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60年代，矛盾开始激化，并一发不可收拾。OCC当时的总监，单方面改变定义，放宽对联邦注册银行的很多政策限制：诸如降低贷款限制额，允许联邦注册银行可以拥有股票，可以开办保险公司、融资公司、旅行社、计算机服务公司等；国会要求银行将财务状况向大众公开，OCC又为其联邦注册银行设计了相对简单的报表。所有这些，导致许多州注册银行见有监管空隙可钻，便改弦易辙，转为联邦注册银行。这其中包括联储的王牌银行——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中部的MercantileBank和西部加州的富国银行(WellsFargo)等(大通后来在同化学银行合并的时候，又转回州注册银行了)。这自然让美联储怒不可遏，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控告OCC的违法，OCC基本上都败诉。从此，两者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我矛盾”，开始了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持久战。

　　1970年，《银行控股公司法补充案》公布，又授权美联储对单一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权。所以，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和此间的《补充案》(本章第四节有对这两大法案较详细的注释)，奠定了美联储成为银行监管重要一员的地位。

　　1991的《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又进一步扩充了美联储银行监管的势力范围。该法案规定：对于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办事处，根据它们注册的性质，即联邦注册或州注册，而分属OCC或美联储管辖。但事实上，90％以上的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都是在州里注册的，属于州注册银行，所以，美联储旗下，一下子剧增了许多监管对象，非OCC可及。美联储也应接不暇，忙不迭地从商业界招募了大批检查员，来完成检查任务。在那个鼎盛时期，纽约联储有600多位检查员。

　　OCC经常强调自己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监管结构，管辖着美国商业银行超过67％的资产。但这里面的水分是：如果仅从商业银行的资产角度来看，OCC确实略胜一筹。但从银行的数目角度来看，美联储管辖着73％的银行，又占有优势；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超过70％的新银行在注册时选择州注册银行，而不是联邦注册银行。还有忽略了的一点是：除此之外，美联储还管辖着绝大多数的外国银行在美国的经营和资产，在金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这意味着美联储能深入到国际大银行的内部，去监管、查询、核实，去掌握第一手信息和资料，去发挥影响力和震慑力，这是一大不可低估的职能和权力，是OCC望尘莫及的。

　　曾几何时，商业银行在金融界独占鳌头。远的不说，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3/5的商业企业融资是通过商业银行来完成的。管住了商业银行，就相当于管住了金融业、“牵住了马鼻子”。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商业银行的霸主地位日趋没落，重要性日益下降。现在，只有不到1/5的融资来源于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风起云涌，不断瓜分和蚕食商业银行的“风水宝地”。所以，一个监管机构的重要性，已经不能用其所管辖的商业银行来衡量了。在金融一体化的今天，银行监管已经变成金融监管，全面系统地掌握金融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方向，已是时代之必然，关键之所在。所以，谁对金融系统的涉入面越广，认知越深刻，了解越透彻，干预和影响力越大，谁就越有发言权，越体现其重要性。

　　到了1999年，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风向更是一边倒向美联储。针对花旗集团这类基本上囊括所有金融机构的银行集团，国会授予美联储总监管的职能，所谓的伞型监管机构(umbrellasupervisor)；而授予所有其他监管机构功能监管机构(functionalsupervisor)的称号，即在伞型监管机构的总调度下，发挥某项特别职能。言下之意，在审查诸如花旗这类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中，美联储成为“执牛耳者”，而OCC变成它手下一员，听命于美联储调遣。OCC不但失去对花旗银行垄断的监管权力，还一落千丈，失去与美联储平起平坐的监管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