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这个时候，我的怒火已经平息了。虽然他并没有表扬我，也没有感谢我帮助公司拿到了邀请，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非常赞赏( 虽然我知道，当我通过大通和拉曼设法接触中国的时候，他也在不断利用自己的关系设法打通前往中国的通道，而且他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能够成功。不管怎么说，我并不值得为此牺牲我的前途。

　　第一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跟一家外国公司建立合作，AIG 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备忘录，这份工作交给了巴克·弗里曼来完成。他们找到了一位破旧的打字机，汉克站在巴克的一边不停地提建议，吉米·曼顿站在巴克的另一边。我至今也不清楚巴克到底是否会打字。总而言之，后来这份备忘录被翻译成了中文，作为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弗里曼至今还记得，那份备忘录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AIG 将会继续讨论建立合资公司的可能性。”

　　1980 年，我访问中国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跟一群同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三个星期的访问。坦白说，这是一次无关紧要的旅行，但它却可以让我更加了解一个即将与AIG 建立关系的国家。三个星期并不短，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务，我向汉克告别，并在出发之前接到了他的送别电话。我有时候会觉得在AIG ，旅行和其他类似的活动本身就是酬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5 年的AIG 中国之旅像是打开了一扇大门，此后汉克无数次前往中国，并最终帮助AIG 再次成为在中国境内经营最好的外国保险公司。1975 年，就在格林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期间，PICC 的宋国华和其他官员跟格林伯格进行多次会谈。到了1980 年，双方的关系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商谈双方在百慕大组建中美保险有限公司(China America Insurance Company, Ltd.,) 的股东协议，这也是PICC 跟外国保险公司第一次建立伙伴关系。1985 年上半年，中美保险公司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分公司。

　　当然，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打个比方，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中国官员说他们的理赔金额太高了，所以希望AIG 能够为他们承担更多的再保险，希望AIG 能够出于“合作和友谊”对他们提供更多帮助。不用说，汉克果断地表示拒绝。

　　1992 年，在汉克第一次访问中国17 年之后，友邦人寿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个外国人寿保险执照。一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政府颁发给外国保险公司的唯一一张执照。如今AIG 在中国的八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整个中国( 包括香港) 每年为AIG 带来13 亿美元的收入，虽然这只占到了AIG 年度总收入的2%，但由于中国的保险市场每五年都会增加四倍，所以AIG 在该市场上的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为了拿到这张执照，AIG 对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和长期的盈余预测，AIG 是不会这么做的。前不久我问小弗里曼中国政府能够接受AIG 是否真的像AIG 内部所流传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当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坚持付清了所有的赔偿，而如今当初很多在史带上海公司工作的人都成了PICC 的员工。”小弗里曼说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中国中国政府的热情接待，并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给PICC 很多他们需要的东西。”又一个AIG 神话破灭了。

　　事实上，AIG 在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的坚持不懈。AIG 内部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话，说AIG 实际上是“一切都是格林伯格”(All Is Greenberg) 的首字母缩写——AIG 的中国之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林伯格，跟尼尔·史带一样，也对中国抱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所以他亲自参与了整个过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格林伯格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经为上海市长担任顾问，并且在上海创建了国际商业领袖顾问委员会。此外汉克还带头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修建了上海中心，也就是今天的丽兹·卡尔顿(Ritz-Carlton) 酒店。酒店落成之后，上海中心曾经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建筑物。他还授意史带基金会资助上海的一家儿童医院( 幸运的是，AIG 不仅能够以创始人的名义建立一家独立的基金会，而且能够指挥该基金会继续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在格林伯格为中国提供过的所有帮助当中，其中最有创造力的一次就是他让史带基金会从巴黎的一位文物商人那里收购了北京颐和园的雕花大门，并将其赠送给了中国政府。他还让AIG 帮助资助了上海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