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个"蔑"字和"邾"字有着相似的境况。
这个地名，"三传"分别有两种记载，《左传》记的是"篾"，《公羊传》和《榖梁传》记的是"眜"，这两个字在古代读音相同，所以有人这样写，有人那样写，其实都是指一个地方，如果换到现在，就总得有一个是别字了。
但是，无论是蔑还是眜，也许都错了，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姑蔑，是鲁国的一块地方，也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和《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的姑蔑，据考证是在今天山东泗水县东四十五里之地。
鲁国人怎么会把自己的地名搞错呢？惠栋推其原因，说这不是鲁国人搞错了，而是为了避讳--鲁隐公的名叫"息姑"，而"姑蔑"的"姑"字犯了忌讳，所以被毫不留情得砍掉了。而《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犯不着避鲁国的讳，所以把"姑蔑"原名照录（Ⅰ）。
清人梁履绳《左通补释》广引诸说，其中详引惠栋，说这里的蔑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败诸姑蔑"的姑蔑，之所以"败诸姑蔑"不再避讳鲁隐公名字里的"姑"字，是因为古人的惯例是"舍故讳新"，也就是说，鲁定公时代的行文会避讳其前一代国君的名字，但前好几代国君的名字就不必再避讳了，而鲁定公就是在鲁隐公之后好多代呢。梁履绳更引宋人程公说《春秋分记》，说叫姑蔑的地名当时不止一处，一在鲁国一在越（Ⅱ）--考证春秋之地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比如清人丁寿徵专有一部《春秋异地同名考》，在这一处就引顾炎武之说证实春秋有"二姑蔑"，各在哪里哪里（Ⅲ），算得上是古代的人文地理旅游指南了。
（Ⅰ）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页
（Ⅱ）[清]梁履绳《左通补释》：蔑本姑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是也。……古人舍故讳新，故哀为定讳，定不为隐讳。……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一。……姑蔑有二，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鲁地也'哀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越地也。程公说《春秋分记·疆理书十一》。
（Ⅲ）[清]丁寿徵《春秋异地同名考》"二姑蔑"条：一，定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杜无注，亭林谓当是鲁地；一，哀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杜注越地，今东阳大末县。
由此我们不妨多想一个问题：鲁隐公名叫息姑，所以姑蔑的姑字被避讳掉了，如果鲁隐公名叫姑蔑，那可怎么办呢？--这可不是我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顾虑，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国君起名字是要千小心、万小心的，由名字造成的避讳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否则会惹来很大的麻烦的。后世很多帝王的名字都很生僻，我小时候读书还为此很埋怨他们的父母，后来才明白人家这样做是为了少招惹避讳上的麻烦，也算得一项善政了。
细想一下，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蔑"和"眜"这两个字可都不是"三传"里的，而是来自"三传"当中各自含有的《春秋》的经文，"三传"虽然作者不一、师传各异，出现这种文字出入在所难免，可是，《春秋》号称出自圣人之手，应该是"三传"共同的渊源才对，如果出现这种文字出入的情况，要么说明了《春秋》有不同的抄本流传，要么说明"三传"在抄录经文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
一经三传当中这类文字歧异的问题并非少数，元代大史家马端临就曾经因此而强烈地怀疑过《春秋》的可靠性，他说：《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有过记载，但孔子所修的《春秋》单行本从没在世上露过面。自汉朝以来，所谓古经，其实都是从"三传"里把《春秋》的经文抽取出来罢了。但问题是："三传"各自所辑的《春秋》经文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真不知以谁为准才好。比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句《春秋》里的话，《左传》版本是"蔑"，《公羊传》和《榖梁传》却都写作"眜"，也不知道孔子当初落笔的时候到底是写作"蔑"呀还是写作"眜"呢？同类的例子简直多到数不过来--如果仅仅是人名、地名有些出入，倒也无关于春秋大义，但在事件记载上也颇多出入，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可信程度了。从一些线索推断，"三传"的三家学者肯定陆续各有加工，而后世的儒家经师竟从"三传"所录《春秋》经文的文字异同里边咀嚼出许多孔圣人的微言大义，我可实在信不过他们呀。（Ⅰ）
马端临的意见是颠覆性的，它让我们怀疑：孔圣人的许多所谓微言大义也许仅仅是文本流传中的抄写错误造成的，另有一些则源自"三传"历代传人的自我发挥。我们退一步来想：即便《春秋》确实是孔子所著，即便其中确实蕴涵着深刻的微言大义，但是，抄写错误和"三传"传人们自我发挥的存在使得我们很难辨别清楚到底哪些才是圣人的笔削之迹。树林掩盖了树林，人群掩盖了人群，我们有可能做到去伪存真吗？
清人毛奇龄在对《春秋经》经文的校勘上作过很大的贡献。他在《春秋简书刊误》说，《汉书·艺文志》提到《春秋古经》十二篇，被前辈儒师视为"简书"，后来失传了，我们见到的《春秋经》都是被"三传"夹带着的。但问题是，公羊、榖梁两派的前辈们根本就没见过"策书"，只是以个人理解来解释经文，所以搞出很多错别字来，《公羊传》里边还羼杂了不少市井俚语，其中辑录的《春秋经》经文早已不复旧貌。直到《左传》行世，大家才知道有"简书"正文冠于"策书"之首……（Ⅱ）
（Ⅰ）[元]马端林《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二：《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氏以为"蔑"，公、穀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为"郿"，公、穀以为"徽"，则不知夫于所书，曰"郿"乎，曰"徽"乎？"会于厥憗"，公、穀以为"屈银"，则不知关子所书，曰"厥憗"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于大义，尚无所关也。至于"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穀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余，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于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于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复引《经》，从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只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于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穀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搀入之。后世诸儒复据其见于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于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Ⅱ）[清]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先儒目之为简书，即圣经也。其分十二篇者，以春秋十二公，每公得一篇，则十二篇也。苐其书不知亡于何时，唯"三传"传经则各有经文载于其中。汉初行四家之学，有公羊、榖梁、邹氏、夹氏，而邹、夹无传，只公、榖二学早立于学官而诸生传之。顾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己非旧矣。及《左传》行世，则始知有简书正文冠策书首。故当时左、公、榖三传俱着竹帛，而左之为传先于公、榖，汉人亦称左氏为古学，公、榖为今学，而其如左氏晚出，公、榖立学反先于左氏，是以治古学者虽有张苍、贾谊、张敞、贾逵、服虔辈，不下于董仲舒、公孙弘辈之治今学，而诸生胶固，竞立门户，即加以前汉刘歆、后汉韩歆两歆之争，必不能救左氏膏肓之目，而策书、简书总无闻焉。夫左氏之传，即是策书，左氏之经，即是简书，故夫子笔削只袭鲁国之简书以为之本，即绝笔以后犹有旧简书一十七条见于《左传》，则哀十四年获麟以前，其为真简书而以之作夫子之圣经。《公羊》、《榖梁》俱无与也。
毛奇龄这里着重提到的"简书"和"策书"都是在说竹简而各有区别：古人把字写在竹简上，单独一根竹简叫做"简"，把一堆竹简用绳子串起来就叫做"策"，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古代史官记录国史，"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从字面来看就是说：记载大事需要的文字多，所以要写在一堆竹简连成的"策"上，而小事很简单，几笔就能记完，所以用一两根单独的竹简就够了。--我这里说的"小事很简单"，这个"简单"正是源自"简"：单独一根竹简就能写完的事，自然很"简单"。
毛奇龄是把《春秋》视为"简书"，把《左传》视为"策书"，把简书冠于策书之首视为典籍原貌，却不知道经、传之合编其实是杜预搞出来的。
再者，毛奇龄这个说法并非首创。前人如宋代的魏了翁在《春秋左传要义》就曾问到为什么有些事情《左传》里有记载而《春秋》却丝毫没提？--这本是一个关于《左传》身份的严重问题：《左传》到底是《春秋》的教辅还是单独成篇的一部史册，如果是后者的话，不但《左传》的地位会一落千丈，治《左传》的学者们也会马上面临就业和待遇的现实问题。魏了翁这里的解释是：《春秋》依据的是史官的策书，策书上没有的，《春秋》上也就跟着没有；而《左传》的内容采自简牍，简牍先有，所以《左传》之文得以独存（Ⅰ）。--魏了翁对"简书"、"策书"之理解似乎和毛奇龄颇有差异。（Ⅱ）而孔颖达的权威解释则是把《春秋》的记载说成大事，而把《左传》的记载说成小事。从经与传的地位上说，这个解释倒也合理，教材当然比教辅重要，但问题是，小事反而连篇累牍，大事却寥寥几笔，这总难免让人怀疑。
（Ⅰ）[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二十八"经文依策书，传文采简牍"条：《传》言战败而《经》不书，杜以意测之，不知其故。盖《经》文缺漏，《传》文独存也。《经》文依史官策书，策书所无，故《经》文遂阙也。《传》文采于简牍，简牍先有，故《传》文独存也。
（Ⅱ）[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
毛奇龄和魏了翁都在这个问题上挑战着孔颖达的权威。魏了翁的说法只是个简单的推测，到毛奇龄这里已经发展成严密的考据了。毛奇龄以《左传》里辑录的《春秋》经文来校对《公羊传》和《榖梁传》，因为他认为《左传》所辑录的经文正是当初的简书，孔子的笔削即以鲁国史官留下来的简书为蓝本，而在孔子死后，仍有十七条旧简书被收进《左传》。再者，《公羊传》和《榖梁传》一直都是口耳相传，到了汉初才被人书写下来定了型（是用汉朝流行的隶书书写的，所以公、榖两书一般被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则是西汉末年才被发掘出来，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焚书政策的幸存者（Ⅰ），文字则是古老的籀文（所以《左传》一般被称为"古文经"）。
照此说来，《左传》里辑录的《春秋》经文显然是比另外两传更原始、因而也更可靠的了，况且古文经学确实要比今文经学朴实不少（Ⅱ）。话说回来，在"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句经文里，毛奇龄断言"蔑"和"眜"是读音问题造成的别字，而"邾娄"的标准版本也只能是一个"邾"字。（Ⅲ）
马端临和毛奇龄在这里指出来的虽然不像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但只要考虑到孔子的微言大义本来就尽是"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贬"，总让人绞尽脑汁、费尽参详，如果这里边再羼杂了很多的抄写错误和版本异同的问题，读者们还有多大的可能厘清这本糊涂账呢？
当然，要解释、要辨析，也是有的。清人侯康也着力于《春秋古经》，感觉毛奇龄批判得有些过分了，总把流传中的疏漏说成是故意的（Ⅳ）。侯康认为自己的疏通工作更为通情达理一些，比如当下这句经文，侯康就说邾国人读自己的国名为邾娄，《公羊传》照记不误，这叫"名从主人"，而《左传》和《榖梁传》为之正名为邾这也不错--《公羊传》从其俗，《左传》和《榖梁传》正其名。至于"蔑"和"眜"，据《说文》的解释，都有"眼神儿差"的意思，两个字不但音同，而且义同。这样看来，写成这样和写成那样，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呀。（Ⅴ）
嗯，谁说的更在理呢？即便在这句经文的解释上侯康更在理，那他能否把马端临和毛奇龄的全部相关质疑都如此这般地一一辩驳呢？
（Ⅰ）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只是针对民间藏书，《左传》很可能是有皇家官藏本的，后来转入汉朝秘府。民间版本也不是被毁灭殆尽。但《左传》的具体出处至今依然存疑。
（Ⅱ）范文澜有段话讲今古文的学风，很有趣：古文经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今文经不同，它专投皇帝之所好。西汉时今文家讲灾异，原来有点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东汉时，就变成有灾异要撤免三公了。由于东汉时天文学的进步，日蚀也可推算出来了，灾异不大好说了，今文学家就改说谶纬。古文家反对谶纬。王充是古文家反对灾异和谶纬的代表。（《经学讲演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Ⅲ）[清]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邾，《公羊》作邾娄，后同。蔑，《公羊》、《榖梁》俱作昧。邾本附庸国，武王克商，封颛顼之后名侠者于邾地，当时称邾侠，则邾只一字明矣。《公羊》多一字曰邾娄。据旧解，邾人语声邾末必有娄字，犹吴人发声有勾字，越人发声有于字，曰勾吴、于越类然。经文亦有之，如《檀弓》邾娄考公之丧，哀十三年于越入吴类。特此必不然者。《榖梁》亦先左氏出，而经文始终只一邾字，此非左氏改本又明矣。或曰五等爵国无两字，惟附庸有之，如须句、颛臾类，则邾在桓年已与齐桓相盟会，曾受王命进子爵，自庄十六年后，凡经文俱书邾子，则亦当改附庸两字之例，而《公羊》后经必加娄字，于子字之上又何以称焉？蔑亦名姑蔑，即鲁国卞县南姑城也，昧与蔑声转之误。
（Ⅳ）[清]侯康《春秋古经说》序：《榖梁》出较先，其误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误滋甚，口授愈久则愈离，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动辄诋为有意变易，又岂通论哉。
（Ⅴ）[清]侯康《春秋古经说》卷一：……然则《公羊》之称所谓名从主人也。《左》、《榖》正其名，《公羊》从其俗，犹越或称于越，义可两通，无关体要。（《公羊》及范氏《榖梁注》皆为于越强生义例，然恐只是史异词耳，孔疏近之。）--蔑，《公》、《榖》作眜，据《左传》，蔑即姑蔑，不称姑者，惠氏《补注》云：隐公名息姑，当时史官为之讳。然则作蔑为合眜则同音字。故文七年晋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眜。又《说文》目部：眜，目不明也。艹部：蔑，劳目无精也。非独音同，义亦本通矣。
这个地名，"三传"分别有两种记载，《左传》记的是"篾"，《公羊传》和《榖梁传》记的是"眜"，这两个字在古代读音相同，所以有人这样写，有人那样写，其实都是指一个地方，如果换到现在，就总得有一个是别字了。
但是，无论是蔑还是眜，也许都错了，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姑蔑，是鲁国的一块地方，也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和《古本竹书纪年》所记的姑蔑，据考证是在今天山东泗水县东四十五里之地。
鲁国人怎么会把自己的地名搞错呢？惠栋推其原因，说这不是鲁国人搞错了，而是为了避讳--鲁隐公的名叫"息姑"，而"姑蔑"的"姑"字犯了忌讳，所以被毫不留情得砍掉了。而《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犯不着避鲁国的讳，所以把"姑蔑"原名照录（Ⅰ）。
清人梁履绳《左通补释》广引诸说，其中详引惠栋，说这里的蔑就是《左传·定公十二年》"败诸姑蔑"的姑蔑，之所以"败诸姑蔑"不再避讳鲁隐公名字里的"姑"字，是因为古人的惯例是"舍故讳新"，也就是说，鲁定公时代的行文会避讳其前一代国君的名字，但前好几代国君的名字就不必再避讳了，而鲁定公就是在鲁隐公之后好多代呢。梁履绳更引宋人程公说《春秋分记》，说叫姑蔑的地名当时不止一处，一在鲁国一在越（Ⅱ）--考证春秋之地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比如清人丁寿徵专有一部《春秋异地同名考》，在这一处就引顾炎武之说证实春秋有"二姑蔑"，各在哪里哪里（Ⅲ），算得上是古代的人文地理旅游指南了。
（Ⅰ）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页
（Ⅱ）[清]梁履绳《左通补释》：蔑本姑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是也。……古人舍故讳新，故哀为定讳，定不为隐讳。……惠栋《春秋左传补注》一。……姑蔑有二，隐元年"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定十二年"败诸姑蔑"，鲁地也'哀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越地也。程公说《春秋分记·疆理书十一》。
（Ⅲ）[清]丁寿徵《春秋异地同名考》"二姑蔑"条：一，定十二年"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杜无注，亭林谓当是鲁地；一，哀十三年"弥庸见姑蔑之旗"，杜注越地，今东阳大末县。
由此我们不妨多想一个问题：鲁隐公名叫息姑，所以姑蔑的姑字被避讳掉了，如果鲁隐公名叫姑蔑，那可怎么办呢？--这可不是我杞人忧天，而是一个很现实的顾虑，在后文中我们将会发现，国君起名字是要千小心、万小心的，由名字造成的避讳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否则会惹来很大的麻烦的。后世很多帝王的名字都很生僻，我小时候读书还为此很埋怨他们的父母，后来才明白人家这样做是为了少招惹避讳上的麻烦，也算得一项善政了。
细想一下，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蔑"和"眜"这两个字可都不是"三传"里的，而是来自"三传"当中各自含有的《春秋》的经文，"三传"虽然作者不一、师传各异，出现这种文字出入在所难免，可是，《春秋》号称出自圣人之手，应该是"三传"共同的渊源才对，如果出现这种文字出入的情况，要么说明了《春秋》有不同的抄本流传，要么说明"三传"在抄录经文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三审三校。
一经三传当中这类文字歧异的问题并非少数，元代大史家马端临就曾经因此而强烈地怀疑过《春秋》的可靠性，他说：《春秋》古经虽然《汉书·艺文志》有过记载，但孔子所修的《春秋》单行本从没在世上露过面。自汉朝以来，所谓古经，其实都是从"三传"里把《春秋》的经文抽取出来罢了。但问题是："三传"各自所辑的《春秋》经文在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真不知以谁为准才好。比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句《春秋》里的话，《左传》版本是"蔑"，《公羊传》和《榖梁传》却都写作"眜"，也不知道孔子当初落笔的时候到底是写作"蔑"呀还是写作"眜"呢？同类的例子简直多到数不过来--如果仅仅是人名、地名有些出入，倒也无关于春秋大义，但在事件记载上也颇多出入，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可信程度了。从一些线索推断，"三传"的三家学者肯定陆续各有加工，而后世的儒家经师竟从"三传"所录《春秋》经文的文字异同里边咀嚼出许多孔圣人的微言大义，我可实在信不过他们呀。（Ⅰ）
马端临的意见是颠覆性的，它让我们怀疑：孔圣人的许多所谓微言大义也许仅仅是文本流传中的抄写错误造成的，另有一些则源自"三传"历代传人的自我发挥。我们退一步来想：即便《春秋》确实是孔子所著，即便其中确实蕴涵着深刻的微言大义，但是，抄写错误和"三传"传人们自我发挥的存在使得我们很难辨别清楚到底哪些才是圣人的笔削之迹。树林掩盖了树林，人群掩盖了人群，我们有可能做到去伪存真吗？
清人毛奇龄在对《春秋经》经文的校勘上作过很大的贡献。他在《春秋简书刊误》说，《汉书·艺文志》提到《春秋古经》十二篇，被前辈儒师视为"简书"，后来失传了，我们见到的《春秋经》都是被"三传"夹带着的。但问题是，公羊、榖梁两派的前辈们根本就没见过"策书"，只是以个人理解来解释经文，所以搞出很多错别字来，《公羊传》里边还羼杂了不少市井俚语，其中辑录的《春秋经》经文早已不复旧貌。直到《左传》行世，大家才知道有"简书"正文冠于"策书"之首……（Ⅱ）
（Ⅰ）[元]马端林《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二：《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氏以为"蔑"，公、穀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为"郿"，公、穀以为"徽"，则不知夫于所书，曰"郿"乎，曰"徽"乎？"会于厥憗"，公、穀以为"屈银"，则不知关子所书，曰"厥憗"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于大义，尚无所关也。至于"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穀梁》于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余，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于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于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又复引《经》，从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只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于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穀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搀入之。后世诸儒复据其见于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于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Ⅱ）[清]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先儒目之为简书，即圣经也。其分十二篇者，以春秋十二公，每公得一篇，则十二篇也。苐其书不知亡于何时，唯"三传"传经则各有经文载于其中。汉初行四家之学，有公羊、榖梁、邹氏、夹氏，而邹、夹无传，只公、榖二学早立于学官而诸生传之。顾两家杜撰，目不见策书，徒以意解经，故经多误字，而《公羊》且复以里音市语谰謱其间，其所存圣经己非旧矣。及《左传》行世，则始知有简书正文冠策书首。故当时左、公、榖三传俱着竹帛，而左之为传先于公、榖，汉人亦称左氏为古学，公、榖为今学，而其如左氏晚出，公、榖立学反先于左氏，是以治古学者虽有张苍、贾谊、张敞、贾逵、服虔辈，不下于董仲舒、公孙弘辈之治今学，而诸生胶固，竞立门户，即加以前汉刘歆、后汉韩歆两歆之争，必不能救左氏膏肓之目，而策书、简书总无闻焉。夫左氏之传，即是策书，左氏之经，即是简书，故夫子笔削只袭鲁国之简书以为之本，即绝笔以后犹有旧简书一十七条见于《左传》，则哀十四年获麟以前，其为真简书而以之作夫子之圣经。《公羊》、《榖梁》俱无与也。
毛奇龄这里着重提到的"简书"和"策书"都是在说竹简而各有区别：古人把字写在竹简上，单独一根竹简叫做"简"，把一堆竹简用绳子串起来就叫做"策"，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说古代史官记录国史，"大事书于策，小事简牍而已"，从字面来看就是说：记载大事需要的文字多，所以要写在一堆竹简连成的"策"上，而小事很简单，几笔就能记完，所以用一两根单独的竹简就够了。--我这里说的"小事很简单"，这个"简单"正是源自"简"：单独一根竹简就能写完的事，自然很"简单"。
毛奇龄是把《春秋》视为"简书"，把《左传》视为"策书"，把简书冠于策书之首视为典籍原貌，却不知道经、传之合编其实是杜预搞出来的。
再者，毛奇龄这个说法并非首创。前人如宋代的魏了翁在《春秋左传要义》就曾问到为什么有些事情《左传》里有记载而《春秋》却丝毫没提？--这本是一个关于《左传》身份的严重问题：《左传》到底是《春秋》的教辅还是单独成篇的一部史册，如果是后者的话，不但《左传》的地位会一落千丈，治《左传》的学者们也会马上面临就业和待遇的现实问题。魏了翁这里的解释是：《春秋》依据的是史官的策书，策书上没有的，《春秋》上也就跟着没有；而《左传》的内容采自简牍，简牍先有，所以《左传》之文得以独存（Ⅰ）。--魏了翁对"简书"、"策书"之理解似乎和毛奇龄颇有差异。（Ⅱ）而孔颖达的权威解释则是把《春秋》的记载说成大事，而把《左传》的记载说成小事。从经与传的地位上说，这个解释倒也合理，教材当然比教辅重要，但问题是，小事反而连篇累牍，大事却寥寥几笔，这总难免让人怀疑。
（Ⅰ）[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卷二十八"经文依策书，传文采简牍"条：《传》言战败而《经》不书，杜以意测之，不知其故。盖《经》文缺漏，《传》文独存也。《经》文依史官策书，策书所无，故《经》文遂阙也。《传》文采于简牍，简牍先有，故《传》文独存也。
（Ⅱ）[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
毛奇龄和魏了翁都在这个问题上挑战着孔颖达的权威。魏了翁的说法只是个简单的推测，到毛奇龄这里已经发展成严密的考据了。毛奇龄以《左传》里辑录的《春秋》经文来校对《公羊传》和《榖梁传》，因为他认为《左传》所辑录的经文正是当初的简书，孔子的笔削即以鲁国史官留下来的简书为蓝本，而在孔子死后，仍有十七条旧简书被收进《左传》。再者，《公羊传》和《榖梁传》一直都是口耳相传，到了汉初才被人书写下来定了型（是用汉朝流行的隶书书写的，所以公、榖两书一般被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则是西汉末年才被发掘出来，它有可能是秦始皇焚书政策的幸存者（Ⅰ），文字则是古老的籀文（所以《左传》一般被称为"古文经"）。
照此说来，《左传》里辑录的《春秋》经文显然是比另外两传更原始、因而也更可靠的了，况且古文经学确实要比今文经学朴实不少（Ⅱ）。话说回来，在"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句经文里，毛奇龄断言"蔑"和"眜"是读音问题造成的别字，而"邾娄"的标准版本也只能是一个"邾"字。（Ⅲ）
马端临和毛奇龄在这里指出来的虽然不像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但只要考虑到孔子的微言大义本来就尽是"一字之褒"和"一字之贬"，总让人绞尽脑汁、费尽参详，如果这里边再羼杂了很多的抄写错误和版本异同的问题，读者们还有多大的可能厘清这本糊涂账呢？
当然，要解释、要辨析，也是有的。清人侯康也着力于《春秋古经》，感觉毛奇龄批判得有些过分了，总把流传中的疏漏说成是故意的（Ⅳ）。侯康认为自己的疏通工作更为通情达理一些，比如当下这句经文，侯康就说邾国人读自己的国名为邾娄，《公羊传》照记不误，这叫"名从主人"，而《左传》和《榖梁传》为之正名为邾这也不错--《公羊传》从其俗，《左传》和《榖梁传》正其名。至于"蔑"和"眜"，据《说文》的解释，都有"眼神儿差"的意思，两个字不但音同，而且义同。这样看来，写成这样和写成那样，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呀。（Ⅴ）
嗯，谁说的更在理呢？即便在这句经文的解释上侯康更在理，那他能否把马端临和毛奇龄的全部相关质疑都如此这般地一一辩驳呢？
（Ⅰ）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只是针对民间藏书，《左传》很可能是有皇家官藏本的，后来转入汉朝秘府。民间版本也不是被毁灭殆尽。但《左传》的具体出处至今依然存疑。
（Ⅱ）范文澜有段话讲今古文的学风，很有趣：古文经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今文经不同，它专投皇帝之所好。西汉时今文家讲灾异，原来有点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东汉时，就变成有灾异要撤免三公了。由于东汉时天文学的进步，日蚀也可推算出来了，灾异不大好说了，今文学家就改说谶纬。古文家反对谶纬。王充是古文家反对灾异和谶纬的代表。（《经学讲演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版。）
（Ⅲ）[清]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邾，《公羊》作邾娄，后同。蔑，《公羊》、《榖梁》俱作昧。邾本附庸国，武王克商，封颛顼之后名侠者于邾地，当时称邾侠，则邾只一字明矣。《公羊》多一字曰邾娄。据旧解，邾人语声邾末必有娄字，犹吴人发声有勾字，越人发声有于字，曰勾吴、于越类然。经文亦有之，如《檀弓》邾娄考公之丧，哀十三年于越入吴类。特此必不然者。《榖梁》亦先左氏出，而经文始终只一邾字，此非左氏改本又明矣。或曰五等爵国无两字，惟附庸有之，如须句、颛臾类，则邾在桓年已与齐桓相盟会，曾受王命进子爵，自庄十六年后，凡经文俱书邾子，则亦当改附庸两字之例，而《公羊》后经必加娄字，于子字之上又何以称焉？蔑亦名姑蔑，即鲁国卞县南姑城也，昧与蔑声转之误。
（Ⅳ）[清]侯康《春秋古经说》序：《榖梁》出较先，其误尚寡，《公羊》出最晚，其误滋甚，口授愈久则愈离，不期然而然者也。毛氏动辄诋为有意变易，又岂通论哉。
（Ⅴ）[清]侯康《春秋古经说》卷一：……然则《公羊》之称所谓名从主人也。《左》、《榖》正其名，《公羊》从其俗，犹越或称于越，义可两通，无关体要。（《公羊》及范氏《榖梁注》皆为于越强生义例，然恐只是史异词耳，孔疏近之。）--蔑，《公》、《榖》作眜，据《左传》，蔑即姑蔑，不称姑者，惠氏《补注》云：隐公名息姑，当时史官为之讳。然则作蔑为合眜则同音字。故文七年晋先蔑奔秦，《公羊》亦作眜。又《说文》目部：眜，目不明也。艹部：蔑，劳目无精也。非独音同，义亦本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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