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跟汤米·克卡兰一起工作。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克卡兰的情景。克卡兰、扬曼，还有罗威三个人的办公室几乎占据了华盛顿市中心的一整个街区。可当我前去拜访克卡兰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办公室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他也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

　　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吩咐接待员让我在接待室足足等了半小时，然后把我带进了一件挂满了跟华盛顿所有重要人物的合影的巨大办公室。大约45 分钟之后，克卡兰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说：“跟我来，小伙子，”然后他带我走进了另外一件同样挂满了照片的巨大办公室。大约10 分钟后，他又告诉我：“稍等，我要离开一分钟。”最后，又过了大约20 分钟之后，他带我走进了一个跟前两个办公室类似的办公室。“好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他问。还没等我开口，他的秘书就探进头来，说有个电话。克卡兰拿起了电话，开始跟一位他称为“副总统先生”的人聊了起来。几分钟过后，秘书又探头进来，“另外一条线。”他又接通了另外一条线，把话筒放到自己的左耳上。然后他把两个话筒捂到自己的胸口上，悄声地告诉我，“是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人物时的经历。我当时还只是个来自纽约的毛头小伙子。不妨设想一下克卡兰当时留给了我怎样的印象。毫无疑问，非常震撼。最近我发现有一位AIG 的同事跟克卡兰交谈的时间比我还要长，他说他永远不会低估这位“柯克兰先生”，而且他相信电话另一端真的是副总统和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克卡兰曾经参加过主业会(Opus Dei ，一家天主家的世俗组织，最近因为《达芬奇密码》而名声大噪。——译者注)。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不要付钱给我，直接捐给主业会就可以了。克卡兰非常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谈话进行录音。这可能是因为他经常会进行很多游说和其他具有争议性的活动吧，比如说他有时会代表某家公司的利益，有时又会代表政府试图去影响最高法院。正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当我开始接触克卡兰先生时，他的年纪已经大了，所以经常会闹出一些既好笑又让人有点感伤的例子。比如说有一次，他从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那端大叫：“小伙子，给我回个电话。”说完就挂了电话，结果连个号码也没留给我。又过了几分钟，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回电话吧，后来克卡兰向格林伯格抱怨，“那个刚来的小伙子居然没有给我回电话。”随后格林伯格就会向我抱怨，然后我就会解释一番，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马特·尼梅兹告诉我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当马特负责帮助凯雷州长完成过渡时期工作的时候，他曾经接到过克卡兰的电话：“马 特，我现在代表AIG 跟你通话，我们想跟你和新任州长讨论一下下届国家保险局局长的人选问题。”“没马特说他手头正忙。于是克卡兰说道，关系，记下这个号码，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再给我回电话吧。这是时代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我在这里等你消息。”他可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当时又是冬天，所以马特立刻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最终确定了一位汉克和其他人都感到满意的保险局局长。马特告诉我他真的很怀疑克卡兰当时是否真的在时代广场的电话亭，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套把戏真的让我立刻替他安排见面时间，把他请到了办公室。”

　　法律规定，竞选之前的最后一天，参选的政党便可以接受来自各界的现金捐赠。我们负责政府关系的业务人员会和柯克兰一起坐上豪华汽车，一路开过纽约的时尚街区。途中他们停了很多次，收了一袋又一袋的现金。然后他们直接把车开到华盛顿，向一些非常有名的参议员捐赠大量的现金。很多人怀疑那些钱最终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换句话说，有人怀疑它们根本没有存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账户。

　　AIG 负责政府关系的律师帕特·佛雷经常喜欢讲述一个关于克卡兰代表阿司匹林制造商们游说国会的故事。“有个孩子因为服用过量的阿司匹林致命，所以国会决定把每瓶阿司匹林的剂量减少为25 片。制造商们认为，除非能把每瓶阿司匹林的剂量增加到60 片，否则制造商们就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于是克卡兰给希尔打电话，让他修改一下这条规定，然后又给那些制造商们寄去了帐单，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其中有一家圣·约瑟夫大药厂表示不愿意付款。就在那天晚上，克卡兰又让国会把规定修改为每瓶25 片，直到对方付清帐单之后才又重新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