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与乾嘉学术
——《〈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序

作为一门学问，金石之学兴起于赵宋之世。此前虽然也有对于金石刻辞的载录、引证与研究，但都是零星的存录与利用，并未形成为一门自觉而系统的学问。从北宋开始，以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等书的出现为代表，金石之学经由宋代文士之手，被逐渐培育成一门富有文人趣味的学问。随后的南宋时代，又有以洪适《隶释》《隶续》，陈思《宝刻丛编》及佚名《宝刻类编》等书为代表的一系列金石学著作相继涌现，使这门学问日益充实增广，不仅端居学问殿堂之上，而且拥有显著的地位。欧、赵、洪、陈等人的著作，以各自不同的结构、各具特色的旨趣，奠定了金石学的基础和规模，也指示了此后金石学发展与提升的多种可能与方向。

宋代金石学的成立，既反映了当时士人优游文艺、好古博雅、玩物成癖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其与当时经学、史学等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学术生态。宋代经学中疑经辨伪的学风，直接影响并且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而金石学的发展，又从史料、史法乃至史识等方面，促进了宋代史学的发展。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宋代史学的评价极高，他曾经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陈寅恪先生的这一论断，在当代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先师程千帆先生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1986年，笔者报考程千帆师的博士研究生，考题中就有一道要求评述陈先生此说，故而印象尤其深刻。毋庸讳言，金石学是臻于极盛的宋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两宋三百年的历史中，金石学形成了包括著录（如《集古目》《金石录》）、存文（如《隶释》《隶续》）、赏鉴考证（如《集古录跋尾》）等在内的学术体系，它不仅显著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而且开启了拓本赏玩、艺文赏析等多种文艺与学术相互为用的门径，为文学、历史以及艺术等多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从这些角度来说，宋代金石学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的。

清代史学固然总体上“远不逮宋人”，但是，具体到清代史学的一些具体门类，却不能说，它们全都“远不逮宋人”。例如，与宋代金石学相比，清代金石学并不逊色。清代的文士生活形态当然不同于宋代，但玩赏金石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风气弥漫于士人圈，成为士人社会交际中最基本、最通用的语言之一，这是促进清代金石学发展、大量金石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主要社会土壤。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金石学家，如王昶、毕沅、阮元等人，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调动较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组织大规模的金石寻访，完成大型金石著作的编纂。与此同时，清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为金石寻访和拓本制作提供了比宋代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和交通条件。此外，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考据之学的繁荣，又将考证之学的关注点由经史而推及金石，为清代金石学奠定了学术的根基。钱大昕所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金石考据名著。在这部书中，他自觉地利用石刻史料与历史文献相比勘，考证诸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创获颇多。实际上，这可以说是王国维所提倡的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的先驱。

如果说，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代表了清代金石考据之学所达到的专业高度，那么，王昶《金石萃编》则代表了清代金石目录之学集成的博大气象。《金石萃编》不仅是金石学发展到清代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乾嘉学术的水到渠成之作。此书之成，累积五十馀年之功，倾注二十馀人之心力。作为一部金石目录之书，它在体例上融合众长，在文献上广征博引，较之同类著作更精、更全、更大。当然，《金石萃编》一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在随后出现的各种《金石萃编》的续补、校正之书中，这些不足得到了补正。这些续补著作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存目、校订、补遗三大类，它们不仅在清代金石学著作中自成系列，而且以《金石萃编》为中心，构成了清代金石学的一个学术传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金石萃编》的经典地位。因此，要更好地认识王昶及其《金石萃编》的学术贡献、历史地位，不仅要从成书过程、体例设计等常规的文献学视角切入，而且要重视此书的传播与接受，将此书置于其所处的学术传统中加以考察。换句话说，不仅要从书的本身，而且要从书的周边来考察这部金石学名著。——这正是赵成杰博士这部新著的特色之一。

我与成杰认识，始于2012年。那年8月，我应邀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举办的古文献学暑期学校授课，成杰就是这个班上的学生。我为这次暑期班讲授的题目是“秦始皇东巡刻石及其文化意义”。课间休息的时候，成杰过来与我交流，表示自己对石刻很有兴趣，并表达了报考博士的意愿。次年，他如愿考上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在我的博士弟子中，成杰属于那种很早就明确自己研究方向的人，他以“《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为博士论文选题，也比较早就确定了下来。从2013年到2016年，只有短短三年时间，除了要修毕学位课程、通过资格考试、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还要发表规定的论文，大多数博士生都力不从心。对成杰来说，这却不算太难的事，因为他极其用功，心无旁骛，将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投入读书和写作。没想到他因为过于用功，临毕业时累出病来，不得不住院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就是这样，他最终也只用了三年零两个月，就顺利毕业了。

博士毕业不久，成杰就顺利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金石学领域的专业研究。他利用天时地利，不辞辛劳，奔波于云南各地，寻访、搜集了大量石刻文献资料。他也抓紧时间，对博士论文补充材料，充实论述，扩充篇幅，提升水平。现在，这本书终于要正式出版了，在跟广大读者见面之前，成杰请我先说几句。我作为这本书最早的读者，也了解成杰写作过程中的甘苦，姑赘以上数语，聊以为序。

2019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