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尝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学若成“显学”，亦必成“俗学”。大抵真学问需涤尽此类名利。显学是否沦为俗学，不在其是否“显”，而在其是否“俗”。下海之名角有时不及票友，其故在此。盖“名角”多为名利所累，而“票友”则纯为兴味，并不想以此讨生活、求升迁也。故为学问而学问之可贵在此。然而，钱锺书是特殊人物，其易于博得淡泊名利之誉，其故亦在此。

有一种几近于约定俗成的说法，中国有明一代二百余载，即从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中国社会大抵是比西洋先进至少不比西洋差。相当于明时的欧洲刚发生或正处在文艺复兴的势头上，西欧正是从此才突飞猛进起来，而终于超过了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自己和西洋人的脑子里还朦朦胧地存在着“中国的神话”。那么，明代时的中国社会果真“先进”于西洋么？这难以有准确的答案。不过，至少利玛窦把天主教义带来的时候，明神宗的官僚们最赞赏的是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之类的玩意儿。徐光启对利氏等西氏的折服更多的似乎是西洋的水利、天文气象、几何原理等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东西。以后，在天文学、气象学等中国的“强项”里，竟需要西洋人主其事。南怀仁、汤若望正是以其科学方法的准确性战胜了杨光先“回回历”之类的旧法的。说也怪，从沈漼到杨光先一路的“排外派”都是从魏忠贤到鳌拜一路的政治上的“守旧派”。

青少年在读历史书，早就知道几大文明古国之外都是所谓“蛮夷”之邦。刚参加工作时，有些西方人喜欢说，当中国文明已是漪欤盛哉，他们那里还在“茹毛饮血”。这话颇能使中国人赢得几分骄傲的“满足”。后来到了欧洲，发觉我原来只是把“罗马”局限在今天的意大利，其实那本是一个很庞大的帝国。奥古斯都帝国的文明覆盖了西起莱茵、多瑙、大西洋，东抵幼发拉底，南到北非。自然希腊文明是包容在里面的。因此，“茹毛饮血”的人只是莱茵、多瑙以北的“蛮族”和欧洲边边角角的游牧民族了。我于是感到，古老文明本是覆盖了整个星球的大部分，并非专施惠于古中国的。更何况那被奥古斯都排除在莱茵、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在后来成了西欧的“脊柱”。

吾人时常喜欢用西洋的尺度衡量自己的社会，似乎西洋有什么，我们大概也该有相应的东西。例如，西欧有“文艺复兴”，那是作为中世纪的反动而出现的，那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很分明的。于是有热心人也要在自家找个“文艺复兴”，曾有把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比拟为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那自然是个笑话。近来有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文艺复兴”的，其说不得而知。总之，这样的“文艺复兴”已无西欧“文艺复兴”作为时代标尺的原义，而是另一种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