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礼”是一套等级制度，社会上不同的人，按照礼的要求都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段话说的是，没有礼就没有办法辨别君主与臣民、上级与下级、年长的人和年幼的人之间的地位差别；没有礼就没有办法区别男人和女人、父亲和儿子、哥哥和弟弟之间的亲属关系，没有办法区别婚姻关系和朋友关系。

　　可能有人马上会想到，正是这套封建礼教，曾经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刘兰芝，出嫁前是一个知书达礼的闺秀：

　　十三学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出嫁以后，谨守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每日辛勤劳动：

　　夜夜勤作息，三日断五匹……

　　但在封建礼教上升的东汉末年，这样一个聪明能干、温顺贤良、知书达礼、千年难得的五星级“媳妇”，却被婆婆认为不守“妇道”。她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原来只不过因为聪慧而多了一些主见，因为爱而漠视“夫贵妻荣”的观念，拒绝兄长逼她嫁给“足以荣汝身”的“第五郎”。放到现在，她这些不能宽恕的“缺点”，还能说是缺点吗？

　　类似的悲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可谓数不胜数。但是这是孔子的错吗？我们知道，任何真理离开它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就可能变成谬误。孔子所主张的“礼”，根本目的就是要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起到中和作用，也就是要达到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指出了“礼”与“和”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的礼治观点，就是要人们在遵守礼法的前提下和睦相处。一方面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讲原则，为“和”而“和”，不以“礼”来进行约束，也是不行的。用这一主张来处理人际关系，就是既要团结，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又要坚持原则，不能搞庸俗的一团和气，吹吹拍拍。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孔子的“礼”并不是后世被封建王朝御用文人异化的“礼教”。那些礼教悲剧，不应该要孔子来“埋单”。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孟子已经开始宣扬“男女授受不亲”的教条，但孟子还是知道变通的，《孟子·离娄上》有：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意思是：嫂子落水了而不去拉，这就如同豺狼了。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法的规定；嫂子落水而用手去拉，这是对礼法的变通。

　　在孔子所在的时代，孔子提出“礼”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当时奴隶制度开始没落，封建制度开始兴起，诸侯国为争夺土地和财富，连年混战，民众备受压迫。不同阶层的贤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寻找救治社会混乱的良药。

　　正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借他的戏剧《间隔》里的男主人公的口所说的：“他人即地狱。”萨特认为，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身不由己，这个阻碍就是“他人”的目光。“他人”的目光是可怕的，它肆无忌惮的干预我的选择，使我在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甚至被迫做出我本不希望的选择。

　　也就是说个人处在人群中，总要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联系，这就必然受到他人的限制。个人的欲望越强烈，人与人之间的限制就越多，尤其是在孔子那样一个时代，国王和贵族的欲望越膨胀，民众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越厉害，当挤压达到一定的极限、民众的生存都有困难的时候，国家的变乱就会发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提出了“以礼治国”，《礼记·经解》也载：

　　“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