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文/冯祎

2014年初春，在北京一所大学举办的书迷见面作品签售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文泽尔。在此之前，我作为旅行杂志的编辑，已经与他约了两年的稿子。

在那个能容纳300多人的阶梯教室里，连台阶上、窗沿边都挤满了人，我仿佛要穿越人海才能完成那次期待已久的“笔友见面”，彼时他还是侦探小说界冉冉升起的新秀。同时，也是翻译家、专栏作家、访德学者、私人图书馆馆长，甚至还有一份养活这些爱好的本职工作。那时候，美国专栏作家Marci Albonher作品《双重职业》中“Slash（斜杠青年）”这个词还没有普及。他的身份，就像他的旅行一样，很难被定义。

签售会后，我们回到酒店大堂里闲聊，第一次正式见面，却不觉生分，好像通过文字已认识了很久。至今记得说起他刚刚结束的香港之旅，因为拍婚纱照想到兰桂坊、太平山山顶和中环取景，所以没做任何筹划，念头冒出来后便直接订了机票酒店，一会儿工夫就坐在了酒店套房的沙发上，电视里尽是曼德拉逝世的新闻。他们在香港悠悠然住了一周，除了去山顶、坐缆车、看首映、吃Caprice①、太古广场购物、兰桂坊喝酒、逛庙街夜市这些传统项目外，每次回到酒店，都会打开电脑在网上聊聊天，或者取瓶啤酒看电视，坐在窗边望着来来往往的红色出租车发呆……奕居酒店的侍应生会在首次入屋时，道一声“欢迎回家”。他说直到离别，才悟出这一声的深意：一周时间虽短，他却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不知不觉，与游客们划清了界限。

那时的他刚过而立，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我接触的旅行作家中，文泽尔不算去过太多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主动拒绝海岛度假或者野生动物园——他喜欢待在世人皆知的那些城市里，但却不是匆匆忙忙地旅行、游览景点。他爱的是一个城市的真实生活，如一位当地居民般游走在街道上。就好像IMAX宣传语中说的那样：Be part of it。当然，不冷门不等于不快乐，他中意于深挖一个城市的内核，在世界地图上看到它们最立体的各面。

所以读他的旅行杂记，常常惊叹于他对细节的观察入微。

只坐飞机这一件事，都能被他像庖丁解牛一般，将各个环节拆解出趣味来：比如每座城市都有的机场，他用书店划分出了三六九等，南美机场的魔幻豪放——上百本西语版《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足够硬核，香港的快、准、狠——不卖文具的咖啡店不是好的机场书店，德国机场的爱书如狂——连杂志细分都能照顾到有养马、种植、电钻、手表、模型制作等冷门爱好的人；上了飞机，盖在身上的毛毯也被他细细研究了一番，新加坡航空直接成批订购纪梵希旗下的毛毯，带点短流苏，毛量奇大，手感温暖略带粗糙感，斯里兰卡航空的手工编织羊毛毡极具锡兰特色，甚至每一块的颜色、花纹都不一样，白俄罗斯航空的纯白长毛毯，打开包装就是一股伏特加香味；因为赶飞机，手指甲没来得及修剪完毕，不得已在德国汉莎的飞机上买指甲刀，无意中淘到了双立人黑盒限量版旅行套装，他便开始关注这些高空杂货铺……

离开机舱的方寸之地，他的好奇心更是无处安放。

因为一个用陶瓷制作的笔尖，他会跑到日本去寻找江户时代传承的杰出手工匠人；为了一尊埃赫那吞的雕像，便一路追到英国瓷都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去探究那些白色黄金的身世之谜；“北非之星”最初是1926年阿尔及利亚侨民在巴黎创立的第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政党，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名词有了更多衍生意义，水烟、北非菜、宣礼塔，或许是一座城市、或许是一个人，也或许是一个民族。带着“到底什么才是北非之星”的疑问，他又踏上了北非之旅；有时候是为一家店，去一座城，斯图加特周边最大的漫画店Sammlerecke②，布拉格火车站附近只卖三个牌子的老瓷器店，在布拉格Gambra-Surrealistická Galerie③可以买到世上独一无二的纪念明信片，东京目黑区日本文具大厂Midori开的“旅行者工厂店”，香港修宝丽来古董机及impossible复刻相纸的Mint Store，世界上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在他所有的旅行作品中，尤其喜欢他写的老欧洲。

白天是世界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到了晚上越夜越狂热，三杯下肚，才能见识酒吧里地下音乐的硬核；如果说，西班牙以明烈的阳光和奇谲的建筑让人神往，那么，作为西班牙17个自治区之一的安达卢西亚，则透露着更多独立与原生——在欧洲，那些过去由希腊人、最近由德国人负责忙活的事，安达卢西亚人很少关心；饮酒之余，他们仅需要做两件事：表现自我，和维持自我；尤其是欧洲还有众多历史丰厚且“品相兼具”的图书馆，它们是一个城市的精神地标。这本书收录的《图书馆朝圣》并非是他对欧洲图书馆的清单式罗列，所选择的三段经历看似毫无联系——对殿堂级的大英图书馆的揶揄；为寻一份罕见资料追到西西里岛的一家冷僻图书馆；最终选择了在老家武汉开了一所自己的私人图书馆——却是文泽尔关于自我与图书馆对话的一次私旅行笔记。

他自己曾说过，在去过的三十多个国家里，最喜欢德国。不只因为那里是他许多次旅行的出发地，也是他居住、工作过十多年的地方；最重要之处，还因为德国整体上予人以一种极度安心的氛围。“这种安心感怎么说呢，无论在斯图加特、在巴登巴登，在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抑或纳粹德国最早的集中营所在地达豪市，其坚如磐石的程度都不会有任何差别。”所以但凡关于德语区的选题，我总是喜欢先听听他的意见。

2019年，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我问他柏林在他心中是什么样子。他回复说，柏林是7个“Berliner”。Berliner是一种内里填满红色果酱，外面撒满白色糖粉的油炸面包，百年来风靡全德。从命名上看，只有“柏林人”这唯一的表面意思，但却诚如他对柏林这个城市保有的复杂记忆：柏林大教堂的苦杏仁味、胜利之柱的柠檬酸味、跳马社的麻辣味、柏林墙公园的空心，亚历山大广场的马卡龙味，板仔spots④的跳跳糖味，以及薄荷糖制的九寸钉Berghain⑤。

这比喻太妙了，不是吗？

英国著名旅行作家Mark Smith曾说，一趟优质的火车之旅来自三个方面——车外美景、车内体验、所遇之人和所逢之事。而优质的旅行亦如此。

在我们的编辑部，文泽尔的文章是公认的难改，不但要调动自己所有的历史地理学知识，还要保持故事形态上的完整性。因此任何删减都要谨慎小心，以免破坏那种天然的画面感，以及逻辑上的自洽。

我问过他为何如此痴迷于旅行，他反问：如果不旅行，了解并拥有傲然世外神物的概率，是否趋近于零？

是啊，人千万不能一生待在同一个地方，否则即便活过了百岁，实际经验上，也只得折半的寿命。他甚至说过，似乎应该每十年更新一次自己的生存场所，还得是那种从赤道到极地、从欧洲到南美式的迁徙才行。他还自嘲因为胆怯，始终没法做到迁徙式的新生，只能勉强维持每季旅行的跋涉，去老城、去岛屿、去遗迹、去洞穴，或者去看那些不久之前诞生的人类奇迹，最后曲折返回原地，感觉整个人都新生了那么一点点。“关于旅行，我深信它是某种隐晦的自我救赎，折中但不迁就的宽恕”——我们终究可以长居在相似熟悉的环境，却又能偶尔纷繁复杂地冒险。试想，如果这只是个半径百多公里的小星球，全无地貌，四季如冬，那又如何？

我相信，旅行之于他，是在好奇驱动之下的永恒求索，是对世界的束缚的克服。只要他的好奇心尚在，他的追索之心尚在，旅行就会对他构成永恒的召唤。

随着时代的更迭，即便LP⑥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人们越来越需要另外一种不同于路书式的阅读出口，上面或许没有景点、没有攻略，对目的地的描摹是个人化的，带有提炼和思辨，甚至不排除偏见的。《孤独的旅行家》通过文泽尔极强的共情能力，为读者造了一个他乡梦，阅读时往往会忽略现实边界。

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部书，在某一时刻，也能成为你的避难所。

只是关于本书的书名，我略有疑惑。得益于他的神经质（非贬义，并经本人认证），他好像可以在一个平行时空中与任何一位古今人物对话。

在维也纳泡吧，他的“酒友”是戴着茶色蛤蟆镜、蓄一字须、德语讲得磕磕绊绊，貌似斯坦•李本人的可爱老头；在大英图书馆，邂逅的馆员路易莎小姐是东方学博士，能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介绍江浙一带的藏书楼；埃及卡特巴城堡防波堤上偶遇的基督徒萨义德先生，教他通过宣礼塔一窥北非诸国之间的差异性；突尼斯的“的哥”黑子带他在麦地那老城和新城间游走；和家在台北、嗜书如命的同事M小姐一起逛台北书店……当然还有时不时跳出来的叶芝、乔伊斯、加缪、博尔赫斯、伍尔夫、维尔加、张爱玲、鲁迅、太宰治、大江健三郎，等等等等。

所以他说他是“孤独的旅行家”，我是不信的。

脚注

① 位于香港四季酒店的法国餐厅。—编者注

② 德语，意为收藏家的角落。—编者注

③ 意为Gambra超现实主义画廊。—编者注

④ 滑板场地。—编者注

⑤ 位于柏林的一间以电子音乐闻名的夜店。—编者注

⑥ 密纹唱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