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次口述 (1)

2008年11月1日下午4∶00～5∶00

　　蔡德贵：上次讲到，艾克带薪休假，石坦安接替，石坦安又讲了一段，两个人的风格不同。

　　季羡林：嗯。整个的清华的那一段。我的印象，就是在清华大学的那一段，学德文哪，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原因就是任课的那几个教授，都不是太负责。所以我跟乔冠华交换到德国去以后，在柏林住了有七八个礼拜，专门上这个柏林大学给外国人开的德文班，叫加强补习。就证明我们到柏林以后，并不掌握德语，说不了。后来到哥廷根，不是我自己选的，是他们学术交换处指定的。

　　蔡德贵：必须到哥廷根大学。

　　季羡林：嗯。把这个乔冠华，派到图宾根大学。把我派到哥廷根。不过他这一派啊，对我以后很有影响，如果是把我派到图宾根大学，把乔冠华派到哥廷根大学，图宾根那个地方没有汉学，也没有印度学，乔冠华在图宾根，那里就靠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念的那点知识，勉强拼凑了一篇文章。

　　蔡德贵：是庄子的论文。

　　季羡林：大概是。当时我就有一个决心，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不管在德国什么地方，绝不选中国的题目。中国的题目是骗人的。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决心。

　　蔡德贵：与乔冠华的选择有什么联系吗？

　　季羡林：跟乔冠华，一到哥廷根，他到图宾根，我们没有再联系。

　　蔡德贵：那您知道了他选中国学的信息了吗？

　　季羡林：图宾根没有中国学的。

　　蔡德贵：那他怎么选庄子的论文呢？

　　季羡林：当时是这样子啦。反正那是骗洋人的。你总得选择一个题目吧。

　　蔡德贵：乔冠华很快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了。

　　季羡林：嗯。我到了哥廷根以后，固定在哥廷根，当时我还不清楚念什么。有一天我到那个教务处，看到外边有教授开课的名单，我发现里边有梵文、巴利文，所以我应该说是狂喜。因为在国内，在清华大学，我旁听了两门课，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叫什么来着？

　　蔡德贵：文艺心理学。

　　季羡林：文艺心理学，这个课，我还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那时候朱先生刚刚从欧洲回国，讲到的都是当时欧洲最新的东西。另外他自己对中国的这个旧学很有造诣。所以听他那些课，觉得非常有益。

　　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生，就请这个陈寅恪先生开梵文课，陈寅恪先生说我开不了，我不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我到哥廷根和梵文、巴利文不期而遇。忽然看到这里有梵文、巴利文，我立刻就选了。

　　蔡德贵：当时您连想都没有想到。

　　季羡林：没有想到，不知道哥廷根会有什么课。选了以后，任课教师就是Sieg。

　　蔡德贵：Sieg用中文，就是西克教授。

　　季羡林：西克。后来他退休了，就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来接替他。

　　蔡德贵：一开始是西克教授先开的？

　　季羡林：啊？（没有听清楚）

　　蔡德贵：一开始是西克教授先开的？

　　季羡林：西克教授先开的。

　　蔡德贵：后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接替的。

　　季羡林：后来，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问我，你是不是想在这个印度学这方面有所发展？我当时答应他，是的。他当时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德国人对印度学有兴趣的也不多，选这种文字的也不多。找了我这么一个人，很高兴。他就问我是不是要学下去，我回答说，当然要学下去了。

　　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最初还不知道这里有梵文、巴利文。当时脑袋里有一段时间，要学希腊文。

　　蔡德贵：是不是已经学了点希腊文？

　　季羡林：学了点。实际上，希腊文是德国中学里的课程，先学拉丁文，然后再学希腊文。所以我学了点拉丁文，就是给希腊文搭搭桥。后来一发现有梵文了，希腊文、拉丁文我就没有学下去。我这个德文教员哪，是我的女房东。

　　蔡德贵：欧扑尔太太。

　　季羡林：欧扑尔。怎么讲呢？这个女房东啊，到晚上呢，在睡觉前，把我那个德国被子啊，里面是鹅毛的，要不然，就挤在一堆，（睡觉前必须）得把它弄平。欧扑尔太太的任务，就是帮助我弄平鸭绒被。我自己也弄不平。她喜欢讲话，可又没有对象。她每天晚上，给我来弄平这个鸭绒被，就站在那里不走，就跟我讲，她一天里干了什么事，有什么感想。最初，我不全懂。

　　蔡德贵：最初还不全懂？

　　季羡林：其实，那时候强化训练完了。所以我的真正的德文老师是我的女房东。大概听了一年多，听出点门道来了。那时候有几个中国留德学生，在哥廷根，我们组织了一个德文学习班。①

　　蔡德贵：德文学习班？

　　季羡林：当时就选一篇中国的文章，选哪一篇文章，我忘记了。大家都翻译，把它翻译成德文，然后自己互相评论。

　　蔡德贵：还互相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