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景教

　　景教（Nestorianism）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由叙利亚人聂思脱利（Nestorius）创立。聂思脱利大约生于公元380年，451年去世。他曾入安提阿（Antiochia，今土耳其Antakya）近郊的隐修院传道。428年，他被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他的主张与希腊东正教正统说法不同。他抨击上帝一位论，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即把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强调基督人性的现实性与完整性。他认为耶稣基督既是神之子，又是玛利亚之子，但玛利亚只生了耶稣的肉体，而没有产生耶稣之神，因而拒绝将基督作为人的行为和所受的苦难归于基督的神性，玛利亚只能是基督生母，而不是上帝的圣母，因为那样做等于宣称神性可以由一位女人产生，或者说上帝可以只是两三个月大的婴儿。431年，东正教将他离经叛道的说法斥为异端邪说，由于东罗马皇帝袒护，四年后他才被革除教职，驱逐出国。基督教的这个支派在东罗马受到排挤，却受到一批信徒的拥护和欢迎，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传播，后来在波斯受到国王的宽待和保护，得到较大的发展。

　　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来华传教，唐太宗命他翻译景教经典。三年后，唐太宗下诏在长安建寺一所，称为波斯寺，发展教徒21人，景教始传入中国。所以称为景教，是由于"景"的含义是光明，取《新约》光照之义。唐高宗时，又下诏在各州建立波斯寺，并赐阿罗本"镇国大法王"的称号。景教传入洛阳的时间，可能在显庆二年（657）或稍后。这年二月，唐高宗首次幸洛阳，年底改洛阳宫为东都。洛阳出土的《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丘之铭》，说这位波斯国大酋长名叫阿罗撼，显庆年中，唐高宗"以功绩可称"，"出使召来至此，即授将军"。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在洛阳修造巨型金属纪念柱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就是阿罗撼召集诸蕃王建造的。阿罗撼在洛阳生活了半个世纪，景云元年（710）以95岁高龄去世。其子俱罗等人"号天罔极，叩地无从"，"葬于[洛阳]建春门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1116页）天宝四载（745），唐玄宗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地的景教寺改称为大秦寺，因为这时波斯已经灭亡，而景教出自时称大秦的东罗马。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唐高宗时景教便是"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和宫敞朗，遍满中土"；唐玄宗时达到"率土高敬"的地步。（《金石萃编》卷一百零二）但这样说，难免有景教徒夸大其词的成分，因为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毁佛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馀人还俗"（《旧唐书》卷十八下《武宗纪》），全国范围内景教连同祆教徒，总共才三千多人。向达指出："阿罗撼及其子俱罗，……原为景教徒。""据碑末叙利亚文，及烈乃总摄长安、洛阳两地景众之主教。"（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5-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当时，洛阳的修善坊有景教寺庙。

唐代景教经幢（洛阳出土）

　　关于唐代洛阳景教更详细一点的情况，张乃翥指出：2006年洛阳出土了一件唐代景教经幢残件，顶端影雕十字架符号及其左右配置的天神形象，中段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部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一篇。依据残存文字，可知：（1）景僧清素弟兄与从兄少诚、舅氏安少连及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人，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十二月八日，在"保人"某某参与下，于洛阳县感德乡柏仁里购买崔行本地一块，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及"亡师伯"某修建茔墓，并于墓所神道旁侧树此幢石。这对唐代洛阳地区景教的存在，提供了考古学证据。（2）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和威仪大德玄庆都姓米，九阶大德志通姓康，以及"检校茔及庄家人昌儿"等等。安、米、康都是中亚粟特胡人昭武九姓的国名，这些国家的人士来华后以国名为姓氏，可见当时洛阳景教信士多为旅华胡人后裔。（3）树幢刊经15年之后的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二月十六日，这一景教群体又于当地举办"迁举大事"，反映当时东来景教社团法事活动的绵延。唐代洛阳建春门外曾有东来胡人墓葬区，晚清时期阿罗憾墓志便是在这里出土的。建春门内西边有南市，其西修善坊、思顺坊、福善坊一带，多有西域胡商聚居。因此，与南市接近的城东"感德乡"一带，出现这些西域胡人的墓葬遗物。这一景教遗物有模仿佛教文化的迹象。八面棱柱的经幢结体，直接仿照了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形制。上端除了十字架图徽明显带有西方基督教装饰理念外，其两侧对称的飞翔天神，并非沿袭景教旧邦习见的带翼"天使"的模样，除了头顶发式略有自身的个性外，其曲折婀娜的身躯及身后腰间凌空飘逸的披帛、裙下流荡的祥云，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接近。幢记末尾"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等等带有唱诗意味的"祝"词，透露出效仿佛经"偈语"的痕迹。（张乃翥：《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11日第7版；《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