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柳存仁,祖籍山东临清,191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士;曾获伦敦大学荣誉文学士、哲学博士及文学博士学位,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亚洲研究学院院长,退休后被选为名誉教授及大学研究员。1966年至1989年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巴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马来亚大学、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大学、新西兰渥克兰大学的访问教授。1974年和1977年,作为澳大利亚科学院访问团成员两次访问中国。1984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邀请在北京作了一系列关于道教史的讲演。此后,多次回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国内外汉学的交流。1992年,荣获澳大利亚政府颁赠的AO(Order of Australia)勋衔和勋章。柳存仁教授的研究,集中在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古籍等方面,其着作《道藏的性质》、《老子想尔注》现存大英博物馆。2009年8月中旬逝世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③这个人叫陈国符。陈国符除在化工、造纸专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外,其突出贡献是自1942年以来多年对《道藏》进行研究。陈国符是工业化学家和教育家,也是道藏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研究范围涉及《道藏》的研究方法、外丹黄白术石药和草木药及其隐名的考定、道教音乐和《道藏》中着作出世朝代的考定等,以《道藏》研究称誉国际汉学界,被认为是“道藏学”这一学术领域的开辟者和世界领先学者与权威。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开辟了《道藏》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和对《道藏》的目录学及《道藏》中国外丹黄白术(即中国炼丹术)史料的基础研究。陈国符是《道藏》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并且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不可替代的世界领先学者。他用科学的方法对《道藏》中的自然科学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整理,为后人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④吴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早年名玉衡,陀曼。陕西关中泾阳以北嵯峨山麓安吴堡人。吴宓生于一书香门第。其嗣父吴建常曾任靖中军秘书长,后任凉州副都统。吴宓幼读孔孟,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陕西提学使咨送赴京。1913年外务部所属令各省提学使招考“游美第二格学生”,规定考生年龄最大限是15岁,但这年他已经17岁。为报考“游美生”,便更改年龄和名字。他取手中携带的《康熙字典》,闭目翻开某一页,用手指确指一字,得“宓”字,即报填“吴宓,泾阳县人,年十五。”“于是吴宓之名遂立,而后所犯之错误,所加之罪名,悉与吴宓二字相连属,相终始矣!”(《吴宓自编年谱》)这一招终于使他得以赴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后来因为慕美国着名保守主义文论家白璧德(IrvingBabbitt)之名,又进入哈佛,与梅光迪一同师事白璧德。以倡导古典主义,扞卫固有文化为己任,在文学研究上特别重视文学的伦理作用,是白璧德教授的中国真传弟子。1921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到东南大学(今南大前身)任教授。但是,是时的东南大学,人际关系复杂,内部斗争激烈,正直的、有才学的人寡不敌众。吴宓坚辞了东南大学的教职。
吴宓1924年底被聘为清华教授。此事的促成与梁实秋有关。原来在1923年3月,清华高等科四年级学生梁实秋等三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梁实秋连续去听了吴先生两三日的《欧洲文学史》课。当时,吴先生所讲的内容是卢梭的生活和着作。听课之后,梁实秋并未去拜访吴宓。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评论东南大学的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梁实秋的文章述及吴宓讲卢梭课,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任何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说当时清华正缺良好的教授,这是共识。并说,吴先生亦是清华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吴宓说:“此亦与清华之聘宓往,有关。”后来梁实秋游美留学也到了哈佛,同样师从白璧德教授。明显是受到吴宓影响。
原来的清华学校,本来是一个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到这里来,主要是念英文,然后念一些欧美的文化,也念一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就是一个预备学校。但是1924年的时候,曹云祥校长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应该提高这个学校的水准,清华学校应该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曹云祥1924年2月22日致函胡适,想聘请他担任筹备大学顾问(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同时,又动员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职位同各系科主任)。胡适推辞不就院长(后改为吴宓任主任),但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因此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制,是曹云祥校长根据胡适的提议设立的。曹云祥首先从国学来开始建设,就找了胡适,请胡适到清华来作研究院的导师。胡适说:“我没有资格,给你推荐几个人。”就是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代的精神偶像,赵元任是胡适留美时的挚友,王国维的学问是胡适很敬重的。当时决定聘用王国维为研究院院长。
⑤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早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归国,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1910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8年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学习东方古文字。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陈先生以主要精力攻语言学,学习多种语言,如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俄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季羡林文集》第3卷,第272—285页),以便为研究佛经的文学翻译和历史学打下宽厚、扎实的基础。因此陈先生没有按照哪个大学的规定去读博士学位,宁可沿着自己选定的治学道路前进。如此,他可享受很大的自由,他不必费时间去写博士论文,去参加博士学位答辩。但是他虽然没有拿博士学位,而学术地位却是公认的,正像其他“中国近代许多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季羡林《留德十年》,《季羡林文集》第2卷,第464页)一样。他的学术道路充满了个性化的色彩,厚积薄发,影响越来越大。
陈寅恪1925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任国学研究院导师。虽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之前,并没有发表多少论文和专着,但他的哈佛同学吴宓非常了解他的学问,提出聘请他的方案后在学校没有遇到反对,仍然被聘为导师。
陈寅恪刚到北京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念,是不清楚的。吴宓、赵元任闲谈时,陈寅恪夫妇也在场。赵元任对吴宓问道:“雨僧,是叫陈寅kè,还是陈寅què?”吴宓诧异道:“大家都叫他寅què,难道不对吗?”一面看着陈寅恪。陈寅恪微微一笑:“大家都那样念,也就没有办法。”赵元任严肃地说:“总要有个标准。这个字,就是该念kè,我是在民国十三年才发现寅恪自己拼写的德文,是写作YinKo Tschen的。寅恪是谦谦君子,不好意思纠正别人。但是我是喜欢咬文嚼字的,这个字念错了,以讹传讹,可不得了。”陈寅恪微笑着说:“我的江西口音比较重,其实这个字是应该念Kè,不念què。说到咬文嚼字,《说文》这部书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