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直到长成了一棵树

我们都被这个世界，温柔地爱过。

“树只相信头顶的光，当你向上生长，越来越高，越走越远，超过你的想象时，所有的看好和不看好都会变得毫无意义。直到长成一棵树就够了。”

别太辛苦了，记得休息

外面大雨如注，波姗姗来迟。他说自己是走过来的，为了锻炼，冒着倾盆大雨走了将近五公里。我和峰都有些讶异，但因为是他，又都理解了。

波是个要强的人。他从苏北小镇考上省城的名牌大学，又读了本校的研究生，毕业后到电视台任职，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历经几任台长，他都任劳任怨，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前几年升任了主任助理，如今已是频道总监。

年纪轻轻，身居要职。我们都以为他要歇一口气了，甚至在去年的一次聚会上，我们举杯为他庆贺，他踌躇满志的样子毫无疑问感染到了我们。事实上，他根本没想过让自己停下来。

两年前，波患上了一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多处寻医问药后，确诊为湿疹。按理说湿疹并非“不治之症”，但在他身上却根深蒂固了一般。

我们问他发病的过程，给他出主意，介绍熟悉的医生给他，但他很淡然地说：“没什么，医生都说过了，就是压力太大导致的。”

他这么轻描淡写，倒显得我们过于紧张了。压力，这个词太熟悉，熟悉到已经家常便饭，懒得提起。压力，是这个时代人人都要背负的枷锁，也是每个人心甘情愿承载的命运方舟。

波不过是方舟上的那个摆渡人，宁愿自己辛苦一点，再辛苦一点，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在对自己苛刻的同时，也希望身边的人生活得更好。

他脸上的一块块红斑，似乎都是对他过度消耗身体的提醒。

去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情绪不太好，便约了朋友去东郊打球。朋友住在郊区，我要先坐地铁再倒一次公交才能抵达。

地铁上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估计他们是趁着没课的间隙溜出来逛街的。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青春的光芒。有的交头接耳聊天，有的在玩iPad，也有的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摇摆着手上的球拍。

感受着身边浓浓的青春气息突然觉得年轻真好，有使不完的干劲。

下了地铁，上了公交车。公交车上人满为患，既有拿着老年卡凑热闹的老人，也有带着放学孩子的家长。我见一位大妈抱着一个约莫两岁的孩子，便招呼她过来坐。

大妈非常感谢我，一路上和我套近乎拉家常，说：“你是第一次到这远郊来吧？”

我说：“是啊，挺远的，坐了一个多小时车呢。”

大妈说：“郊区是交通不便，不过空气好啊。”

那时候，正值市区大修大改期间，整个城市被灰尘笼罩，PM2.5经常爆表。

我便回她：“大妈，你们生活在郊区，感受如何啊？”

大妈摇了摇头，说：“好是好，不过，你看这孩子，可怜哦。”

我隐约听出些不祥的声音，便没有搭话。

大妈自顾自轻声说着，仿佛说着别人家的故事：“孩子的爸爸去年参加单位组织的长跑比赛，结果猝死了，他平时体检，根本没什么病啊。你说冤不冤？可怜不可怜？”

我不知该如何接话，只好安慰说：“现在空气不好，的确不宜在室外剧烈运动。”一边已经到站了。

下了车，一阵风吹过来，看着车上远去的那对婆孙，我想起了我那位因为长跑猝死的同事。

这位同事原在北京工作，因为家乡是江苏，恰巧公司又被我们集团收购，便申请回江苏工作。本以为到了南京阖家团聚，幸福美满的生活即将开始，却因为一次稀松平常的长跑活动作别人间。

他的年纪应该和公交车上那个孩子的父亲差不多，三十多岁，却永远地和这个世界做了告别。

他们或许曾想着，自己正值壮年，一定要拼一些，努力一点，一定能扛得住，加点班算什么？锻炼又算什么？连他们自己都想不到会因此而白白丢失了性命。

整整一个春天，身边的人都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悲伤气氛中，所有的同事都在微博上点起了蜡烛以悼念他。甚至在他逝世一周年后，仍然有同事在微博和微信中提及，希望他在那边不要那么拼。

因为是吃自助餐，我和峰都是大快朵颐，只有波安静地选了一些蔬菜和热饮。他开玩笑说：“你们多吃点，一定要把我那份给吃回来。”

波说他最近买了市区的一处老房子，一边张罗孩子的上学问题，一边忙着装修。东奔西跑，晚上时常需要加班，赶在周末陪孩子上兴趣班之前，还要去东郊爬一次山。

他就像传说中的永动机，从不给自己片刻停留歇息的机会。

很快，我们便吃得很撑，只好端了咖啡坐下来聊天。波却说要提前离开了，因为他还有工作要忙。

波拿着雨伞匆匆离去，玻璃窗上印出两个黑体的大字：自由。他穿过这两个字，冲进了雨幕，直到融成一颗小小的雨滴。看着他的背影，我们只想对他说：别太辛苦了，记得休息。

文艺，一种温柔抵抗世界的方式

从前，提到“文艺青年”，大约是说这个人爱看书，喜欢舞文弄墨；喜欢音乐，差不多达到发烧友的水准；爱好电影，对于电影人和文艺片如数家珍……

不知何时开始，“文艺青年”这个词已经变得陌生，大家都唯恐被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仿佛“文艺青年”是避之不及的一类特殊人群。

有个周末，我赶着去书店做讲座，半路上却发现相机落在了办公室，当我返回写字楼下时，才知道电梯出了故障。我只好将手上的两本诗集放到了前台的大叔那里，让他暂时帮忙保管。当我气喘吁吁地飞身下来时，那位大叔正津津有味地读着其中一本诗集，他都没有意识到有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我抱歉地表示我要赶时间。他才将诗集递过来，并对我说：“能送我一本吗？”我说这是做讲座用的，总共才这两本，给了你我讲座就做不起来了。如果你喜欢，回头我再送你。

前两年，我都会跟着我们的发行同事去仓库清理书目，将已过版权期的图书销毁，再将新书放到显眼的位置，并贴上标签。

理货员师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理货的不易，不停地进货出货退货理货，打包裹，上架子，填单子，他们好多人年纪并不大，但看上去都很憔悴。成天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劳作，看上去像一个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活做到一半，我发现有个理货员师傅坐在一辆铲车上，正默默地读着一本书，书封正是我编辑的一本书，他认真地读着，旁若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犹如一个忘我的思想者，置自己于世界之外。

我有些愤懑地对发行同事说，谁说这书不好卖的，你们看，连一个理货员都在读！

有一阵子，总有陌生的作者到编辑部投稿。投稿的作者里往往年纪大得多，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占多数。他们来的时候，往往随身带着一个背包，背包鼓鼓囊囊的。进了我们办公室，他们会很客气，声音洪亮的会说，这是编辑部吗？请问向你们投稿找谁？这种大概率退休前是一个领导，习惯了大声说话。也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门也不进来，站在门口，嘴唇哆嗦，话语也不清不楚，原来是从外地来的，口音又重，这种可能是在某个小城市谋过职位，现在赋闲在家就重拾写作爱好。

这些老人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喜欢写长篇小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小说里的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来记录自己的人生。我记得有一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看上去精气神非常好，他过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个中年人，说是他的女婿。老人的小说记录了他从年轻时当兵，退伍，进入国企，又下海经商，经历商战。可以说故事非常精彩，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侧面。女婿说，老丈人退休后就一直在家里写作，已经写了十几年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作，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工作后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就把写作这事搁置了。退休后，就想好好地写，把自己一生的故事写下来。

也有对爱好至死不渝的，比如有的老人喜欢写对联，创作的对联有几百副，甚至上千副，自己找印刷厂做了假书，递过来的时候已经翻得很不像样。看样子，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是珍视，爱不释手地翻阅了无数遍。写诗的，作画的，大致也是如此，他们会像集邮的、钓鱼的那些老人一样，对于自己的作品爱护有加，总是要想办法把它们变成出版物。

参加一个学习班，认识了几个年轻的诗人。其中有一个在街道上班，这让我们很讶异。他说自己也是通过艰难的考试才获得这份工作的，为了生存嘛。但他更爱的是写诗，他喜欢在不被人关注的角落写诗。我常常看到他，在闲暇时，独自在一旁，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看到我们过来，会说抱歉。他是怎样一个年轻的诗人呢？后来，我看到他的诗，惊为天人。字数不多，行数不多，但就在那仅有的数十个文字里，却有一种力量。大约是他在基层工作，见多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尤其懂得人之艰辛，知道生的力量。他曾经跟我说，写诗太苦了，相较于写小说和散文，写诗似乎永无出头之日。但他又说，是真的喜欢，没有诗，大概就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理由。诗歌和其他文学载体一样，真的会成为一种信仰吧，可以支撑一个年轻人，不舍昼夜，面对长长短短的句子，深耕不辍，不问前程。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乏喜爱文艺的人，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姐，她曾经疯狂地迷恋唱歌，写小说，她敢爱敢恨，逃避父母安排的相亲离家出走，与相爱的男友私奔，做尽了一个文艺青年所能做的“离经叛道”的事。后来，她像一条被打捞的鱼终被收入网中，每天带着孩子过起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忘记了那个爱好文艺的自己，就像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走向。但至少，我们懂得读书的意义，还有思考的重量。没有这些，这个社会只会更加糟糕，污浊之气会填满每个角落，暴戾会更加横行，文艺，是我们温柔抵抗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个看门大叔，一个仓库的理货员，一个执迷于文字的退休老人，一个基层的诗人，在工作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可以凝神自处。即使现实的枪一直指着自己，依然可以从容不迫。

不用怕，大胆去走自己的路

实习生小吴要走了，临走时她有些怯生生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打招呼，跟她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记得她刚来实习时，也是这样，带着羞怯，用探询的目光向我咨询过入职出版行业后的发展前景。

当时我告诉她，这个行业太清贫了，在还没有完全踏入社会之前，可以把视野放宽一些，不要因为一时的喜好，把大好的前途给毁了。

小吴一脸茫然，一副一知半解的样子，后来她反问我：“那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个行业呢？”

是啊，我们为什么还这么拼呢？后来，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她：信念。

信念，多么虚无缥缈的词啊，但支撑着我们活下去往往是一种没有回报的信念。

单位常年都会有实习生来实习，像秋收的麦子一样，一茬又一茬的。曾经也有一个小男孩在我们这里实习。

小张比任何一个实习生都更勤奋，也更大胆地向老同志学习专业知识，甚至早早地就开始打探能否在实习期过了留下来正式工作。

小张家住在郊区，每天都要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和地铁来上班，有时候我会在地铁站碰到他，他会客气地过来寒暄。久而久之，就熟识了。他时常会问我一些业务上的问题，但最后都会转到能否转正上面来。可是因为学历问题，对于他进入这个单位来说还是设置了门槛。我只能暗示他，工作上勤奋一些，或许还有机会。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门槛，我早就明白，像小张的中专生学历，除非有足够的能力支撑，否则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单位里由实习生转为正式员工的。

但你能随意抹杀一个孩子的梦想吗？后来，小张实习期过后，去了法警系统下面的一家杂志社工作，看上去一切都那么顺利，也似乎达到了他满意的结果。

有一次，小张顺道过来看我们，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一直絮叨在杂志社的工作境况，时而说工作还不错，时而又说不是自己想要的感觉。我多少听出他是怀念从前实习的日子，也很想告诉他，实习和正式工作的区别，临时对待和长期责任心的差距，但他似乎已经听不进去，执念于想有机会能再回来。

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在旁边重复着自己的工作细节，甚至要求我打开他公司的主页，看看他现在的工作是多么枯燥而乏味。

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只好以还有事情为由，告诉他可以离开了。

我坚信小张是个有梦想的孩子，并可以为自己的梦想付出一切努力，但很想告诉他，如果你真的对当下的工作有诸多不满，或许可以选择离开。裹足不前的并不是工作的门槛，而是自己给自己设立的门槛。

不禁想起在北京工作时的事情，当时单位里招聘了几个刚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工作资历尚浅的同事。

这几个年轻同事很重视这份工作，无论是业务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他们都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他们积极地和身边的人打成一团，并逐渐向外扩展，很快，他们便建立了自己的人脉圈。

后来，他们开始筹措着买房、恋爱，这一路上，自然少不了大家的帮助和苦口婆心，比如会告诫他们不要找太漂亮的，尽量找门当户对的，可以一起打拼的，不要找太娇气的。买房子要买到可以升值的区域，如果是为了结婚要买在城区带学区的位置，哪怕是老房子。他们点头应允。

可是，他们真的会遵照这些看上去像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既定程式去做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的身边充斥着各种以自己生活经验强加于人的人，有些是我们的亲人，有些是同事，他们用自己所谓成熟的金钱观、事业观和恋爱观，以过来人的语调，以同情的理由，试图去改变周围的人，让他们按照自己既定的生活模式去经营自己的未来，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人格和尊严，不要害怕走你自己的路。也许会有人嗤之以鼻，有人隔岸观火，有人加以猜测。时移世易，与走出来的路相比，那些背后的指点批评都已不再重要。

当你走得越来越远，甚至超过你的想象时，所有的看好和不看好，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他人的经验只是你的一个参考，放心大胆去建立自己的新生活吧！

美好不在于富足，而是心境

若不是一场车祸，聪仍然会过着从前那种忙碌的日子，出入高档写字楼，满世界飞来飞去，边喝着咖啡，边谈着客户。

当初聪从一家985名校毕业，回到家乡进了一家全国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因为专业性强，口才又好，很快便成了当地排名靠前的金牌律师，经常要往返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在二十九岁的时候，他遇见了自己的爱人琼，琼也是一名律师，因为一场官司，他们分别为原、被告的辩护人，法庭上二人争得不可开交，案子结束后，他们却互相欣赏，走到了一起。很快，便结婚生子，过起了人人艳羡的小日子。

做律师虽然辛苦，但收入不菲，在他们所处的那个不算大的城市，早早便步入了中产阶级家庭。聪的业务越来越忙，就建议琼放弃律师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孩子。琼显然不太情愿，毕竟自己也是首屈一指的金牌律师，哪里都不比聪差。两个倔强的人，在几次交锋后，“庭外和解”了，琼答应他，退出律师界，回家相夫教子，前提是聪每年要空出一段时间来，陪他们外出度假。

琼经常会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旅行见闻，美国的加州1号公路和马蹄湾，日本的岚山竹林，冰岛的斯科加瀑布和黑沙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世界。

聪总说，他欠琼的，他要带她去看全世界最好的风景。有一次，琼在朋友圈发自己和狮子的合影，那是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她的皮肤已经晒得黢黑，但她的笑容足以融化整片草原。

显然，他们是幸运的，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又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

但世事就是如此难以预料，三十八岁那年，聪去往巴黎出差。一个夜晚，他和客户喝完酒离开酒吧，刚走上街头，一辆小轿车以狂飙的速度疾驰而来，让他躲闪不及。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向空中飘去，那一刻，他的意识是清醒的，清醒到当自己的身体快要降落时，又感受到汽车向自己冲过来，再次将自己抛入空中。

直到他在医院苏醒，得到的答案是：除了几处皮外伤，缝上几针外，竟然可以出院了。

他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但现实摆在面前，由不得他不相信。他连“赔偿”两个字都没提，便大摇大摆地出了医院大门。

他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意外，但事实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回国后，继续忙碌地工作，继续加班，直到有一天，他感觉到头痛欲裂，大脑仿佛有千万根针在扎在刺，在来回地搅动。

他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一直以来，他以精力旺盛而著称，凡是大的官司，事务所都会考虑到他，他甚至还在业余时间编写着多本法律教材，以对更多的热爱法律专业的学生可以有所助益。

聪知道一定是那场该死的车祸带来的后遗症。自此以后，聪接二连三地头痛，在吃饭的时候，在上厕所的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

琼说，或许是太累了，年岁不饶人啊，要不休个假歇一歇吧。只有聪自己明白，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聪趁出差美国的机会，去看了心理医生和精神科的专家，医生告诉他，他的大脑并没有损失，但却因那场车祸而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症，在医学上叫创伤后应激障碍，俗称PTSD。

也就是说，在他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某种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虽然世界上所统计的发病率屈指可数，但偏偏让聪遇上了。

他想起以前看过的战争电影，《第一滴血》《美国狙击手》，还有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那些经历过生死关头重大创伤的士兵，看到空中的礼花绽放时，不是欢呼，而是放低姿态抱头寻找掩体。在美剧《杀戮一代》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布拉德·科尔伯特说自己从伊拉克战争回国后无法再正常开车，连续被吊销25次驾照后，他仍然不能从低落的情绪中走出来。而另一部名叫《出租车司机》的电影中，越战老兵特拉维斯·比科尔从战场回国后，却因为患上失眠而成了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他常常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奇怪言行而烦恼不已。这些都是“闯入性记忆”导致的侵略性思维，患上PTSD的人常常会自责，但又无能为力。

聪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以前那个为了一个案子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的大律师已经消失了。现在他时常头痛，并伴以不思饮食的怪癖，整个人颓废了下来，身形日渐消瘦。

他一次次去看心理医生，去康复研究中心寻求解决方案，也吃过多种治疗焦虑症的药，但都无济于事。对药物的依赖甚至令他的身体出现了副作用，失眠、厌食、喜怒无常，让他更加焦虑和不安。最终，他不得不去寻求更深层次的心理治疗方法，也就是认知行为疗法。

心理医生详细地问他受伤的经过，帮他克服长久以来的恐惧感，并带他去认识了几个同样出过车祸的患者，他们的心理修复过程同样漫长和煎熬，但希望还是有的。心理医生告诉他，恰恰因为他之前的工作，需要事无巨细，以及强大内心的支撑，当他出现PTSD症状时，会比常人更为严重，会更容易获得反复记忆，属于高易感人群。

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他学会让自己慢下来，不去想工作、家庭上面的琐事，彻底放空自己，听听音乐，并让自己在封闭的房间里，用耳机听大自然的声音，听鸟鸣的声音，听海啸的声音。但效果仍不是很理想。

聪知道一切的治疗都不如自我疗愈来得更好。有一次，聪无意中读到一篇文章，那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写的，说是日本人三天两头派飞机来轰炸昆明，空袭警报时时响起。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除了日常搞学术外，还要进行“跑警报”的运动。一有警报响起，大家就撒丫子往郊外跑。那段十分恐怖、充满生命危险的日子，在汪曾祺的笔下，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写到“跑警报”的途中遇见赶货的马帮，他们竟然可以吹着口哨唱着调子，做小买卖的也瞅准了商机，挑着麦芽糖到郊外来卖。而学生们则是躺在“防空洞”里谈起了恋爱。

这显然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行为，是一种生于忧患，不畏恐吓的“儒道互补”精神。人的心理弹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宽广，聪似乎从中觅得了良药。

聪开始将满满的工作安排尽量缩减，而把足够的时间留给了自己，读书和跑步，他沿着海边跑步，耳机里回响着森林在风中摇摆的声音，他陶醉于这种简单而又充实的生活，仿佛一切都放空，灵魂归位。

这两年，聪的身体慢慢好转。他说，以前觉得忙碌才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看着那些在海边闲逛林边遛鸟的人，我都替他们着急。现在想想，好生活来自于心境，而不是你拥有多少。

现在的聪精力充沛，除了做好律师的本职以外，还做一些文艺演出的策划活动，这让他从一个工作狂，变成了一个有文艺气息的大叔。这种改变，令他感觉重新找回了自己。

我们的一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意外，意外，会让我们变得颓废，一蹶不振；意外也有可能会让我们找到另一个自己，重获新生。也许，明天和意外只是为了提醒我们，生活的标准不在于富足，而在于心境。

心明则眼亮

据说人的七窍是相通的，当你悲伤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眼睛、鼻子和口腔的共振，它们平时互不妨碍，互不打扰，哭起来的时候却又紧密联合在一起，涕泗横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也有种说法，视力好的人，听力可能要稍差一些；相反，听力好的人，可能视力就稍逊一些。这个说法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引申到人的五官、身形、气质、性情等等，你会不得不感叹人无完人，每个人的优劣各不相同，如同悲喜无法共情。

世间万物，无不如此。

城市的基建工程里，每一条路上都有盲道，地下通道里也有，盲道往往比寻常的路用料更好更结实。但我们也会发现，很少会有盲人在上面行走。一是盲人很少出门，特别是年纪大的盲人都会在固定的场所里待着，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出门的；二是也有年轻的盲人，很大一部分是从盲人学校毕业的，他们出门都会三五成群，像一个群体组织，所以，使用盲道的机会也就不多。

渐渐地，也就无人关心这盲道原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倒是有些小顽童当这是一条特别的道路在上面玩耍。

香港街头过红绿灯时，会有叮叮叮的声音，非常急促，听起来比闹钟还要惊扰，初听时好奇，再听时有些烦躁，仔细听却又觉得其中必有玄机。

曾经有过一个猜测，这个叮叮叮的声音如此紧凑刺耳，一定是催促人们快步经过红绿灯。香港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这种声音倒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存在。直到有一天，一位香港本地的朋友告诉我，香港街道狭窄，快走几步就能横跨过去，并不需要大动干戈如此催促，这叮叮声是为残疾人，主要是为盲人准备的，因为盲人看不到红绿灯的指示，也不确定每条路红绿灯的时长，有了这声音的提醒，盲人就有足够的准备过马路。这么人性化的提示音，恰恰体现了一种细节，对于少数人的关怀。

作家毕飞宇在写《推拿》前原本在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因遇到瓶颈而闷闷不乐，那段时间他度日如年，便到家附近的推拿店做按摩。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推拿师傅，和他们相谈甚欢，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常人不曾关注的一些细节。触动他写下这部小说的原因，是有一天他做完推拿，最后一个离开。和师傅一起下楼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原本毕飞宇是搀扶着师傅下楼的，一时停电，毕飞宇倒是看不见路了，有种突然失明的恍惚感。这时候，师傅说我带着你走吧。就这样，他们一起下了楼。师傅说，这会儿我比你厉害吧？毕飞宇觉得这很有意思，盲人眼中也是有光的，只是常人的光是亮的，而盲人的光是黑的。

我也有过多次去做推拿的经验。有一阵子，职业病发，腰椎疼得厉害，去中医院看过，老医生一脸不耐烦，针对我的询问没好气地说这病治不好，只要不疼就算好，但还会复发。就这样草草打发了我。实在忍受不了长期的疼痛，听从朋友的建议去推拿店做推拿。

接待我的师傅是个半盲人，戴了个茶色的眼镜，他说自己小时候也是能看见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渐渐失明了，但现在隐隐约约还能看见一些，但因为视力障碍，找工作并没那么容易，所以入了按摩这个行业。

没好意思问他曾经看见过世界五彩斑斓的样子，后来看不见了会不会很失落。他一脸平静，推拿的时候，他十分温和，不时问轻了重了，我疼得龇牙咧嘴，告诉他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师傅说，我给你试试一种油吧。师傅有口音，我听着像是说老虎油，后来知道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油。他抹在掌心里给我按摩，腰际顿时火辣辣的，那油似是沁入了肌肤，深入到骨头里面，疼痛也消了许多。他说，你要是怕疼，自己去药店买一瓶，疼了就自己抹上一点，不用专门来做推拿。接着他又说，腰椎这种病怕寒，注意保暖就好了。

还有一次，我去做颈椎的推拿治疗，那是一家藏在美食街角落里的推拿店，虽不算是老字号，也是十几年的老店了。师傅年纪也不大，许是中午休息的时间，店里没有一个客人。他舍了午休过来帮我按摩，边推边说，你这年纪轻轻的，肯定是上班久坐的结果，你不用推拿，多去爬爬山，打打羽毛球就改善了。

这两个师傅都与我素昧平生，他们不会炫耀自己的手艺，也没有讨好。他们的那种厚道总能让我们这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感到羞愧。我们在红尘中翻滚，尝尽了甘苦，也历尽了辛酸，虽然眼明，八面玲珑，早已失却了原始的信仰，和童真的眼眸。

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记得刚回南京时的一次聚会，一位年长者对我说：“你把自己拧得太紧了，像发条一样。放松点，打开自己，去经历一些未知的旅途，去认识一些从未想认识的人，或许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自己。”

当时的我一脸茫然，一直以来，我并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是过于紧张了，还是变得从容了。

但有些事就是当局者迷，在外人眼里的那个自己，或许是最真实的。你的言行，你的举动，你的不经意流露出的眼神，或许都会成为别人判断你此刻心情的证据。

后来想想那句类似告诫的话，虽然是那么像心灵鸡汤，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异常受用。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只有自己才最懂自己，却不知那些随时击中你的话，是出自那些与你只有一面之缘的人。

曾经认识一个台湾男孩，他叫徐笙竣。徐笙竣经常会在微博上“艾特”一些朋友，其中包括我。随时汇报自己现在到了哪里，见到了什么，他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背景有时候是西藏，有时候是新疆，有时候是一望无垠的内蒙古大草原。

每一张照片上，他都报以灿烂的笑，让人无法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曾几何时，上天对我们的生命开了个玩笑，在年轻生命奔跑的旅途上给予重重的一击，本来是挥洒青春汗水的年纪，却必须与病魔对抗，在生死一瞬间与死神勇敢说我要活下去。

我还记得他有一次做自己的旅行分享会，我去看望他，他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十分谦逊。他介绍自己的家乡，那是一个在台湾来说相对偏远、落后的地方，但十分美丽，那个地方叫白河，在台湾的南部。他发现自己患白血病时才十九岁，还是自己拔智齿时才发现的。这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一时难以接受。谁都知道白血病是不治之症，甚至已经有殡葬业者到病床前递名片了。“有种被诅咒的感觉，心情真是糟透了。”他当时这样想。

那一年，他做了七次化疗，十五次骨髓穿刺，六次腰椎穿刺，在注射了大量激素药物后，体重一下子飙升至七十多公斤，变得极为臃肿。

还好，他从小就喜欢运动，他想着或许通过锻炼能让身体有所恢复，哪怕能多活几年也是好的。但身体机能和肌肉的严重衰退，让他连爬个楼都觉得费劲。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尝试单车骑行，先是从家乡台南骑到了最南端的垦丁，接着又开始尝试环岛旅行，在首次环岛935.5公里后，他连续三年每年环岛一次。

从二〇一一年起，徐笙竣开始踏足祖国大陆，用十四个月的时间，骑行云贵川北高原、甘肃丝绸之路、巴丹吉林沙漠、川藏、青新公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三省……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当我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时，我应当决定生命的宽度。我要用车轮去丈量大地，体会生命意义。”徐笙竣说。

二〇一五年的夏天，他的新书《世界在我脚下》在中国台湾上市，向世人昭示，只要认定自己，给自己足够的信念，就不怕任何艰难坎坷，生命的长度就此被拉长。

多年之后，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仍然活着，并且活得异常精彩，他用实践告诉我们乐观面对生活的勇气是多么重要，只有勇敢、真挚、不放弃，才会将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徐笙竣或许是个特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他那样，与死神搏斗。但我们起码可以学会相信自己，发现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

一年又一年，当想象着自己还有张青春不老的脸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好久没有照过镜子。镜子中的自己早已不是以前的少年，而少年时的梦想又有几件已经实现？

走过的路就像丢弃的玉米，你再也捡不回来。在前行的路上，你永远是一个饥饿者，并且要保持饥饿的状态，这样，你才有动力和信心，去寻找食物。

时间像个老者，教会我们太多太多，当你以为自己的情商提高了，却发现智力并未跟上；当你以为自己的努力够了，却发现好多事并不是靠单打独斗就可以解决的。世上有千条路，你选择了，就要义无反顾，但世上也有千种行路的办法，一种不行，还有另一种。

做一个逃避的人比做一个迎难而上的人容易得多，但逃避就注定停滞不前，而路一直在你的面前铺陈，你走不走，都会老的，只是不要老成自己讨厌的样子。

那些不幸也许正是人生的幸运

参加一个会议，席间有人提起江苏作家储福金青年时期的遭遇，大约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上山下乡时遭到的各种非人对待。有人说得义愤填膺，有人劝慰，有人有感而发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反倒是坐在同桌的储福金却始终笑呵呵的，没有怨怼和伤感的情绪。大约是他经历了更多的世事，早已看得淡了，也可能他觉得如今重新说起已毫无意义。

回程途中，有幸坐在储福金老师旁边，听他乐呵呵地说起最近发生的事，像唠家常。说自己住进了新房子，整个屋子的装修都是自己和老伴完成的，说自己对儿子的培养，说创作过程中有趣的故事，仍缄口不提前尘往事。他说，人生的际遇就是很奇怪的。年轻时候吃过的苦头，如今看来，抛却时代的痼疾给人造成的伤害，其他的只能说是经历。

终于，他还是和我说到了往事，但并非消极的，而是他人生中最幸运的一段。当年插队回来的储福金可以参加高考了，可以读书了，他和赵本夫、叶兆言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住到了未名湖畔。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莫大的幸运。一开始他们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自己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但好歹熬出头了，可以去读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上了一段时间的大学后，他们觉得北方的气候太糟糕了，实在无法与湿润的江南相提并论。于是，他们一起提出要回到南京上学。他们坚定地向学校提交了申请，也向南京大学提出了申请。当时，他们三人已有作品发表，是文坛升起的新生力量。自然，北京大学非常不舍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南京大学则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他对这段往事十分怀念，好似命运得到了垂青，要与人分享这份美好。虽然储福金说他们从北京大学到南京大学，看似是往下走，实则是再一次印证了，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学校对人才的珍视。

作家格非也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自己的少年往事。那是他的高考。格非是一个偏科严重的人，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物理和化学都没超过四十分，母亲决定让他去学木匠。巧的是木匠师傅看不上他，他也并不想当木匠。更巧的是镇上的小学老师得知他高考落榜，不知如何挨家挨户地找到了他，说要将格非引荐到一所中学去补习。

但上补习班也是有条件的，格非的每门成绩都不太理想，当得知要交成绩单时，他谎称成绩单丢了。于是，小学老师让他去县文教局查询并抄一份回来。格非忐忑不安地上了公交车，一路打听找到了文教局。只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恰好，里头出来一男一女，男的让明天再来，女的看他年纪小有些于心不忍，便把他带回办公室查档案。查了很久没有找到，男的更加不耐烦了，女的则满头大汗。格非只好将自己如何高考失利，如何谎称成绩单丢了，如何找到这里的事说了一遍，并乞求他们可以为他更改一下成绩单，好让他能上补习班。

最终，女的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这个孩子是真的喜欢上学，冒着风险给他出了一份新的成绩单，并盖上了章。临走时，送他一句话，“苟富贵，无相忘。”格非通过这份成绩单，去上了补习班，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开启了他的大学求学之路。

说起这段经历，他说：“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

很多人都知道叶兆言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孙子，作家叶至诚的儿子，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叶兆言曾经是一个弃子，被叶家收养。叶兆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过长篇散文《纪念》。这篇文章记录了自己真正的出身，也从子一辈的角度审视和剖析了父一辈的心灵。

叶兆言是在十岁的时候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在一岁的时候被叶家收养，视如己出，祖父和父亲都对他十分疼爱。

但他的童年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叶兆言十三岁的时候，经历了一场劫难，哪怕当时所有人都没察觉出。在一场与同学的嬉戏中，他的眼睛被同学扔出的石子击中了，当同学们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只好叫来了老师。老师将他送去了医院，动了手术，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医院管理混乱，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事情发生之后，在干校的父亲赶回南京，到医院探望，见是被别的孩子打伤，顿时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当时，叶兆言并不明白父亲说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二十年后，在一次和余华、苏童的聊天中，他才无意中说起这件事情，并对父亲当年的话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我父亲从内心世界来说，他真是愿意自己孩子受伤也不愿意去伤害别人的那种人，因为伤害别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严重。”无疑，叶兆言的父亲和所有善良的父亲一样，宁愿自己的孩子受伤，因为他认为伤害别人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无疑，他是不幸的，因为少年心性，因为父母的“接受和理解”，因为所处时代的悲哀。而他又是幸运的，他入了书香之家，继承了父辈的善良，又因为少年时的遭遇，让他更懂得去理解他人，去相信文学能成为一种工具，可以抚慰心灵上受过的苦痛。

他不抱怨命运，总觉得已经十分幸运：想考大学，最终考上了；喜欢写作，最终成了作家，还恰好能靠写作养活自己。“人生中有许多你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喜欢的这两件大事都实现了，很感激。”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甚至在某个人生阶段的一个选择，一个被动的默认，你的人生航向因此被改变。福兮祸兮，我们无从辨别，也无从知晓，只有向前走着，蹚过一条河，越过一座山，终究可以看到夕阳，一样的红彤彤。

在灾难和意外面前，且行且珍惜

有那么几年，每逢暑假，远在安徽的姑父都会过来接我。

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风雨无阻，我在年幼的时候甚至嫌弃他的到来。他身上破旧的衣服，黏糊糊湿答答的汗味，还有他头上那顶漏风的草帽，都让我觉得无法靠近。

每次他都是兴冲冲地来把我接走去他家玩。而我执拗着不肯跟着去，无理取闹，姑父仍然乐此不疲，一脸的虔诚，好像不把我求回家就会有灾难降临似的。

直到有一天，母亲跟我提起一件事，是关于姑父的。她说：“你还记得姑父家有个小伙伴吗？跟你差不多大。”

我摇摇头，母亲继续说：“你大概忘了，你姑父以前有个儿子，跟你一样大，你们一直在一起玩的。”

听到这话，我差点跌坐在地上。就好像之前的日子都白活了，好像人生就这样被轻易改写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这样一个男孩，与我一般大，还和我有过一段童真无邪的友情。

母亲说：“你仔细想想，是不是你们经常去江边玩？他就是后来在江边玩耍掉到了江里，淹死了。”

我突然明白，姑父为什么一直对我视如己出，一直希望我能在他家多待一段日子，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一秒钟，哪怕我总是满口抱怨和不情愿，他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耐烦。在他的心里，一定是因为我的到来，能让他空缺的心底有所慰藉。如果那个男孩还活着，也如此任性，他也会这样温柔相待吧。

这是我人生中听到的第一个关于意外死亡的故事，且与我息息相关，又好像无关。就算我漠然漠视漠不关心，但每当夏天来临，我都会成为一个替代品，我会想到姑父行色匆匆，好像要完成一件使命一样，把我从家里接走，接到那个离江不过几百米的地方，一间黑咕隆咚的屋里。不远处的江边是他儿子经常去玩的地方，也是消失的地方，也许一直就在那里，从未长大。

我曾经有一段在工厂打工的时光，因为经常加班要很晚才能回住处。回去的路上已经很累了，踩着脚踏车的双脚已经轻飘飘的，终于有一天，在经过一段黑路时，车子磕到了一块石头，我整个人飞了出去。当时，我只感觉眼冒金星，瞬间便毫无知觉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扶到了床上，弟弟在旁边照看着我。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没想到还活着。那一次，我伤得很厉害，整个半身都血肉模糊，半边脸也破了皮，下巴更是伤到了骨头，流了很多血。

即便如此，我已经无力去医院，因为在离家较远的一个城市，不能告诉父母，我只能躺在床上等伤口自己愈合。第三天，我终于可以下床，才在弟弟的搀扶下去医院涂了点红药水。

医生很惊叹，说：“你们也太马虎了，就算不怕流血过多，也不怕得破伤风什么的吗？”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生与死的瞬间，有那么一刻，或者更长的时间，我已经毫无意识。那是一种与睡眠不一样的感受，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飘浮，在上升，好像要离地而去，永远地飞离地面。

参军入伍后，经常要参与一些国防建设的劳动。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去挖坑道，那种坑道有点像防空洞，但施工的人说这是电缆沟。要是不用抡起镐啊锹啊挥舞的话我还是乐意在那些洞里穿梭来去的。

这种罗曼蒂克的想法在午饭后便被我付诸行动，我和另一个战友躲到坑道里一个拐弯的地方躺下休息，那里有风吹进来，凉凉的很舒服，很快，我们便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才醒过来，坑道还是那个坑道，仍然有凉风吹进来，但战友们呢？我们撒开腿就往外面跑，所幸，他们就在外面的工地上干活。队长过来只是用一种很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们，那种眼神至今我都记得，充满了恼怒愤恨埋怨担心的复杂情绪，但当时他什么都没说。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无知地做这样一件事，因为据说刚挖的坑道随时都可能塌陷，想想都心底发凉。

上学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是讲蜉蝣的。

有一天黄昏，一个走在森林里的人，遇见一只蜉蝣正在哀伤地痛哭，那人问蜉蝣：“你为什么在这里哭泣呢？”

蜉蝣说：“我的太太在今天中午死了，所以我才在这里痛哭呀！”那人说：“现在已经黄昏，你也很快就会死，何必哭泣呢？”蜉蝣听了，哭得更伤心。

那人不禁莞尔，蜉蝣朝生而暮死，中午死和黄昏死有什么不同，何必哭泣呢？于是他就离开了。

等走远了，他才想到，从人的眼光看来，蜉蝣的一生是如此短促，中午死和黄昏死差别不大；可是从蜉蝣的眼睛看来，中午到黄昏就是它的下半生，那下半生也是和人的下半生一样地漫长呀！

作为铁道老兵的姨父，曾经随部队驻扎在北京的东大门唐山。似乎所有人想到唐山，都会联想到那场旷世难平的地震灾难上。

但我从未听姨父提起过，姨妈说，你姨父当年也是参加救灾的官兵之一，没有人比他更接近死亡，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死亡的可怕。

也正是因此，后来姨父得了癌症，硬是在他强烈的信念下，病愈出院了，至今健康地活着。

在灾难和意外面前，我们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且行且珍惜。

星光里的赶路人

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工作，经常要往返南京、上海两地。

我是在南京火车站的人潮里发现韩的，他在排队买票的人堆里被挤得东倒西歪，焦头烂额。虽然过去那么多年，我还是能一眼认出他。当年，我们是连队里最耀眼的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排练文艺作品，一起主持，一起领唱，一起在下着大雪的时候抬着一个大铝盆去营区外面的井里打水。

我们经常会仰面滑倒，然后哈哈大笑，好像青春就应该这样，不停地摔倒，就变得坚强了。

我穿过人群拍了一下他的肩。他回头看见我，满脸的欣喜。原来他是要去杭州开会，那时候宁杭高铁还没开通，只能借道上海。他说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前面还有那么多人，很可能买不到票了。我告诉他其实可以先上车后补票，这样就不用担心时间了。

经过一番折腾，他跟着我一起上了车，说起以前一起当兵的细节，都觉得恍若隔世，又仿佛还在眼前。当年的韩被战友们戏谑为“孩儿面”，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皮肤又吹弹可破，活像个瓷娃娃。于是，经常有人边捏着他的脸边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抹了孩儿面。现在的他已人近中年，脸上布满了雀斑，左侧脸上更是有了一块很大的伤疤。

他说退伍前和一位长春的姑娘结了婚，因为不适应东北的生活，还是回到了南方，在家乡的一个工厂里当上了技术人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家里也在翻新房子。

他家我是去过的，那是很多年前，我刚刚从原来的部队被调往别的部队，韩通过休假的机会打听到我也正在休假，便打电话约我去玩。他家在一个古镇上，古镇完整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白墙黛瓦，家家都有栽满绿植的院落，连排水系统都缜密有序。每家每户的房屋周围都有一个水渠，水渠里流着清冽的泉水，据说是从不远处的山上流下来的。

那时候韩的父亲已经因病去世，母亲也身患顽疾，经常坐在门前的长椅上不停地大喘气。他家的房子可能是镇上最差的，四处黑乎乎的，只有很小的窗户里投射进来的一点阳光，才能看清家中简陋的摆设。韩告诉我，因为父母的病，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唯一的家庭支柱是在上海远洋海轮上打工的哥哥。

前几年母亲病重，本来为了妻子留在长春工作的他，不得不回家。后来，干脆就没再回长春，就在家门口找了份工作，糊口养家。

一晃火车就到了上海，我们在车站的月台分别。他笑着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还没聊够呢，火车就到了终点。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事实如他所说，我们再没有见面。

如同他在路上提到的那些战友，我们都在记忆里为对方保留了一个角落，但却早已不知对方的下落。

比如老金，那个曾经班里最优秀的家伙，他总是出口成章，表达一件事情时总是用成语来诠释，大家一度非常讨厌他，觉得他过于炫弄文采，其实是年轻气盛心生嫉妒。最要命的是他还是我们班里经常被表扬的人物，特别是站队列时，队长经常会夸他是班里唯一站得挺直的，像个军人的样子，将来一定是个当将军的料。

那时候，大家都是薄衣少年，吃再多也经不起超强度的训练，一个个都清汤挂面似的，哪有什么胸肌可挺。后来，老金转业回到呼和浩特，在银行工作。偶尔有次联系上了，他早已没有去时的意气风发，也不再妙语连珠，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工作和孩子，并且学会了攀比和炫耀，一度让我对照起他当年的样子。

再比如浩子，那个东北的质朴男孩，因为功课底子薄，军事素质一般，常常被大家忽视。直到离别的时候，我们坐上了同一趟军列。车上，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像两个太过于熟稔的人，不需要说太多，便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转眼各自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有太多的话没有说。

虽然后来我们经常通电话，他告诉我自己还在做老本行：坦克、装甲车的修理和维护。

也是通过他，我知道了其他一些战友的下落。有一年，他去北京进修，给我寄了厚厚的一摞相片，那是他在天安门、故宫等地的留影。他说，在班里的时候，我是最照顾他的，那时候他很自卑，若不是我鼓励他，他不会有今天。他是在东北一个小城里长大的孩子，属于天资不算聪颖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想过会入关去祖国的心脏看一看。如今，这些愿望都实现了。

照片上，他笑得很爽朗很自信，一点没有当初少年惨白的颜色。再后来，我回了南方，便与他失去了联系。

还有，来自苏北的两位老乡，他们是在我到机关工作后认识的。

那时他们在车队开车，因为经常出车的便利，其中的小管便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家境优越，因为是单亲家庭，从小由在一家著名医院做主任医师的母亲抚养长大，备受宠爱。他们很相爱，这从小管每次回来时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但好景不长，在女孩将小管带回家的那天，小管遭遇到了尝到爱情甜蜜以来最大的挫败，女孩的母亲将他推出门外，说如果女孩再和小管在一起，就断绝母女关系。

这种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情节，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小管一下子无法接受，男人的自尊心迫使他摔门而去，无论女孩如何劝解，都不想再回头。后来小管和另外一个女孩结了婚，但始终忘不了曾经喜欢的那个女孩。

另外一位老乡叫大龙。他是那种少有的厚道人，喜欢像个大哥一样照拂身边的人。很多的老乡聚会都是他一手安排促成，并在众多老乡间建立起桥梁。隔三岔五他会来机关找我，聊的多是家乡的话题，还有小管们的恋爱故事。那时候，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胡吹海侃成了家常便饭。

大龙也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姑娘，那位姑娘是个孤儿，但很积极向上，在上班的同时，备考着高级会计师职称。大龙后来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会盯着问我和哪个女孩恋爱了，有没有结婚，要孩子了没有。

而他自己，却一直生活在遥远寒冷的北方，只有在给我打电话时，才会想起我们有次在营区外面的烧烤店里，喝得酩酊大醉，说将来一定要回到南方，回到那个四季分明，可以看见满山遍野油菜花的地方。

有时候做梦，会梦见一些从未去过的地方，但梦境里的人大抵是似曾相识的。

或许，正是这些曾经在生活里经过的人，带你去了他的家乡，或者他现在生活的地方。所以，梦里的事物才那么陌生，而话语又那么熟悉。

如今，我们或许都天各一方，生活得和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可当初的豪言壮语犹在耳边，青春的梦想还未走远。而我们已人到中年，有太多无法改变的现实，最终湮没了我们荒诞而又亮丽的初衷。

少年飞走了

要不是我那次回家探亲时的骑行，或许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青了。青是我初中的同学，我们相处的时间不过半年他就退学了，后来便音信全无。

那年夏天，我骑着单车沿着郊区一条林荫大道行进的时候，青突然从路边出现了，他告诉我他家就在这里，他带我参观房前屋后种的那些绿色的植物，还有叫不出名的花，他还是那么喜欢花鸟虫鱼，像上学的时候一样。他告诉我，要不是在城里上班，家里也会养一些小动物的，实在无暇照顾，便只好作罢。

我们开始聊上学时候的趣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显然，青的额头已经没有那时候的光洁，笑容也不再阳光，多了些生活强行赋予的艰涩。是啊，谁敢与岁月为敌呢？在时间面前，我们都是失败者。

那年暑假过后，青因为上学期生了一场奇怪的病，不得不休学，然后转学插班到了这个学校。

我清晰地记得学校的围墙很高，高到像深宫大院，高到连夏天的风都难以吹进来。好歹学校的院子里有密密匝匝两个人也围抱不过来的梧桐树，宽大的叶子可以给予我们一丝阴凉。

刚入学的时候，我极不适应，经常自觉不自觉地盯着窗外的树叶发呆，仿佛那里装着另一个世界，神秘而又空洞。即将进入青春期的人是多思多虑的，但没有人会理会你。

青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的，他面庞清俊，明眸皓齿，干净得就像佳洁士广告里的小男生。

午休的时候，他笑着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你一定喜欢。我跟着他跑了出去，穿过学校硕大的铁门，朝远处跑去。很快，我们到了一片杉树林，杉树林异常整齐，像整过队的士兵。里面也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树种，比如松树、柏树，还有一些白杨和泡桐。走得深了，阳光似乎也不见了，里面黑压压的。青一直往里面跑，直到我们都气喘吁吁，他才停了下来，然后指着地上的一个草窝说：你看。

我下意识低下头，发现草丛里是一窝红彤彤的东西，那是一群初生的鲜活肉体，准确地说是一窝小老鼠，那些还透着红润光泽的小生命在草窝里耸动着。我胃中一阵翻涌，本能地后退了几步，直到撞到一棵树上。我双手扶到树上，感觉手中有些黏黏的。我一下子觉得糟透了，感觉受到了羞辱。但青却半蹲在地上笑了起来，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露出他洁白的牙齿。

我有些生气地说：“你够了，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恶心的东西。”

青意识到我是真的生气了，便停止了狂笑，说：“你手里是不是摸到了什么？”

我点点头。

他说：“这是松香，这种东西还可以当蜡烛用呢，既能照明又能取暖，到了冬天你就知道这东西的好处了。”

我从树上将那团黏黏的白色结晶状物剥了下来，放到鼻尖闻了闻，果然有一些淡淡的清香。

青说：“你可以多剥一些下来，冬天的时候点燃它们，一定会又漂亮又暖和。”他边说着边在树上剥起了松香。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成了朋友，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才知道，一直以来那些小老鼠才是他真正的朋友，他并没有觉得那些小生命是人类的敌人，而是隔三岔五地去看它们，甚至他也会带一些食物过去给它们吃。在我看来这种事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他却一直这样坚持着。

慢慢地，我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成绩也开始好了起来，老师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经常让我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一些知识竞赛、作文比赛、书画比赛等等。青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仍然每天往杉树林跑，他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学习已然不那么重要。

青是那么喜欢大自然，他不但会带我去杉树林剥松香，还会带我去河边的一片银杏林，入秋后的银杏林一片金黄，青摘下一片放到我的手中说，你喜欢看书，可以拿回去当书签。然后他又奔跑了出去，回头大喊：“你快来看，猫头鹰，这里有猫头鹰。”

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去，一棵银杏的枝头真的栖着一只猫头鹰，那只猫头鹰个头不大，似乎并没有受到惊吓，正呆呆地望着我们。

青说：“猫头鹰是有灵性的，一般只有夜里才会出现，我们不要惊动它，不然它会去杉树林吃了那些小家伙。”青说这话的时候，神神秘秘的，好像有某种预兆似的。

相处久了，我才发现青其实并没有什么朋友，他的朋友是那些树、那些叶子、那些鸟类和小动物。他经常奔跑在大地上、树林里，还有秋天的风中。他把松香、银杏都给了我，好像这些与他无关，又好像他自己就是它们的一部分。

青的成绩一直不好，但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课程却听得非常认真。也许，他就是为大自然而生的。

冬天到了，同学们都相约着上街买帽子手套，青有些迟疑，说：“我们可以用松香取暖啊。”我拉了他就走：“教室里可不能点燃松香的，老师发现了可怎么办？”

街上人并不多，我们穿过一条条巷子，像穿过一条条阴暗荒凉的河流。直到在一个商场的拐角处，青突然停止了脚步，他的眼神停留在前面一个摆地摊的人身上，那是个个头很矮小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蓝色卡其布衣服，衣服很旧了，甚至有些地方有了破洞。他佝偻着腰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同样破旧的编织袋，上面放着一些类似方便面调料包的小物件。青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人，然后忽然掉转身，朝后跑去。我大声想喊住他，但他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前面的同学回头看着青远去的身影，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嘴角发出轻蔑的笑。但最终还是有同学说出了真相，那个中年人是他的父亲，摊位上摆放的其实是老鼠药，而他的母亲因为精神失常早早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就靠他父亲卖老鼠药为生。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青是那样地不合群，那么爱那些不具攻击性的植物，那么想要去保护那些落荒的小老鼠。他从不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也不和同学有任何学习上的交流，他总是像我当初那样，望着窗外的树叶发呆，偶尔一只鸟儿飞过，也能让他半晌回不过神来。或许就是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目光，才让他觉得我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还未到放寒假的日子，河面上已经结了厚厚的冰，这在江南是十分罕见的。青经常在课间休息时跑到河边敲一些冰块回来，放在路边，再点上松香，看着冰块一点点在松香的暖意里融化，然后笑得前仰后合。

他说：“你看，你快看，冰融化了，松香是不是可以取暖？”

临近期末考试，班主任开始找同学们轮流谈话。我们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从教室离开，每个人回来时的表情都不一样，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拷问，有的释然，有的困惑，有的振奋，有的颓唐。但我们还那么年轻啊，又有多少人会懂得少年的愁从何而来，恰恰可能就是因为不经意的一次谈话，一个眼神，我们便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自从那次谈话后，青便消失了，第二天他的座位便空空如也。他像冬天的候鸟一样飞走了。

青边给花草浇水边招待我坐下，说要留我吃饭，我执意要离开，骑行刚刚开始，路还很遥远，我不能就此停下来。临上路的时候，我一只脚踩着脚踏板，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停不下来的光阴。

我问他：“青，你当时为什么要退学？”

青先是摇了摇头，说：“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而且班主任找我谈过话，让我不要和你在一起玩，怕影响到你学习。我觉得这样上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感到震惊又生气，因为班主任的一段话，我就失去了青这个好朋友。

我不知道是怎样离开青的家的，逝去的友情却再也找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