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父亲

到达济南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点多。

12度的天气让我有点瑟瑟发抖。读书时候，数次经过济南，我都只是路过。这一次，特地到济南，却是为了生病的父亲。

堂兄在马路边等着我，小声地给我说医生的意思。当我听到可能是癌症的时候，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我故作镇定，跟着堂兄走到50元一晚的小旅馆。二姐哭着，父亲就蜷在床上。

二姐用力喊了喊父亲，父亲睁开眼，说了一句：“你咋回来了？”

我强忍着眼泪，望着父亲那已经有点面瘫的脸，望着他满脸的胡子，和那一身有点脏的衣服。

我不想让父亲住在那散漫着厕所味道的小旅馆，决意换一个住的地方。

只是，我不熟悉济南。打上一辆出租车，我让司机带着我看周围的旅馆。

一切安排妥当，堂兄去一家私立医院挂号，看看有没有止疼针。我扶着父亲走出旅馆，走了不到十米，他就吐在了路边。

那个晚上，父亲疼了一宿，我睡在地板上，一宿无眠。

天亮了，我跑到楼下的永和豆浆店给父亲买了一点早餐。父亲嘴里含着吸管，喝着豆浆。尽管如此，还是有豆浆从已的嘴里流出来。

我不敢相信，病了两个月的父亲竟成了这个模样。

去拿CT结果，去一次次挂号，去办理住院手续。偌大的医院里，我和二姐一次次地跑着，此时的父亲一个人躺在宾馆的房间里。

幸运的是，父亲得到了唯一的一个床位。

磁共振，磁共振的加强，每次推着父亲去做这些检查，都觉得是走在一座独木桥上，不知道还能否再回得来。

联系在北京的朋友，在深圳的表姐梅君，看万一有什么情况能否把父亲转到北京或深圳的医院。

那个时候，我特别地恨自己，为何认识的人那么少。

很累，不只是身体的疲惫，而是内心的那种煎熬，尤其是等待未知结果的那种煎熬。

第三天，我和主治医生谈了谈，定在周一手术。我给了主治医生500元，作为一个暂时红包。那是我第一次给人红包，有点不知所措。晚上，我和从莱州赶来的四姐回了老家，看看在家的母亲。

第四天，我调停了回深的行程，等父亲手术后再回。

第五天，我又和堂嫂到了济南。父亲的疼痛，依然没有减轻。给父亲刮了头，洗脚，擦身子，等候着第二日的手术。

第六天，早上八点，我推父亲进手术室。麻药单上签字的时候，我又塞了一个红包给麻醉师。表姐告诉我，手术中，麻醉师和主治医生都需要打点。十点四十，父亲被推了出来，进了监护病房。

现在的父亲，依然吸着氧气，躺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