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以农立国论”

1922年至1926年间，章士钊累计担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及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两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颇大，尤其是他以“农村立国论”作为办学思想，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影响较大。为什么一位从政多年名扬天下，心系政坛，地位显赫的政治家，却对农业、农村、农业教育感兴趣了呢？这得从五四运动说起。

五四运动中，章士钊是一个“新旧调和论”者，因而遭到新文化运动中革命派的批评。1921年，他决意脱离政界，遂赴欧洲游历一番。1922年9月回国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折。之前，他主要是研究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政治失分失在哪里？很长时间没有找到答案。通过在欧美考察，他终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中国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农业国家，应当注重农业，而不是其他。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要提倡“以农立国”。在此之前的1921年，国民政府曾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他未就职，因为他对此不感兴趣。

1. 希冀“以农立国论”安邦定国

章士钊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章士钊《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404页）。

章士钊还主张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267、269页）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也就是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生哲学。

其次，在政治领域，章士钊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章士钊全集》第169页）

那么，用什么来代替被他否定的政治制度？什么制度可以安邦定国? 章士钊经过“远游考览，独居深念”，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农业是国本，首先应从振兴农业开始。其次，回归传统，建立自己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制度。章士钊非常明确地指出，以农立国就是要摒弃外来的现代文化，回归传统。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其基本特征是以农养生、以农养政，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主要靠农业提供财政来源。中国的先人历来主张“食为政首，农为邦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伤则国贫”等，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本观念和治国方略。因此，传统的农业社会实行重农政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这些因素也成为章士钊主张以农立国思想的重要立论基础。

章士钊

2.“以农立国论”作为办学宗旨

章士钊的农业立国论一出现，即遭到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认为“以农立国论”是“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是拒绝现代化，复古倒退“和野人接近一步”的谬论。

陈独秀全盘否定“以农立国论”的历史背景，自然与章士钊的新文化运动所持“新旧调和”的立场有关，章士钊主张礼教复兴，坚持文言文学，反对新文化运动。

但章士钊的“以农立国论”，并非没有人赞成，当时他的主张深受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师生的赞赏。

章士钊先后于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1923年3月至1924年4月、1925年5月至1926年1月三次出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和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共两年多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影响较大。

章士钊为了实现以农立国的思想，为了能更好地把学校办好，任职校长后，采取了以下举措。

1）公开招贤纳士，延聘农业人才。1922年12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以第283号训令，委任章士钊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为此，多数教职员和学生表示欢迎。

章士钊被委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后，曾就如何办好学校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12月16日，《晨报》以《章士钊愿为改造农校炮手》为题，登载了章士钊的谈话：“闻章氏对于校长一席，决意不就，但对于改造农校一事，颇有独具见解之处。据其语人云：京师国立八校，积弊太深，非根本改造，毫无发展希望，教育部既有将农专改造农业大学之计划，则正宜乘此时机，将农专先行解散，组织农大之事。一面在各省会地方，登报招集农业专门人才，担任教授；一面将农专学生加以甄别试验，合格者则升为农大学生，不合格者则令入预科补习。若教育部能容纳章之意见，则章愿为改造农校炮手之一，在筹备委员会中尽力。否则，不生不死，无可展布之农专校长，决不为也。”“大学实现之时，聘请的教授，总要那很好很好的，并且可往外洋聘请。务求实际的补益，高深的研究。”（《章士钊在农专之演说》，《晨报》1922年12月26日）

1923年1月24日，北京《晨报》刊登了章士钊《征聘农业专家特告》：“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现改组为农业大学，拟扩充设备，多聘专任教授，注重农民教育，以办到师生农民通力合作，建树将来农村立国之基础为主旨，剔除旧弊，运用新想，与保障教员生活，俱尽量而为，不循常格。本校正如白纸画山成山，画水成水。世有农业专家怀抱伟略，幸以本校为理想试验之地。通讯时请将学历志愿详为开示以便分别延聘。”

章士钊非常重视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不仅聘请国内的教授，而且还聘请国外专家来校任教。“改大”当年（1923年3月8日，学校名称由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全校教职员已达72人，比以前增加较多。章士钊在报上公开纳贤，是其建设学校，使学校能更好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举动，得到了响应，一批学有专长、饱学之士纷纷来校执教，并逐渐构成一支学识与资历雄厚的教师队伍，可谓是意义深远，功不可没。

以下就是章士钊聘请的部分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学者。

1923年聘任：植物学家钱崇澍（留学美国，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农学家唐有恒（留学美国）、兽医学家崔步瀛（留学日本）、胶体化学家薛培元（留学美国）、林学家沈鹏飞（留学美国）等。

1924年聘任：林学家姚传法（留学美国）、土壤学家彭家元（留学美国）、胶体化学家与物理化学家虞宏正（留学德国、英国和美国，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农学家汪厥明（留学日本）、林学家万晋（留学美国）、昆虫学家蔡邦华（留学日本，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

2）“以农立国论”作为办学宗旨。在担任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和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期间，章士钊对农业和农业教育十分重视和关心，主张农业救国，并将此作为办学的宗旨和方针。

章士钊主持拟定了《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其明确规定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办学宗旨：“本大学以改进农业及农民生活，培养各种农业专门人才，期与农民通力合作，蔚成农村立国为宗旨。”显而易见，该“大纲”明确提出北京农业大学是以服务农业、农民、农村为最高目的的。这是章士钊执掌北京农业大学时的办学思想，对学校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如何实施“以农立国论”的办学宗旨，章士钊曾有过精彩演说，阐明了他的“改造方针”：“我以前研究中国的政治，失点在什么地方? 多久没有答案。近几年来，往欧美考察得着了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忘记了他的本身是以农立国的，当注重农业。”他强调，中国的国情与欧美不同，“我现在已经觉悟这层，所以要提倡‘以农村立国’。既说以农村立国，就必须一种农业人才，这种人才，出自什么地方呢? 自然是农业学校了。所以我愿意来办本校的，也就是因为可以促成我的主张。”

章士钊是当时政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委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包括后来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后，社会上又有他将在北京大学就职的议论。为此，他于1923年5月12日在《晨报》上发表题为《章士钊与北大》的公开信，表明他为什么愿掌“农大”：“夫办理学校，非弟素志，民国元年，即被任此席而未为（笔者注：1912年10月，教育部任命章士钊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未就职），今之主持农大，盖以其校适为农”，并称自己“为农迷者……了无他故”。

为了使“以农立国论”这一办学宗旨能够顺利实现，章士钊勉励全校的师生立志学农。他说：“我常常考查在农校毕业的学生，往往不去办农事上的事体，而反去办些不相干的，没用的，以至于非职业的，这真是大为可惜呵。这是由于社会忘了农业是立国的根本，并且加以轻视，而学农业的人，因为受了社会的冷漠待遇，也就不自己信仰自己所学的了，这是最大的谬误。我希望诸君，听了我说话之后，自信的心思，要强大些，要自信我们所学的农业，是可以整理国家的……本校又将为我国第一个农科大学，这种的重担，我们全体同学，理应放在肩上，力求上进……我对于本校的事情，过去的可以不管，从今天起，以后必然要极力进行，将大学组织完备，使诸君有学可求，那绝是我的责任。至于以后当不当本校的校长，那绝没有多大的关系。”

由于章士钊的办学思想被写入《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成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办学宗旨，因此就植根于广大师生的心中，并在一个时期内成为指导本校办学的主导思想和办学理念。

3）克服重重困难，力筹教育经费。章士钊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筹措到的经费非常可观。据颜寄村《考察教育杂记》的统计，1923年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的全年经费为248 400元，每名学生平均为1 150元，高出国立北京大学每名学生平均经费351.5元2倍多，仅次于两所军事学校。

4） 建立独具特色的多学科体系。学校“改大”后，章士钊校长按照《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将原设立的农学科、林学科改为农艺系、森林系、畜牧系、园艺系、生物系、病虫害系、农业化学系，为本校设系之肇端。受当时条件所限，畜牧、园艺、病虫害三系未单独招生，而是并入农艺系。“科”改“系”的举措，使学校向建立多学科体系的高等农业学府迈进。同时，学校开始按系培养多方向的专门人才，拓展了人才培养的领域，因而更适应国家对各种人才的需要。这一决策，彰显了学校执掌者的高瞻远瞩，其意义深远。

5）确定三大任务，办学理念创举。章士钊校长在《国立北京农业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事业，概分试验、教授、推广三大部。”也就是，将教学、科研与推广并列为学校的三大任务，独具只眼，别有特色，可谓历史创举。其一，重视试验（科学研究）工作，将试验列为三大任务之首；其二，重视推广工作，开学校历史之先河；其三，为使三大任务能顺利进行，在组织机构上做了保障──设农事试验场、教务部、推广部三大部门；其四，为了保障三大部门能顺利开展工作，又设农事试验会议、教务会议、农事推广会议制度，三大会议由校长或相关主任主持；其五，章士钊特别重视农事试验场的建设，且成绩显著。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章士钊将原有农场改建为农事试验场，不仅规模扩大了，而且分成水田、旱田、园艺、畜牧、蚕桑、森林六部，设一个总场（罗道庄总场1 500亩）和四个分场（卢沟桥一分场660亩、南口二分场1 100亩、老山林场三分场340亩、八里庄四分场132亩），使农事试验场兼有试验（科研）和生产双重任务，有利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章士钊办学思想的提出与实践，有助于克服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推进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1924年4月，章士钊辞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之职，但他始终未改“农业立国”之志。这年12月，他再次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演讲，再次阐述他的“重农”主张。他说：“余办此农校，乃抱宏大之志愿而来，其后因种种原因，致志愿未遂，至深歉仄……以农业而言，余之志向，久在农村立国，每欲将全国所有之农业机关，尽以真正之农业人才办理，俾农业早趋于正轨，而国基永以奠定。来长斯校，意即在此……余自知非农业专家，就职之日，曾向学生宣言，余管理校门以外，校门以内，尽聘农业专家办理……”“余办农校，虽素有其志，然卒以琐事羁身，未能置全副精神于其中……因之余于此处得两种经验：（一）外行办不好事；（二）不能以全副精神办事，亦是办不好的”“余还有几句话，余今虽未办农校，然欲以农业救国之志始终未改，只要余在国内，余未有不努力于农业者，诸有属意吾国农业，从事研究改革，余当然尽力帮助。余近来北京观察，因环境许多刺激，愈觉非农业不能救中国……尤可痛心者，现在学农之人，出社会后，争寻他业而糊口，于本身既无丝毫之益，于国家徒遗争夺之患，长斯以往，国何以国。余希望诸君，在校多造本领，矢志农业，出肩改革之重任，使中国之国基，永定于农业，即世界之和平，亦将以此促成”“改革中国，须以生计为前提，讲究生计，舍农业莫属，是余所素倡导者。中国本为农业古国，以余意见，须返本还原”“必改良农业，乃可以裕生计而困国基，又何待辩。自然改良农业，障碍滋多，非有极大之力量以随其后，不能成功。所谓力量者即吾等坚强之意志，彻底之觉悟。诸君各具有此力量，余更愿加诸君一分之力量。余皈依农治之志非自今日始。改革中国之农业，余始终能随诸君之后，以助诸君。”（章士钊《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403─405页）

章士钊提倡的“以农立国论”，成为办好农大、立志农业、改造农村的动力。他采取的一些高瞻远瞩的重要举措，虽然在他任期内没有多大成效，但后来，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纷纷从国内外应聘来到本校执教，尤其是从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归国的留学生，其日后逐渐形成一支知识渊博、资力雄厚、令人骄傲的教授队伍。以此而言，章士钊功不可没。

（刘建平 文）

参考文献

［1］ 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1─10卷）［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 刘建平，苏雅澄，王玉斌.不曾忘却──中国农业大学先贤风范［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5.

［3］ 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4］ 郭文韬，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

［5］ 陈哲夫，江荣海，谢庆奎，等.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