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明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的。这里，“资本主义”只是借用过来的，用以说明某种经济因素正在出现。如果是，则亦仅约略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某些表面现象。这里“萌芽”排除了吾人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积累与生产力的科学化。这两条在明代都还没有。

宋儒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说。这也是东西同然的一种心理。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就说明“注”不见得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所为的。自中西文明有了交往的明代起，双方格义亦都是有所为的，少有纯而又纯的“学理”，终归是为我所用。利玛窦扮成“西儒”以利于传教；马勒布朗士批判中国的宋明理学是为了借以同斯宾诺莎主义争辩；莱布尼茨拥护周易和宋明理学，是因为它有助于说明他的“前定和谐”论；伏尔泰盛赞康熙大帝，是因为他不见容于法王。究其底，都是有些“六经注我”的味道。不想借助中国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就比较超脱，如孟德斯鸠、黑格尔之类。实则莱布尼茨、伏尔泰之类的所谓“亲华派”对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如说中国只有“应用哲学”、“伦理哲学”，没有“思辨哲学”；伏尔泰还说中国在科学方面不大行。所以吾人喜欢说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出现过“中国热”，若不是一厢情愿，怕也是夸大其词了。一些西洋人对中国产生过“乌托邦”式的梦幻，一是听了某些传教士的话；二是自己当时处境不理想，想在遥远的东方找个“理想国”；三是他们都没有来过中国。至于反方向的西学东渐，我们都比较熟悉个中甘苦，此处只想说不要把那时的欧洲人看得太天真了。

黄仁宇以“资本主义”为“技术问题”的概念，排除“意识形态”之因素。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果能如此，自然可以免去许多历史上的麻烦。但远的不说，法国大革命时即已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之斗争，而后爱德蒙?柏克一出，潘恩之争辩，都进一步把一个制度问题涂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所谓意识形态之斗争不必待马克思之问世而始有也。因此，纯而又纯的“技术”观念殊不易有也。

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

周作人谓中西隐士之不同在于中国隐逸之士是“政治”的，西方的隐逸之士是“宗教”的。宋无名氏“水调歌头”虽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但终由于“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而不可得，于是，“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所以，不做官，不是不想做，而是官场失意才做了“隐逸之士”。周作人算是抓住了中国士大夫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