》所收入的日记、书信，和各个时期的工作笔记、思想鉴定、会议记录、检查交代，有助于更切近地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和作家的历史处境，和文学生产方式的性质。当代文学的路向、形态的确立，与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无法分开，不考察这个期间的文学体制和与此相关的文学格局，我们将难以深入理解它的形态，理解当代作家的表现和做出的选择。

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当代发生了泛政治化的转移。杂志和报纸副刊虽然仍是文学生产的重要场地，但是，它们原来那种相对独立于政府的“公共论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拥有。国家以组织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方式来组织文学生产，对文学写作、出版、流通、阅读、评价，根据意识形态目标加以管理、调节、控制。这个问题，应是了解当代文学的“本质”的关键。这涉及作家的身份，经济来源，社会地位；涉及出版社、文学刊物的性质和经营管理方式；涉及创作的组织方式，发表方式，评价机制；涉及文学团体和作家组织的机构性质和职能；……这方面的问题，已受到研究界的重视；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还很难说已取得实质性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是学术观念和现实政治—学术体制的限制，另方面则是材料获取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