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科举试和出仕做官是士大夫寻求前途的必由之路,是士大夫积极入世的思想赖以维系的社会支柱。这和主张出世的佛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不过利用了佛教可以提供的方便条件而已。
一、 雁塔题名
唐代士大夫参加科举考试,被录取的新进士在慈恩寺塔(大雁塔)下题名,是十分荣耀的事。《唐摭言》卷3对于雁塔题名的由来和发展过程做了这样的介绍: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花发诗》。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十二月……二十二日,中书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后,进士及第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俊,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其旧。
这段文字对雁塔题名到底始于何时,交代得很含混,只说唐中宗神龙之后,后到什么时候?不是神龙时期(705-707)发生的事,为什么要交代这个年号?清人徐松《登科记考》卷12据《唐语林》考订,礼部侍郎刘太真知贡举,是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的事;又从《文苑英华》中辑出这年登第的进士李君何、周弘亮、曹著、陈翥等四人的《曲江亭望慈恩寺杏花发诗》。徐松特意声明:"《摭言》:'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花发诗》。'按:太真连放两榜,此未知何年,姑载于第一榜,俟考。"贞元总共十年,第二榜也只是在第一榜后五六年之内的事。这离神龙已八十多年,为什么拉了这么长时间才有反映?到唐武宗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844年初),又过了五十多年,以前的题名应有多少?如何就能"各尽削去"?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唐高宗)为追念先妣长孙皇后,在京师长安修建了慈恩寺。唐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向朝廷请求修建寺塔,以便存放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才建造了雁塔。在唐高宗、武则天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时期,他们长驻洛阳,洛阳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坐朝听政,发号施令,多在洛阳,科举活动也多在洛阳举办。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在洛阳去世,唐中宗才将朝廷迁回长安,长安再度处于支配性地位,这大概就是《唐摭言》所以交代神龙年号的理由之所在。唐玄宗执政前期,游弋于长安、洛阳两京之间,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才"不复幸东都"。(《资治通鉴》卷214,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条)慈恩寺塔壁有唐玄宗时期杜甫、高適、岑参等人的题名遗存。杜甫、高適都未考中进士。唐玄宗天宝八载(749),高適考中道科。天宝十载(751),杜甫上赋拜官。岑参倒是在天宝三载(744)就考中了进士,虽然他的题名使世人昭然在目,但却未见有关他是进士题名最早人的记载。因此,塔壁上他们的题名,应是天宝十一载(752)他们同登慈恩寺塔时"到此一游"之类的留念题名。
关于慈恩寺塔进士题名始于何人,我见到两种说法。《太平广记》卷256《柳宗元》条引唐人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说:"慈恩题名,起于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以为故事。"而北宋钱易《南部新书》乙部说:"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据徐松《登科记考》卷10考订,张莒登进士第在唐代宗大历九年(774)。韦肇及第年份,徐松未考出。《登科记考》卷11唐德宗建中四年(784)进士及第者有韦纯;另外,同书卷14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明经科及第者有韦温。《旧唐书》卷158《韦贯之传》说:"韦贯之本名纯。……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于时。贯之即其第二子,少举进士。"同书卷168《韦温传》说:韦温11岁时"应两经举登第"(公元798年韦温以11岁登明经科,可知他生于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说:"中宗遗制睿宗辅政,宗楚客、韦温改削稿草。"这是另一个韦温),"祖肇,吏部侍郎;父绶,德宗朝翰林学士;……绶弟贯之,宪宗朝宰相"。韦肇在新旧《唐书》中都没有传。《新唐书》卷169《韦贯之传》说:"父肇,大历中为中书舍人,累上疏言得失,为元载所恶,左迁京兆少尹。久之,改秘书少监。……载诛,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会卒,谥曰贞。"元载是唐代宗朝的宰相,大历十二年(777)三月被诛杀;嗣后,唐代宗欲拜韦肇为相,韦肇却恰恰死去。也就是说,韦肇在大历的前11年中,官职四次变动,又是"累"上疏,又是"久之",可见他任中书舍人应在大历前几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唐玄宗播越四川,他的一套班子已经瓦解。唐肃宗于仓皇之中在宁夏即位,六年后去世,他的班子必然由公元762年新上台的唐代宗进行改组重建。唐肃宗时,战事方殷,科举考试时有举行,但还未完全恢复正常,唐代宗时才恢复正常。唐代宗一朝,宝应两年,广德两年,永泰三年,大历十四年,除改元当年重叠,共计18年之久。宝应元年因唐肃宗驾崩停贡举,其余年份都开科取士。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机要秘书,负责起草诏令,参与多种国家重大活动,正五品上,是中等级别的清要官。韦肇处于非常时期,进士科登第后,凭着进士身份和写作能力,有可能很快当上中书舍人。因而他进士及第应在唐代宗登极前后,最晚大历初期,即公元758至768这十年间。这样,他的登科年代即应比他的783年进士及第的次子早二十年左右,比774年进士及第的张莒早十年左右。安史之乱前夕的天宝十一载(752),既然有杜甫、高適、岑参等人的慈恩寺塔游览题名(这很可能是最早的题名,因而能题在塔壁上,此后则多题在版上,大概是受到寺院干涉、限制的缘故),十来年后,韦肇也就会兴冲冲地以新及第进士的身份,在慈恩寺塔下题名,成为进士题名的始作俑者。这样,进士雁塔题名的开始,《唐摭言》所说的神龙之后,就要后六十来年。后进仿效,遂成风气,一时使人耳目一新。在还未使人乏味生厌或熟视无睹的情况下,才会有二十多年后的贞元四年试《曲江亭望慈恩寺杏花发诗》。《唐摭言》误作《慈恩寺望杏花发诗》,可见对此了解得不够清楚,同交代神龙年号一样,是一种粗枝大叶的做法。八十年来,雁塔题名以及新进士聚集参拜主考官、曲江大会朝官等等做法,使门生座主及同年之间容易结成朋党关系,于是为在政治生活中老于世故的李德裕设法取缔。无论是题在墙上还是版上,八十年的陈迹比起一百四十年当然要少一半,也才不至于多得不可收拾,才有可能"各尽削去"。由于杜甫、高適、岑参等人是游览题名,和进士题名的朋党性质不同,因而未在取缔之列,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又因为岑参这次是和其他人一同游览时题名,而不是以新及第进士的姿态在登科当年独立题名,所以唐人韦绚著《刘宾客嘉话录》,北宋钱易著《南部新书》,在听到关于雁塔题名传闻的同时,很可能亲眼见过岑参的题名,却都没有把岑参作为进士题名的开端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