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7日上午10∶00～11∶00

蔡德贵：董老师的批语是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他布置作文，“随便写来”四个字，不出作文题，是吗？

季羡林：就是他的，不出题。

蔡德贵：您用《随便写来》写过文章？

季羡林：对。就是这样子。

蔡德贵：您的文章还记得吗？

季羡林：记不得了，反正写啦，用《随便写来》做题。董秋芳是这样子，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后来从事写作，与他的影响有关。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学英文的，翻译了一本叫《争自由的波浪》，从英文翻译成汉文。那时候，有一个习惯，他本来也不是中文系的，后来我自己也当国文教员，也不是中文系的。就是人家只要认为他是作家，就可以教中文的。这就是当时的规律。董秋芳就是作家，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作品，就是翻译的《争自由的波浪》。

蔡德贵：您自己有创作的。

季羡林：我创作的。

蔡德贵：有散文，也有小说。

季羡林：对。董秋芳①那时候，我记得他讲这个《苦闷的象征》，日本那个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是讲文艺理论的。内容大概是，主要就是，文学作品的根本来源就是苦。

过去也有这种说法的，中国不是也讲么，“诗必穷而后工”，你不穷啊，老是做官发财，诗写不好。

蔡德贵：实际上是悲剧更有生命力，是吗？

季羡林：嗯。中国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一生飞黄腾达，写不出好诗。这里边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国，还有个说法：“欢愉之辞难工”，欢悦的情绪不能写好（文章）。这话恐怕是对的。因为一个人没有激情，写不出好文章。我一向主张，写科研论文，没有真见解，不要下笔。写抒情的文章，没有真的感情，也不要下笔。下笔也没有好结果。所以董秋芳他自己也没有创作过，只有《争自由的波浪》一本小书，这样他就成为作家啦，后来就到山东教书。

蔡德贵：他教学水平怎么样？

季羡林：教学水平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原因就是，一个，他北方话说的不行，他是绍兴人。另外一个呢，他脑袋里边确实也没有什么学问，大家最多给他个60分，作为教员。

蔡德贵：受学生的欢迎吗？

季羡林：60分么，刚及格。评价，也不是什么受欢迎，谈不到。就是也没有想架他（赶走的意思），架老师就是赶跑的意思，咱们也没有架走他。就是60分，平平，能接受。

蔡德贵：您是不是特别喜欢他那个“随便写来”？

季羡林：也不是。因为后来这样子，他对我写的几篇文章，最早的，评价极高。他这样子，他就讲，说我的作文水平，还有一个理科的王联榜，理科的，那个王联榜是能写，季羡林和王联榜是全班，后来加了一个引号，“全校之冠”，就是全校的第一名。

他教书总起来就是60分，他自己没有学术研究，也没有什么创作，就是《争自由的波浪》。他大概与鲁迅是老乡加小友。

蔡德贵：他沾鲁迅的光了吗？

季羡林：不能说，不能说沾鲁迅的光。他自己就……反正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请一个不是本地的山东人，而且没有什么大成就的，去山东教国文。

蔡德贵：而且是最好的中学。

季羡林：一中当然是最好的啦。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胡也频。他晚啦。

蔡德贵：胡也频早，在先。

季羡林：记不清楚了。

蔡德贵：胡也频是济南高中第一个教您的，是教现代文艺，就是普罗文学。

季羡林：胡也频就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反正当时也是国文教员。丁玲啊，不是他的夫人么，因为胡也频的关系，丁玲到济南去了。到济南去，是这样子，济南那个路，比上海，比不了，不平。特别是那个高中，外边那个下坡，垫着石子，穿着高跟鞋，身体挺胖的，结果胡也频成了她的手杖了。没有胡也频帮她，她走不了路。

所以因此呢，后来就是多少年以后啦，就是，郑振铎、靳以和巴金编那个《文学季刊》，那是后来啦。《文学季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丁玲的《母亲》（此处有误，应该是评论丁玲的《夜会》）。

因为我对丁玲就是那么个印象，拿胡也频当手杖，没有好印象。她的《母亲》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后来我就说，她这个脑袋里边啊，就是不认爹和娘啦，所以写母亲呢，写的，别人写母亲，写母爱，她不写这个，写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文学季刊》啊，头一篇我就写评丁玲的《母亲》。

后来惹出了这个麻烦。麻烦从谁那儿来的呢？沈从文，沈从文啊，与丁玲啊，有一段恋爱关系。所以有一次，就是《文学季刊》当时刚发表的时候，轰动全国。我写那个评丁玲的《母亲》，观点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她这个把她母亲写的，不是写母爱，那个母亲一点也不可爱。所以她脑筋里边的母亲，就是不认爹和娘的，那个母亲。丁玲不是和胡也频已经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