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贵：是不是胡适对这篇文章评价极高啊。

季羡林：他觉得还行。

蔡德贵：“生经一证，确凿之至”，是这篇，还是《列子与佛典》呢？

季羡林：那是《列子与佛典》。因为那个《列子与佛典》，一篇平平淡淡的文章，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列子》的来源问题，怎么回事。也不能说我的那篇文章有多么深刻。关于这个《生经》，佛典里有《生经》，这个《列子》里的《生经》与佛经里的《生经》几乎完全一样，证明《列子》是抄佛典的。胡适仓仓促促要走，到南京去，他写没有写，我不知道，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不但确凿，而且确凿之至。这是胡适上南京以前（说的）。

蔡德贵：好像写过。

季羡林：写没有写，我不知道。反正是这八个字。

蔡德贵：《列子与佛典》，也是在这个季刊上发表的吗？

季羡林：不是，首先发在什么地方，我忘记了。我自己对这篇文章比较满意的。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

蔡德贵：是特别满意吗？

季羡林：也不是特别满意，是比较满意。它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中国哲学史有《列子》，《列子》是怎么回事，上边讲了一下，《列子》是抄《佛典》。这个，就是“藏”，《道藏》《佛藏》，现在不是编《儒藏》吗。“藏”是这样子，实际上都是抄的印度。《道藏》是抄《佛藏》，《佛藏》就是抄印度。

蔡德贵：梵文、巴利文的佛典里面，也有“藏”这个说法吗？

季羡林：巴利文里面，当然不用这个字了，但是（意思有了）。当然，这个历史事实，就是释迦牟尼逝世之后，很容易理解，弟子说，我们大师不在了，弟子聚会，为什么开始说“如是我闻”，就是我当年从老师释迦牟尼那里听说的。

蔡德贵：是不是所有的佛典开头都有这样的一句话？

季羡林：大概都有。就是我这样从老师那里听说的。

蔡德贵：刚才梁漱溟先生好像还没有说完。您特别佩服他的骨气。

季羡林：中国文化书院，后来这个，是这么回事。他原来是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不做了，我就接他的位置。院务委员会，就是（书院的）最高领导，任命院长的。所以我对梁漱溟崇拜，主要是他与毛主席顶，不容易。我不是有一句话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蔡德贵：梁漱溟是不是全说真话的？

季羡林：也不一定全，一个人，一生全说真话的人，不会有的。

蔡德贵：您与梁漱溟有来往吗？除了在文化书院。

季羡林：没有来往。我比他低一辈的，晚一辈。

蔡德贵：您跟张岱年先生是同龄的。

季羡林：我们算是同辈的。

蔡德贵：那冯友兰先生，也是老师辈的。

季羡林：那当然了，他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是学生。

蔡德贵：当时在学校里，《清华园日记》里面，没有提到与他有来往。

季羡林：我跟他在校没有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