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在中国即将加入WTO 之前，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中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让格林伯格在中国拥有一家AIG 的全资子公司。时任中国WTO 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后来说：AIG 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1973年，我加入AIG ·格林伯格在C.V. 史带公司的第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在职业生涯上的相似点仅止于此。请我加入AIG 的是AIU 的主席吉米·曼顿，他出生于英国，靠自学成才，知识渊博。当时我正在国际保险咨询委员会( 在海外运营的美国保险商公司联合会) 供职，根据该委员会成员( 大约一共有25 名) 的协议，委员会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不得把我从协会中挖走，但AIG 显然根本没把这套放在眼里。

　　虽然我的直接上司是曼顿，但我相信应该是格林伯格批准了我的任命，而且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向格林伯格直接汇报工作了。汉克的工作繁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跟华盛顿打交道，这也正是我的任务之一。AIG 当时正在召开董事会，所以当我走进吉米的办公室时，他立刻把我带进了会议室，并把我介绍给其他董事会成员。虽然AIG 刚刚上市四年时间，但这种极不正规的做法还是让格林伯格忍不住冲曼顿大发雷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居然敢在我开会的时候把一名新员工带进来？”曼顿似乎并不在意，但毫无疑问，这声大吼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几个月后，格林伯格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开始跟我讨论中国的情势。“随着尼克松的出访，中国会逐渐敞开大门，”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受到邀请。而且我希望能够成为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公司。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工作。”离开格林伯格的办公室之后，我开始忍不住想：他是说希望AIG 是第一家被邀请回到中国的保险公司吗？或者是第一家被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公司？但我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想方设法通过所有渠道来得到中国的邀请函。在当时，帮助美国公司前往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几年之内，它开始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服务行业之一。

　　几经波折，我选择了大通曼哈顿银行，这家银行正在与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律师斯坦利·拉曼(Stanley Lubman) 一起为一些像我们这样的项目提供服务。当时负责该业务的是肯·摩尔斯(Ken Morse) ，他很快就帮助戴维·洛克菲勒进入了中国。根据他们的建议，我给格林伯格写了一份计划书，建议AIG 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建立合作关系。有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把话题做大，要大谈加强合作将会如何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可糟糕的是，我们居然把整份计划书交给了我们在纽约的几名员工翻译。

　　斯坦利当时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准备把建议呈交给北京政府，可就在中途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们那份翻译文件完全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让AIG 无法获得邀请——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目标滞后很多年。虽然我们的员工用的是中文，但是却不是当时中国所用的现代中文。他举了个例子：按照简体中文的说法，文件中的“美国国际集团”很可能会被理解成“美国国际派系”。于是斯坦利在香港专门请人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然后又重返中国，并把计划书呈交给中国政府。随后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斯坦和

　　肯经常会通过他们在中国的联系人了解进展情况，但对方总是告诉我们要继续等待。最后，我们终于见到了第一丝曙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PICC) 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汉克，还有所有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的人，都感到十分兴奋。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确定了访问日期。我也对自己第一次访问中国感到兴奋不已。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说汉克只带巴克·弗里曼、吉米·曼顿还有他们的妻子前往中国。我气愤极了，于是就找了个时间，走进汉克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虽然我刻意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努力不让汉克发现我有多失望。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汉克还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他告诉我他只准备带那些跟中国相关的人前往( 我明白为什么要带巴克；不过虽然我非常尊重也很喜欢吉米，可我不明白他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吉米年事已高。汉克接着说道，“你还很年轻，今后会有足够多的机会。”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