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胜粦师

20世纪80年代中期，胜粦师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行政职务以后，主要精力放在组织联络方面，后来又倾力筹建和发展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人们自然对这方面的活动较为关注，或许多从这一角度记其事功。不过，作为学人，其在学界立足的基础还在学术。据说胜粦师当年是中山大学有数的才子之一，其出色的才赋一直为各级有关领导所注重。在他的专门研究领域，水准和贡献也是有目共睹，自不待后学者来评判。在此只能就个人学术经历中得其教诲或受其影响的若干片断，略为记述，虽不一定能为胜粦师增添光彩，或可供后学者揣摩追仿。

一 知遇之恩

我考进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的硕士学位，是“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的第三届。由于上一年中大历史系未招生，所以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而言还是第二届。当时全国能够招生的师资为数不多，领衔者多为大先生，也就是老师的老师。中大亦不例外。那一年我便投到陈锡祺先生的门下。陈先生长者风范，“文革”前已经带过研究生，教人自有章法。当年中大录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仅我一人，胜粦师参与阅卷和录取。后来他告诉我，对我的卷面回答相当详尽感到满意。

因为人少，不便开课，陈锡祺先生令我阅读《光绪朝东华录》和谢文孙的《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学》，并随77、78两届的本科生听几门选修课，其中胜粦师的《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印象最为深刻。鸦片战争前后，刚好是所谓近代与前近代的分界，因为分属不同的专业和教研室，习惯上两段截然分离，不相贯通。与一般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讲法不同，胜粦师用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讲述明末清初以来的学术流变，以及中外接触交往的历史，以说明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渊源。由于讲了半个学期，尚不到鸦片战争，有人疑其是否序幕太长，枝蔓过多。其实胜粦师的讲法恰好能够正本清源，将整个清代历史勾连贯通，是改变以往治中国近代史拦腰斩断的必经途径，而为一般近代史所欠缺。而将学术与思想文化融合一体，不仅符合历史的实际，也有助于说明变化的过程。作为刚刚入门的后进，得此别开生面的教授，自然获益匪浅，而且更加意识到治中国近代史必须博大精深，将古今中外熔于一炉。后来的治史方向，与此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无关系。得知我的感受心得，胜粦师也表示赞许，认为能够体会其苦心孤诣。言下之意，孺子尚可教也。多年后提及此事，还为自己当年识人不错而面露喜色。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锡祺先生德高望重，是中山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旗帜，而年富力强的胜粦师实际负责具体行政和业务组织工作。当时学术界普遍面临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培养研究生无疑是当务之急。胜粦师协助陈先生进行学术组织工作，对于培养研究生也积极参与。我在上课之余，对学校的图书馆和历史系的资料室展开地毯式搜索阅读，尤其对旧编目图书、古籍和旧期刊兴趣浓厚。虽然自小好看书，在并不提倡读书的年代，走南闯北，也接触过一些小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和机构图书馆，上大学时，又利用过四川大学的图书馆，但是，对研究生几乎全面开放的中大图书馆，所给与的冲击力还是极其强烈。入库看书与在外借书，感觉的确全然不同。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晚清各种期刊，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大图书馆中，亦不多见。后来才知道，其中多数是1928年顾颉刚前往江浙收书的结果。仔细阅读这些书刊，我开始对留日学生的问题感到兴趣，稍后又扩大到国内新式学堂学生和一般知识人，逐渐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讨的题目，曾向胜粦师报告，得到鼓励。后来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实，撰写而成的论文，除陆续发表外，多收入几本专著。

二 教之严

研究生的生活规律简单有序，转眼到了学位论文交卷的时间。其时年逾古稀的陈先生不顾体弱多病，悉心指导。论文的初稿出来后，陈先生看过，认为底子不错，但还需要认真改动，可以提升的潜力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为此，他在抱病继续指导的同时，又委托胜粦师协助指导，着重帮助我提高论文的质量。我的论文初稿约10万字，胜粦师仔细审阅，首先把握住我的思路，然后循着这一思路提出修改意见。他不赞成轻易改变结构，认为主要问题是过于平铺直叙，应将重点放在加强归纳、精炼文字、深化主题等方面。我先是认真思考消化胜粦师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不过，清末国内学堂学生的行为大量是重复性的类象，如何表现，一时间似无良策，因此修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开始改了几遍，还觉得有话可说，也知道如何下手，过程性的叙述压缩，注意不同层面的归类，文字逐步精炼。每改一次，胜粦师都要从头至尾仔细审阅一次，如何劳心劳力，现在自己也带了不少研究生，才能深有体会。

大约改到五六遍时，感到内心已是一片空白，似乎进入了学术失语的状态。虽然不太满意，但若要继续再改，又不知如何下手。而胜粦师认为还可以更上一层楼，面对有些迷茫甚至开始焦躁的我，不厌其烦地说明他的意见，努力开启我的思路。胜粦师是写文章的高手，其想法在他自然是胸有成竹，轻而易举，但是对于入门不久的我而言，有时就不免有些难以捉摸。经历了一两个月的痛苦煎熬，在胜粦师一遍又一遍地启发引导下，终于悟到了其中的奥妙，逐渐改出了令陈先生、胜粦师和其他老师大体认可的定稿。这次的修改硕士学位论文，历时9个月，先后十易其稿，个人经历了一次学业上的蝉蜕，由此上了学术之路。此后，这样的经历还有过几次，每次都有所提高，对于学位论文的高下有了深入一步的认识。然而，如果没有胜粦师当年的诲人不倦，愚钝如我，要想踏上学术正途，至少还会经历更多的曲折。

不仅如此，这次学业蝉蜕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习惯，至今依然。每作一文，都要改到五六次以上甚至十余次，才觉得可以拿出手。发表研究成果，不是走向领奖台，而是献到祭坛上，不能不慎之又慎，乃至战战兢兢。在使用个人电脑之前，每改一稿，就须誊正一次，费时费力。个人电脑的普及，使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因为方便，修改的次数越来越多。往往发表之后，甚至结集出版之后，还要根据新出资料和研究进展，不断签注修订。现在一些师友以为我著文甚易，其实自己十分清楚，有数的论文都是挤出而非流出。而且似乎有种偏见，好文章一定是改出来的，尤其是史学论文，必须表述与事实吻合，一气呵成往往只是逻辑畅顺。所以要求自己的学生至少提前半年交出论文初稿，以便充分修改。开始均以为难，而且认为没有必要。直到一遍遍修改下来，仍然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才明白时间真的不够。治学是与古往今来有大智慧的人神交，岂能轻而易举？敢于出手，不过是无知者无畏罢了。学人自己缺乏神圣感，又岂能奢望得到他人的敬重？

三 有容乃大

胜粦师对于学问，标准极高，近乎严苛，但作为学术机构的组织者，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定于一尊，而是鼓励人尽其长，各显所能。一般而言，有所长者个性往往较强，学界可能更为突出。胜粦师能够兼容并包，善用其长，因此，有助于人人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其门下士佳作迭出，所负责的本校几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机构，也稳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胜粦师的兼容并包，并非无原则的好人主义。除了学术标准之外，无论宽严，都是对事不对人，决不因个人好恶而影响对人事的判断。胜粦师爱才，奖励扶掖后进，不遗余力。即使后来身患重病，卧病在床，还坚持指导研究生，并不断通过电话等方式口授各种推荐意见。对于一些人的某些出格言行，胜粦师也颇为不满，私底下曾当面教训，但在公开场合，仍以提携表扬为主，多取保护主义。旁人往往觉得过于宽宏大量，胜粦师也不无偏爱的成分，不过其所作所为，主要是为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尽量避免因处置不当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负面影响。

胜粦师提携后进，不仅得到本专业师生的一致赞许，在系、校乃至本省和全国同行当中，也是有口皆碑。曾有在国内某著名研究机构做事的友人谈及，前辈学者尽管见解有所不同，对人对事，大体能够只论是非，不计利害，反倒是新进时贤不能坚守准则，往往但凭利害，是非不分。闻言颇为感慨。胜粦师那一代人，得到老辈学者的春风沐浴，不失君子之风。而后来者经历“文革”的腥风血雨，又被商品大潮冲得斯文扫地，再加上各种评估的威逼利诱，江湖气和市井气渐盛，头上那块用来遮羞的方巾，早已成了自嘲的对象。追忆前贤，只能期望社会发展渐上轨道，学人可以回归学术本位。否则，靠道德自律的学人不能洁身自好，又怎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守住身边和心中那一方净土，当是胜粦师那一代学人历经艰难、矢志不渝的最大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