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志”到“史”，书写具体的人与自然关系史

几年前，我推荐过谭庆禄先生撰写的《东乡草木记》。此次其姊妹篇《东昌草木记》书稿已备齐，先生嘱我写一篇序。因自己一直在倡导博物学的本土化，觉得这是分内事情，我便立即答应下来。

作者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的东乡，后来搬到了同为山东省聊城市的东昌府区，在前者即第一故乡生活了20余年，在后者即第二故乡已生活近40年。东乡、东昌一字之差，本来也不远，一北一南相距几十千米。我特意查了地图并仔细询问了作者，宏观上讲，作者的家乡在济南和邯郸的正中间，那是一个极为平凡、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吾乡，真正的边鄙之地”。不过，东乡出了季羡林（与谭先生的家乡只隔3个村庄），东昌（聊城）出了傅斯年。有清一代这里也出过两个状元（山东省共6人）。但是，作者在此并不写这两位北大教授和老状元，而是瞄上了无足轻重的草木。

“吾乡的草木正如吾乡之人，多为平淡无奇的品类，属于默默无闻的群体。”熟悉中国植物地理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一点。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此平凡之地的植物，有什么好写的？其科学意义何在？一个大男人整天谈论无甚特点的花草，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其实，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轻松回答这样的疑问。许多人受唯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毒害太深而丧失了思考能力，因而觉得这终究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从新种、特有种的角度看，此地的植物也许的确没什么稀罕的；从探究的深度看，本书也绝对算不上前沿科学成果。但是，每地有每地的独特性，土地、植物、动物、人、大气组成一种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意义上的共同体，观察、记录此共同体的变迁是一种优良的博物活动，也是现代人的一种责任。从普通人的视角，描述“生活世界”中人与植物的关系（感受、欣赏和利用等），在中国古代是有传统的，但在浮躁、势利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活动却被遗忘了。我和谭先生一样，本来学的不是植物学，但对植物都有些着迷，愿意浪费时间观察、描写它们，愿意写植物与人的具体的关系，比如当年日复一日地吃“地瓜干”、对入侵植物钻叶紫菀的“担忧”，再比如除草剂的过量使用令无辜的草木陷于灭顶之灾。坦率地讲，按主流社会的标准，这样的博物学完全无用，没力量也不科学。但是，博物学从来不是科学的真子集，博物的价值也不全依科学而定。现在谈复兴博物学，我们也将其定位于：平行于当下自然科学的一种门槛较低的人人可参与的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生活方式。因此，此博物活动是否科学，并不很重要。

博物学对应于historia naturalis，其中的historia本义是探究、记录、描述之义，当然未必是非常严格的。“研究自己的乡土”是博物学的重要工作，也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引进著作的书名。那部书的具体内容相当多已经过时，但是标题阐述的思想并未过时，反而切中时弊。研究我们自己的家乡，才能热爱家乡，更好地生活在家乡，更好地书写家乡的历史。

博物描写（文字的或者影像的）都是时间相对固定下的一种空间切片，相当于中国古代讲的“志”。不同切片（志）放到一起，便有了时间演化的内容，于是“史”便浮现了，人们便有机会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大作《历史》就是如此，当初并非就有了后来意义上的“史”的观念，他的书不过是某种“考察报告”罢了，跟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的书一样属于广义的博物志。在汉语中，“史”，记事者也。古时候，“历”与“史”两字只是偶然搭配在一起的，例子也不够多。较常引用的有：“博览群书，历史籍，采奇异”（《三国志》）；“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南齐书》）。“历史”是一个动宾词组，在转变为一个名词的过程中，空间变换成时间，谱、录、志、传、记均能成史。生活史、文化史、环境史、科学史、政治史都有如此这般的时空折算、填充。历史是人来书写的，每时每刻都在流逝，等过去了再依据极不完整的线索研究消失的“历史”，则相当困难。与其如此，不如尽可能平直地书写当下，因为明天它们就是历史。与其相信史学家、他人的只言片语，不如自己翔实书写。

我相信，某种意义上，谭庆禄先生为自己的家乡在认真做着志和史的工作。前者好理解，后者需要时间来检验。直接书写关于自然物的当代史，也是有讲究的，其中一条便是清晰，名实对应牢靠。作者讲：“写作时自始至终要求于自己的，就是诚实。”潘耒点评徐霞客也说：“吾于霞客之游，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于霞客之书，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实。”（转引自唐晓峰，《阅读与感知：人文地理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79页。）

经过大家10多年的努力，此时博物学在中国真的有了复兴的迹象。我最近应邀作了一则简短的讲座《博物学复兴与出版规划》，谈到两条腿走路：（1）缓慢、稳步引进域外博物学文化经典；（2）立足本土，加强地方性知识积累。大家共同努力，尽快把省一级和重点区域的自然志、图谱编撰出来，以应广大爱好者之急需。比如：北京、武汉、上海、成都、南京、广州、长春等条件较好的城市宜早行动起来，先出版自己的植物手册、昆虫手册、蘑菇手册、观鸟手册、鱼类手册等。近几年，我本人也斗胆参与其中，写了极为具体的《燕园草木补》《崇礼野花》《延庆野花》，虽然自知并非什么专家，不过是等专家出手左等右等而等不来罢了。

外行编写自然志，当然有诸多缺陷，但此事终究等不得。抛砖引玉，在此也许并非套话。如果一系列专家实在看不下去，终于出手，也就正中下怀。我们不但要引诱外行博物起来，也要引诱内行起身为博物的复兴贡献力量。

我本人曾做过一段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博物虽不尽是科学，却有相通之处。推动博物类图书的出版，对于复兴博物学当起基础性作用。没有好的基础，博物NGO（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一批优秀的博物NGO，根本谈不了复兴博物学。书出了，可能暂时无人关注，但有比没有强。中国每年出版那么多书，都是好书吗？博物书为何不能占更大的比重？学生时代曾读署名俞宗本的《种树书》及胡道静先生的相关考证，进而想看温革的《琐碎录》，可是该书早已散佚，不能一睹全貌，甚感遗憾。《种树书》，农书是也。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农书，透过它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那些书依然读着不过瘾。埋怨古人，毫无道理，不如从我做起。现在早已过了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还在向往生态文明，但广义的农书从博物的观点看依然有意义。感受大地，响应孔子的号召，多识鸟兽草木，可弱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对于建设美好家园及维护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均有好处。

突然想起清人质朴而融入深情的博物写作：“荒湾断堑，皆种芡实。绿盘铺水，与荷芰相乱，弥望田田。早秋采实而食，有珠之圆，有玉之腻。水属诸品，此为上珍。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敛，芡花昼敛宵开。间中消息物理，亦有微会。”如高士奇的《北墅抱瓮录》、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博物志》一般，谭先生也以自己的热爱书写着乡村、城镇的现代史。“我的小文如能为吾乡植物留下哪怕一星半点儿的记录，就是我的最大奢望了。”我想，这是一定的。全世界没几人知道东乡、东昌，及其历任官员、楼堂馆所，但通过谭先生的文字，那些不起眼的草木连同它们所附着的泥土将一同进入历史。

刘华杰

2017年1月13日于北京大学

2017年1月15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