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基层编组

　　开皇元年（581），隋政权对社会基层进行了编组。关于个人，规定男女始生为黄，三至十岁为小，十一至十七岁为中，十八至六十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关于社会组织，规定京畿之内五家为一保，设一位保长；五保为一闾，设一位闾正；四闾为一族，设一位族正。京畿以外设里正，相当于闾正；党长相当于族正。进行编组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行均田制，摊派赋税徭役。为了防止民间诈称老小以逃避赋役负担，隋政权一方面赋予基层负责人以监督检查的任务，一方面由官府组织普查户口。开皇五年（585），隋文帝鉴于山东地区承北齐弊俗，机巧奸伪，游手好闲，谎报年龄，规免租赋，就诏令州县"大索貌阅"，即按照户籍簿所登记的年龄、相貌和身体情况，逐一核对人口，凡查出弄虚作假者，不但本人受处罚，里正、党长也要处以流刑。这便在实际上包含了一定的治安意义。

　　开皇九年（589）平陈后，吏部尚书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为一乡，设乡正一人，负责处理本乡的纠纷。上仪同三司李德林反对，认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隋书》卷42《李德林传》）群臣多同意李德林的意见，但隋文帝没有采纳，诏令"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资治通鉴》卷177）这便成了社会基层管理治安的组织。第二年，虞庆则等人奉使巡视关东地区，回朝后汇报道："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货贿。"（《隋书》卷42《李德林传》）隋文帝于是撤销这一建置。

　　二、 长城的修复

　　北方游牧族突厥，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利用中原政权之间的矛盾，坐收渔人之利。北周灭北齐后，突厥难以再得到这种好处，遂以武力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隋朝建立后，突厥以北周嫁公主于己为理由，扬言为北周复仇，举兵内犯。为了防备突厥，保卫内地的治安秩序，在当时的国防和军事水平的限制下，利用前代留下来的长城遗址，加以修筑，无疑是最便捷的事。因此，隋政权不断征发丁夫，修筑长城。

　　开皇元年（581），隋文帝调发北方沿边稽胡部落修长城，二旬而罢。开皇五年（585），征发丁男三万修筑长城，东距黄河，西到绥州（治今陕西省绥德县），长700里。开皇六年（586），调发丁男11万修长城，二旬而罢；还调发丁男15万，在朔方（今内蒙古白城子）以东的险要地带筑城数十座。大业三年（606），隋炀帝调发丁男百馀万修筑长城，西距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东至紫河（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二旬而罢。次年，隋炀帝亲自出塞巡视这段长城，又征发丁男20万修筑榆谷（《资治通鉴》卷181胡三省注："此榆谷当在榆林西"）以东的长城。

　　长城修复后，加强了国防防御能力，配合着对突厥的分化、羁縻和战争手段，收到了维护内地安宁的效果。

　　三、 对民间娱乐集会的管理

　　隋代风俗，长安和州县每年正月十五日的夜晚都举办燃灯、角抵之类的群众娱乐活动。治书侍御史柳彧认为这样做有伤风化，上疏隋文帝，请予禁绝。疏文说："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隋书》卷62《柳彧传》）隋文帝于是下达了禁断的诏令，其目的就眼前来说在于避免出现"秽行"、"盗贼"，就长远来说在于改变由来已久的风俗而"纳诸轨道"。

　　这种不采取治安管理措施而取消群众娱乐活动的做法，显然是因噎废食，不近情理，隋炀帝时期不再继续实行。大业六年（610）正月十五日，隋炀帝因为各族酋长都来东都朝见自己，就在端门街设置周围五千步的戏场，由天下各地的艺人盛陈百戏，执丝竹而演奏者18000人，声闻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通明，一直持续半月之久。隋炀帝多次化妆后，挤到人群中观赏。"自是岁以为常。"（《资治通鉴》卷181）

　　四、 对于左道的限制和处理

　　古代把未经官府认可的巫蛊、方术、祈祷、厌胜等统称为"左道"。人们普遍认为左道害政，必须取缔和防范。

　　开皇十三年（593），隋文帝下诏说："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隋书》卷2《高祖纪下》）"纬"相对于经而言，是指用以解释儒家经典的神秘的天人感应说法；"候"指与人事相感应的天象；"谶"指含有宗教迷信色彩的政治预言，常以简洁的口号或顺口溜的形式出现，并配有"图"。谶纬自西汉时大盛，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曾被利用来作为王莽改制和东汉光武帝中兴的合理性解释。那么，当谶纬以隐晦的方式预言皇帝的休咎和国家的吉凶时，必然也包含着对统治者产生危害的一面。因此，隋文帝正式禁止民间私自隐藏谶纬书籍，是对前代谶纬的一次清算，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隋文帝对谶纬的深恶痛绝，不仅仅由于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更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有时竟是针对自己的。隋文帝废黜太子杨勇，其中重要原因是杨勇让师姥卜吉凶，预言隋文帝将于开皇十八年死去；杨勇又让会占候的人观察天象，为防止自己的太子地位被废黜，"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隋书》卷45《文四子传》）对于四子蜀王杨秀，隋文帝扬言："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事情的缘由是：太子杨广暗地制作木偶人，写上隋文帝和兄弟汉王的名字，捆手钉心，带上枷锁杻械，埋在西岳华山脚下，然后诬赖为杨秀所为，还说杨秀曾祈求西岳慈父圣母收隋文帝和汉王的神魂。杨广还诬陷杨秀"妄述图谶，称京师妖异"，并扬言"指期问罪"。（《资治通鉴》卷179）隋文帝怒不可遏，把杨秀废为庶人，加以幽禁。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诏令："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这是在处分了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刺史独孤陀行猫鬼罪行后下的诏令。《隋书》卷79《独孤陀传》记载：独孤陀"好左道"，家中婢女徐阿尼"常事猫鬼"。"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移于畜猫鬼家。"独孤陀想弄钱，就对徐阿尼说："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于是徐阿尼念咒，猫鬼去了越公杨素家。独孤陀又指使徐阿尼"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她又咒猫鬼入皇宫。后来，独孤皇后和杨素的妻子都患了病，医生都说："此猫鬼疾也。"独孤陀是皇后的异母弟，其妻是杨素的异母妹，隋文帝因而认为他们是这场猫鬼疾的作祟者。经过审理，隋文帝决定将他们赐死于家，后因皇后等亲属说情，免死，独孤陀除名为民，其妻出家为尼。以前曾有人告状说自己的母亲被人畜养的猫鬼杀害，隋文帝以为妖妄不经，把告状人驱逐出去；到独孤陀事发后，才诏令"诛被讼行猫鬼家"。

　　诏令针对的蛊毒行为，普遍存在于江南地区。据《隋书》卷31《地理志下》记载：当地民众每年五月五日收集百种虫，大至蛇，小至虱，全部放置于器中，让它们自相吞食，把最后剩下来的优胜者畜养起来，是蛇就称为蛇蛊，是虱就称为虱蛊，然后利用它们去杀人。它们附着在食物上，进入人的肚子中，便开始吃这人的腑脏，人一死，其财产就自动暗移入蛊主家中。但如果三年内不能蛊杀他人，畜蛊者就要自遭其殃。畜蛊者代代相传，甚至有女儿出嫁而将蛊带往丈夫家的。

　　至于厌魅野道，也都是一些祈祷鬼神、诅咒制胜之类的歪门邪道，连同畜行猫鬼、蛊毒，全部被认为是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因此，隋文帝诏令将犯事者驱逐出境。

　　五、 禁民间收藏制造兵器

　　民间收藏和制造兵器，在官府控制失效后，很有可能成为动乱因素，危害社会安定，因此，隋朝两代皇帝都明令禁止。

　　开皇九年（589）平陈后，内战基本结束，形势趋于稳定，不但江南地区的武力亟待削弱，而且全国范围内的社会风尚也须由尚武转变为崇文，以便用儒家的政治伦理去维系社会的安定。在这种背景下，隋文帝向全国颁布了销毁兵器甲仗的诏令，其中有云："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代（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民）间甲仗，悉宜除毁。"（《隋书》卷2《高祖纪下》）这里规定的执行范围，不包括负责宿卫皇帝和镇守四方的国家军队，而单指民间，无疑是从物质方面入手，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达到弱枝强干的目的。

　　开皇十五年（595），隋文帝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隋书》卷2《高祖纪下》）这是对上一道诏令的执行和重申。所以规定关中和沿边地区除外，是由于农民当府兵须自备兵器，而关中是京师所在地，如果一例禁止制造保藏兵器，自然收不到居重驭轻的功效，甚至会釜底抽薪，削弱朝廷的力量；至于沿边地区，还存在对付突厥等外族的入侵抄掠问题，当地百姓需要自备兵器，从事正当防卫。

　　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又诏令民间铁叉、搭钩、小矛之类，"皆禁绝之"。（《隋书》卷3《炀帝纪上》）这里不再笼统地说兵器，而是具体到各个种类，实际上已超出了常规兵器的范围。

　　六、 防范和镇压起义、叛乱的措施

　　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隋朝统治阶级在和平时期和动乱时期做出了种种规定。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隋书》卷2《高祖纪下》）隋平定江南后，当地爆发过一些武装叛乱，攻陷州县，自称天子，被杨素带兵镇压下去。隋文帝所说的"弊俗"，当有这种成分在内。但他把民众制造大船所必需的协作劳动也看作是"聚结"、"侵害"，不仅予以取缔，还将大船全部搜求充公，则显得过分敏感了。

　　隋炀帝后期，农民为逃避沉重的兵役、徭役，或者逃亡，或者相聚反叛。为了加以镇压，并通过镇压去恐吓其他人就范，隋炀帝不断下达诏令，或云："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隋书》卷3《炀帝纪上》）；或云："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或云："为盗者籍没其家。"（《隋书》卷25《刑法志》）然而逃亡、反叛者愈来愈多。为了有效地控制住所剩不多的农民，隋炀帝于大业十一年（615）诏令全国，要求郡县驿亭村坞一律筑城，农民全部入城居住，就近授田，以便"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宅土宁邦，禁邪固本"。（《隋书》卷4《炀帝纪下》）

　　在农民反抗发展到武装起义的阶段，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爆发武装叛乱时，隋政权便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开皇十七年（597），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人李世贤举兵造反，隋文帝以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带兵镇压。大业九年（613），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仓反叛朝廷，隋炀帝派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候卫将军屈突通等人，驰传发兵，讨平了杨玄感。后来，天下大乱，隋炀帝就赋予一些官员临时性的使命，授以"讨捕大使"的名号（屈突通、张须陀、裴仁基等都当过讨捕大使），前往各地平定起义和叛乱。但这时社会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天下扰攘，蜩螗沸羹，所有的治安措施都已无济于事。农民起义，隋官反叛，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终于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