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之病在于“飘”，周信芳则失之“浊”。若两病不能尽去而可去其一者，宁取“浊”而勿“飘”。为学亦当如是。“浊”尚有根，“飘”则易流于油滑。时人谙此理者不多，此马得以时兴故也。

洪亮吉《北江诗话》云：“怪可医，俗不可医。涩可医，滑不可医。”又云：“近时诗人，喜学白香山、苏玉局，几于十人而九然，吾见其俗耳，吾见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学者之失也。”如今文艺界之相声、小品之属，病即在“俗”、“滑”二字。京剧中之“十净九裘”，则病在“不善学”。做人做事，亦当戒此病。

《韩愈志》，钱基博著，中国书店影印。钱基博，钱锺书之父。自古江南多才子，北地甚少。

党同所以伐异，天下政治大体如此。欧阳修“朋党论”分君子之朋以同道，小人之朋以同利。欧公终未及“朋党”真义。

人每有“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自非坦荡者所当为。周总理在“文革”期间尝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此处，“违心”一词乃含有不得已而为之、甚至是“顾全大局”的苦衷。于是，存心伪善之徒便以“违心”二字给自己打掩护，以博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我相信确有人有不得已的难处。但是以“违心”代替“诛心”，则是一种逃脱罪责的“障眼法”。

西方哲学重两端：人性与物性。中国哲学也讲“人性”。梁漱溟所谓“人心与人性”是也。然则中国之“人学”与西洋之“人”似不同。中国的“人”是道德的人，是“应该”怎样做才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的“人”。就是说，要经过“修身养性”才能做到的。而西洋的“人性”则是自然的、理性的“人”，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的。这是“理性哲学”的基础。因此，西洋理性哲学是要使人的本性得到充分发挥和保护。不像中国哲学那样要“矫正”、“规范”人的身心。即“大学”里所概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本是一个人的“认识论”和“目的论”统一，即从“即物穷理”开始。若真从“即物穷理”（格物致知）开始，认识论的路子就对了，可惜《大学》的重点却不在此。第五章只留下了一句话：“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朱注：“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真结语耳。”阙了，怎么办？于是以程子之意补之。即“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那句话。这个意思本是最重要的，但在《大学》更重视的却是“诚意、正心、修身”，而儒家要旨也正在此。中国哲学本也有披露“人性”的字句。“万物皆备于我”这个“我”可以是本然的“人”，“尽心”“尽性”都可以是本然的人的“心”和“性”。问题是这些个别的字句都淹没在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准则里。至横渠四句，“我”作为本然的人，和伦理、道德的人便混在一起了，仍是要从应当怎样做人着眼。