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书学与书学文献
——《北宋书学文献考论》序

大约是在1994年前后吧，我第一次在南京大学为硕士生开设石刻文献研究的课程，王宏生也就是在那一年考到南大来跟我攻读硕士学位的。那个时候硕士生招得不多，一届没有多少人，加上这门课的内容比较冷僻，听众不多是在预料中的。但来的人却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还认真完成了课程练习，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课程结束之后，仍有一些同学就此课相关的一些内容与我进行交流，但真正对石刻文献这一领域比较留意，进而有所钻研，甚至拓展到其他相关领域的，宏生大概是那届学生中唯一的一位。记得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唐代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的研究。这个课题已有很多前人研究过，要想继续有所创获，难度比较大。宏生挖掘包括其他石刻在内的各种文献，细心排比，澄清疑惑，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他以此文顺利获得了硕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处理纷繁的文献材料时的细心、他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的投入和定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得知，在那个时候，宏生就已经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痴迷。他每天临池，乐在其中，还买了很多有关书学的书籍，孜孜不倦地钻研。硕士毕业后，他到一所师院教了几年书，教学之馀，他对书学的兴趣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强烈了。他买了更多的书学论著，准备做比较专门而深入的探究。几年以后，他又考回南大，继续跟我攻读博士学位。当他提出以北宋书学文献研探为题时，我很快就同意了。现在想来，这至少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他对这一研究课题已经有过比较长时期的思考，同时也积累了不少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他的设想与我近年来的一些学术思考不谋而合。

众所周知，石刻文献与书学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近十几年来，由于关注石刻文献的时间越来越多，我也不可避免地被书画艺术文献所吸引，并且产生了兴趣。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利用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书画艺术文献进行清理，不仅能够为书画学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也将有力地推动对书画历史版图的重新绘制。当今之世，越来越多的古典文献资源被数字化，这不仅开拓了传统文献研究的空间，使文献学研究方法大有用武之地，也使这一方面的研究更容易出成果。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传世宋代文献之数量与质量大大超过前代，就书学研究而言，宋代积存文献之多，也堪称是前无古人的。这些文献既是北宋书学繁盛的表现，也是构成北宋书学的重要内涵之一。在曹宝麟所著《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宋代部分几乎每一章都有涉及书论和书学著作的内容。当我们谈到宋代书法史和宋代书学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系列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书学著作：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朱长文《墨池编》《续书断》，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米芾《书史》《海岳名言》，黄伯思《法帖刊误》以及《宣和书谱》等。书法史不仅是一种艺术史，也是建构于书学基础之上的一种学术史，而书学的成立，绝不能离开文献的鉴定与整理。在征引这些重要书学文献之前，如果我们不先下一番“知识考古”的功夫，不能就成书的经过、条目的分合、论说的背景乃至内容的真伪做出正确的判断，就贸然陈说立论，那恐怕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以往的艺术史包括书法史的书写，大多只强调其艺术学的品格，而不够重视其历史学的属性，至于作为历史学根基的文献学，则往往不入世人之眼，这是亟待矫正的一种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宏生这篇论文是很及时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应该说，近现代以来，以《美术丛书》《历代书法论文选》《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中国书画全书》等著作为代表，书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与文学文献、史学文献相比，其研究投入明显不足，而开掘深度亦有待加强。书学的概念大于书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想在这里强调另一点：书法文献的概念也显著地大于书论。无论是研究书法，还是研究书史或者书论，都应该以书学为背景，亦即注意书法的时代环境与文化语境，而绝不能自设樊篱，不能将自己的文献视野和思想格局囿于有限的书论之中，更不能局限于今人所编的“书论选”之中。宏生这部书中所谈的书学文献，应该是广义的，也许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但我以为，在这一方面界定得宽一些，眼光也就开阔一些，正自无妨。实际上，除了书中已论及的这些独立成书、比较有规模的书学文献之外，在宋人别集、笔记以及诗文评等类的著作中，还散落着众多的书学文献，零章断简，亦足珍贵，大概出于结构平衡的考虑，本书没有专门论考，这或许可以说是白璧微瑕吧。

这本书的初稿，是宏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说实话，在爽快同意他的学位论文选题之后，我也不免有一些担心。一是怕这个题目较大，要处理的文献数量繁多，而时间又是那么有限；二是如论题所要求的，开展这项研究要对北宋书学文献的著录、成书、版本流传及其价值等做系统研究，决疑祛惑，深探源流，勾勒出北宋书学的整体风貌，几乎每一步都要打硬仗，每一步都含糊不得。但是，在宏生的细心和耐心、持久的定力和淡泊的人生态度面前，这些困难都被克服、战胜了。博士学习阶段的三年，对王宏生来说，是勇猛精进的三年。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从初稿到定稿，我见证了这部书的产生，也体认了宏生的进步，并深深为他感到高兴。北宋书学只是整个宋代书学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考论北宋书学文献而不下探南宋，于己于人，皆难免有缺憾。让我更为高兴的是，在这部书稿完成后，宏生意犹未尽，贾其馀勇，又一头扎进了南宋书学文献的汪洋之中。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带着一部《南宋书学文献考论》的书稿归来，那时，“双剑合璧”，相映生辉，成就因缘，乃臻圆满。

作为《北宋书学文献考论》最早的读者之一，我这样殷切期盼着。

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