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克松当选时，很多说客都觉得克卡兰这下可要倒霉了，但就在总统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宴会上，克卡兰俨然作为陈香梅友人的身分出席，而且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是别人无法打压的人，到死都是这样。

　　当时AIG 还请了其他一些说客和顾问。其中是真正的南方绅士亨利·杜雷(Henry Dudley)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他为“亨利表兄”。他的儿子也是一位律师，名叫斯波特伍德(Spottswood) 。亨利的强项是对付军事部门。在亨利表兄的帮助下，我被选入乔治城俱乐部(Georgetown Club) ——当时加入这家俱乐部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后来由于韩国商人童森·帕克(Tongsun Park) 丑闻事件的介入，这家俱乐部的名誉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帕克经常到访这家俱乐部。亨利·杜雷因为担任E.F. 胡顿(E.F.Hutton) 继承人的财产执行人，开始发迹。

　　AIG 的另外一个顾问是风度翩翩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 ，很多人称他是中情局历史上最好的局长。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理查德·赫尔姆斯被赶出中情局。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把他当成AIG 最好的顾问之一，经常向他咨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大约在加入AIG 五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我被选入大名鼎鼎的外交事务委员会。曾经邀请我在亚洲协会上发表演讲的史洛德银行董事杰克·霍威尔提名我加入该委员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被选入这家委员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我等着委员会的批准，并最终加入了这家委员会。直到加入该委员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怎样的荣耀。约翰·林德塞市长(John Lindsay) 提名我的妻子加入这家委员会，但前提是她要答应不会跟那些没有获得提名的纽约名流们一起反对他——当时有许多名流因为没能加入该委员会而对市长表现出极大的不满。

　　我后来私下里告诉汉克我被选入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事，他显然有些恼羞成怒。为了加入这个委员会，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可一直都没有成功。毕竟，如果说我都能被选入该委员会，一个像他这么有成就的人怎么可能反而受到冷遇呢？所以在听到我被选入这家委员会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加入一家这样的组织呢？”我问他是否要我了解一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加入，汉克表示同意。接到任务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其实我对此根本无能为力。整个选举过程是非常神秘的，董事会通常会从提名委员会推荐的名单当中进行选择，而格林伯格已经被提名了好几次，但最终都被董事会否决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好消息，一下子让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大约就在我询问格林伯格为什么没能加入该委员会的时候，这家委员会的主席戴维·洛克菲勒打破了该委员会“委员不得参与选举过程”的规定，给提名委员会写了一封信，对格林伯格大肆夸赞了一番。于是提名委员会就提名汉克，随后董事会就批准他加入了该委员会。

　　我并没有将这份功劳据为己有，但当汉克向我就此事表示感谢时，我没有推辞。毕竟，我做出了努力。后来汉克又被选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董事和副主席，他在外交事务委员会拥有一个专门的房间，一个项目，还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席位。

　　我在AIG 最为不安的一次经历发生在我跟我的妻子刚刚结束一次愉快的欧洲之旅时。“我的上帝啊，”刚一进门，我就大叫道，“这封信上说我欠AIG 一百五十万美元。”看完信之后，我立刻浑身直冒冷汗，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里不停地拨电话，向所有的朋友征求意见，完全忘记了时差反应。

　　这份信是AIG 一个级别相对较低的工作人员发来的，他在信中说AIG 的一处房地产投资出了点问题，希望所有的合伙人能够出钱负担损失。很自然，他们也提到了格林伯格的名字，在AIG 内部，这几乎是所有活动的一个标准流程。最后，直到那天深夜，我才接通了替我报税的安吉罗·玛丽安妮(Angelo Mariani) 的电话。他跟AIG 的渊源要比我深很多，但听到我的电话之后，他静静地说：“你并不是我们的合伙人，所以你不用担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来没有人向我要过这笔钱，不过我知道有些跟C.V. 史带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人收到通知，至于到底是否有人真的做出了捐赠，我也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