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他们渐渐地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企业，我们只好关门大吉，”小弗里曼说。第二个被迫关闭的企业是保险公司。至少是在当时，保险公司的业务跟共产党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可后来，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国有保险公司。但他们完全采取了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让那些有钱人来负责赔偿。比如说如果AIU 承接的汽车保险客户出了车祸，对方一定是正确的，所以AIU 就一定要做出赔偿。
AIU 遇到的最后一笔业务是承保了一艘中国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往来的货船。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航程，因为台湾的国民党会对所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东西进行轰炸。因为船主认为战争险的投保金太贵了，所以保险没有包括兵险。结果国民党炸沉了这艘货船。船主让船长去见小弗里曼，让小弗里曼支付船长的工资。当时负责处理上海业务的是鲍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们决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们错误地相信那里的法官们会从国际视角考虑问题，应该懂得国际法。可就在案子呈交到法庭之后，法庭立刻宣布他们不得离开上海。由于大多数保单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决定等待保单过期。于是他们关闭了公司，每天靠打网球消磨时光。
弗里曼的女儿琳达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当多林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的。当时医院每天都收费都是固定的，跟前来就诊的病人的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前来就诊的有100 个人，则当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负担；如果只有三个病人，就由三个人承担。琳达花了1000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
弗里曼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达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难民船，但他们却差点没赶上上船的时间。“当时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针对公司的诉讼，”他回忆道，“在最终裁决下达之前，相关各方都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这艘船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时候，船票到了。对方告诉我们，法院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口供而已，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开。”
“下午6 点钟开始。法官首先问我，难道上海不是个很棒的地方吗？我说是的，我在这里度过了20 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法官(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问弗里曼美国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楼。“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楼大约只有13 层高，”弗里曼说，“所以我告诉他，在纽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楼都有帕克酒店的两倍高。他不相信，他说，‘可是在美国，你们的工人都是受压迫的。’我说，‘是的，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就是你们所谓的压迫的话。’这时法官开始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在美国，三K 党可是个大麻烦。’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我说道，‘是的，的确是个大麻烦。’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他就变得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 点半了——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带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说：“所有的人都带了些烈酒——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苏格兰酒和白兰地。船上有很多来自石油公司，比如说Texaco 和标准石油的年轻人；他们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开始高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很快，岸上的共产党勃然大怒；咆哮着冲上甲板，要求船长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快就清醒过来。当时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长，他大声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轻人，让他们先躲起来，然后又想办法说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平静下来。”
史带把公司的一位高级执行官查理·米纳(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负责进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们支付了那艘货船的赔偿金，大约有30 万美元，可由于这笔保险的主要承包人是劳氏保险公司，所以大部分赔偿都是由他们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释说他们可以取消一些保单，比如说火险，之类的赔偿，因为这些保单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时间。当时史带还没有重新开始人寿保险业务，但二战之前签下了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AIA 准备把这些账目进行清算，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承保人前来领取保险金，结果只有很少的人前来领取。AIA 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了这笔保险金。
到了香港之后，谢凯开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工会——当时每个组织都有工会来代表工人们的利益。在上海，接下来关闭的是银行，然后是房地产公司，但最终中国政府没收了一切。汽车代理公司也被迫关闭，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钱给剩下的员工们发了工资。为了付清所有的账款，史带又寄去了50 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情况，史带不一定要付清这些钱，但他还是主动选择这样做。没有人想过要保险公司进行没收赔偿。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员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大约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查理·米纳才最终彻底关闭了公司在上海的业务，退到香港。
到了这个时候，史带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选来管理他在日本新设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儿子小弗里曼。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职业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语言技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那艘难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从香港辗转到了日本，并随后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时间。
当时是1949 年9 月，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日本整个社会经济都围绕着军队运转。刚开始时，AIG 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军队的保险需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日本刚刚开始进行重建。没有汽车制造厂，没有电子行业，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出租车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们能够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国驻军废弃的汽车。日本人把美国人认为完全报废的那些东西重新拼凑起来。”
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向美国士兵提供保险服务，他们想要进军日本市场。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终于从汽车保险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一旦汽车出现任何意外，汽车的主人必须承担25% 的损失。“当时的日本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理赔部门，”弗里曼回忆，“所以比如说撞了人之后，司机就会跳下汽车，亲自跟受害人进行谈判。”
“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我们后来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竞相模仿。如今这些模仿者已经在汽车保险业务上超过了我们。但从一般保险业务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担任了负责公司远东事务的工作；后来又接管了大约占到了公司全部业务的40% 海外运营。后来他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总裁，成为AIG 的董事和高级资深副总裁。
AIU 遇到的最后一笔业务是承保了一艘中国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往来的货船。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航程，因为台湾的国民党会对所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东西进行轰炸。因为船主认为战争险的投保金太贵了，所以保险没有包括兵险。结果国民党炸沉了这艘货船。船主让船长去见小弗里曼，让小弗里曼支付船长的工资。当时负责处理上海业务的是鲍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们决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们错误地相信那里的法官们会从国际视角考虑问题，应该懂得国际法。可就在案子呈交到法庭之后，法庭立刻宣布他们不得离开上海。由于大多数保单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决定等待保单过期。于是他们关闭了公司，每天靠打网球消磨时光。
弗里曼的女儿琳达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当多林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的。当时医院每天都收费都是固定的，跟前来就诊的病人的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前来就诊的有100 个人，则当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负担；如果只有三个病人，就由三个人承担。琳达花了1000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
弗里曼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达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难民船，但他们却差点没赶上上船的时间。“当时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针对公司的诉讼，”他回忆道，“在最终裁决下达之前，相关各方都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这艘船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时候，船票到了。对方告诉我们，法院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口供而已，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开。”
“下午6 点钟开始。法官首先问我，难道上海不是个很棒的地方吗？我说是的，我在这里度过了20 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法官(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问弗里曼美国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楼。“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楼大约只有13 层高，”弗里曼说，“所以我告诉他，在纽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楼都有帕克酒店的两倍高。他不相信，他说，‘可是在美国，你们的工人都是受压迫的。’我说，‘是的，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就是你们所谓的压迫的话。’这时法官开始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在美国，三K 党可是个大麻烦。’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我说道，‘是的，的确是个大麻烦。’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他就变得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 点半了——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们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带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说：“所有的人都带了些烈酒——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苏格兰酒和白兰地。船上有很多来自石油公司，比如说Texaco 和标准石油的年轻人；他们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开始高唱国民党国歌‘三民主义’。很快，岸上的共产党勃然大怒；咆哮着冲上甲板，要求船长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快就清醒过来。当时表现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长，他大声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轻人，让他们先躲起来，然后又想办法说服了共产党，让他们平静下来。”
史带把公司的一位高级执行官查理·米纳(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负责进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们支付了那艘货船的赔偿金，大约有30 万美元，可由于这笔保险的主要承包人是劳氏保险公司，所以大部分赔偿都是由他们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释说他们可以取消一些保单，比如说火险，之类的赔偿，因为这些保单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时间。当时史带还没有重新开始人寿保险业务，但二战之前签下了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AIA 准备把这些账目进行清算，他们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请承保人前来领取保险金，结果只有很少的人前来领取。AIA 用当地的货币支付了这笔保险金。
到了香港之后，谢凯开会见了当地的许多工会——当时每个组织都有工会来代表工人们的利益。在上海，接下来关闭的是银行，然后是房地产公司，但最终中国政府没收了一切。汽车代理公司也被迫关闭，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钱给剩下的员工们发了工资。为了付清所有的账款，史带又寄去了50 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情况，史带不一定要付清这些钱，但他还是主动选择这样做。没有人想过要保险公司进行没收赔偿。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员工，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大约又用了一年半时间，查理·米纳才最终彻底关闭了公司在上海的业务，退到香港。
到了这个时候，史带已经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人选来管理他在日本新设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尔德·弗里曼的儿子小弗里曼。在整个远东地区的职业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语言技能给他的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帮助。那艘难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从香港辗转到了日本，并随后在那里生活了将近20 年时间。
当时是1949 年9 月，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日本整个社会经济都围绕着军队运转。刚开始时，AIG 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军队的保险需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日本刚刚开始进行重建。没有汽车制造厂，没有电子行业，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出租车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们能够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国驻军废弃的汽车。日本人把美国人认为完全报废的那些东西重新拼凑起来。”
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并不满足于仅仅向美国士兵提供保险服务，他们想要进军日本市场。最终，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终于从汽车保险业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一旦汽车出现任何意外，汽车的主人必须承担25% 的损失。“当时的日本公司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理赔部门，”弗里曼回忆，“所以比如说撞了人之后，司机就会跳下汽车，亲自跟受害人进行谈判。”
“跟别的地方的人一样，日本人也想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进行谈判，所以我们就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服务。我们后来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汽车保险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竞相模仿。如今这些模仿者已经在汽车保险业务上超过了我们。但从一般保险业务上来说，我们仍然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担任了负责公司远东事务的工作；后来又接管了大约占到了公司全部业务的40% 海外运营。后来他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总裁，成为AIG 的董事和高级资深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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